污名化“职业打假人”，何其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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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女子卖150碗熟肉被举报判罚5万”事件引发广大媒体、网友对“职业打假人”的强烈谴责。长期以来，污名化“职业打假人”已经到了颠倒是非的程度，扣在“职业打假人”头上的五大“罪状”，更是荒唐透顶、贻害无穷的谬论。

第一大罪状是“职业”。

按此观点，只有当消费者在偶然和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并且自己使用了假冒伪劣产品，才是正常的消费者，才有权利举报生产者、消费者并获得赔偿。如果举报成了有意为之的经常性行为，也就是把打假当成了“职业”，那么，这种人就不是正常的消费者，没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如果说一次偶然的打假是正义，十次专业的打假又怎么可能变成了“非正义”？同样一件事情，做一次是好事，做十次百次就成了坏事？同样一个人，做一件好事是好人，做十次百次就成了坏人？

这就好比，一位大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某明星吸毒，举报后受到表扬并获得现金奖励，但她如果从此像“朝阳大妈”学习，走上专业举报的道路，就成了“职业举报人”，就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普通消费者因为“倒霉”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往往不会起诉生产者、销售者，因为时间、金钱成本过高。《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44.5%的人选择放弃维权，21.3%的人维权失败，仅有14.6%的人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打击“职业打假人”，唯一的结果就是纵容制假、售假。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满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指出：“消费者在各项交易中力量本已极为弱小又历来缺乏组织，不能通过团体的力量来与经营者组织体相抗衡，以致成为经济上的从属者，容易受到经营者的侵害。由于这些原因，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在强大的经营资本面前，呈现出显著无力的状态，少数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使消费者置身于丧失财产乃至生命的危险之中。因此，要对处于弱势的消费者进行保护。”

既然普通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与违法商家、厂家作斗争，就应该大力支持职业打假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法律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才旗帜鲜明地支持职业打假的。

现如今，却有那么多人反对职业打假，难道消费者成了“强者”，不再需要保护，而生产经营者成了“弱者”，应该通过打击“职业打假人”来获得保护？

第二大罪状是“营利”甚至“牟利”。

2016年8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提到，“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2017年2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即“职业打假人不受消保法保护”。

因为职业打假人是为了获得法律规定的赔偿而打假，就认为他们“目的不纯”，就认为他们不是普通消费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因为虚伪的道德洁癖。

如果因为职业打假者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也在赚取个人的利益，就对他们看不顺眼，那么，所有为社会作贡献的人，都不应该领取任何报酬：消防员应该义不容辞地救火，但不能领工资；医生应该义不容辞地救死扶伤，但不能领工资；老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教书育人，但谈钱就俗，也不应该拿工资；当然，法官、警察等等，统统不应该拿工资。包括起草消保法实施条例的部门，也不应该拿工资。

如果说凡事只能谈“义”不能谈“利”，“以盈利为目的”也算是一种“罪”，那么，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都是不道德的，所有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应该无偿送给人们。

职业打假人的兴起，是以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最高十倍的惩罚性赔偿，为“职业打假人”从事该“职业”提供了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一文中提到，将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武器交给广大消费者，动员亿万群众与伪假商品作斗争，并使之得以实惠，就能对伪假商品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其无处藏身。

职业打假者获得的是法律规定的赔偿所得，他们没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谓“营利”纯属无稽之谈，所谓“牟利”更是欲加之罪。

宁可支持、纵容造假、售假者谋财害命，也不支持职业打假者获取法律规定的赔偿，真是糊涂透顶！

第三大罪状是“浪费公共资源”。

消保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的起草说明指出，职业打假人“极大地浪费了行政、司法等公共资源，扰乱了市场秩序，有必要及时加以遏制。”

因为职业打假人举报制假售假太多，导致一些部门工作量剧增，就认为他们“极大地浪费公共资源”，就要对他们“加以遏制”，本质上不就是懒政和不作为吗？

职业打假人告倒了一些制假售假者，又怎么可能“扰乱市场秩序”呢？难道，让违法商家、厂家肆意妄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就是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四大罪状是“敲诈勒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只要打假者索赔金额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通过诉讼要求赔偿并不违法。除非以曝光、恐吓等方式威胁商家，索要远高于法律规定标准的金额，才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大多数职业打假人都是通过法律途径索赔，所谓敲诈勒索又从何谈起？难道说他们联合法院来敲诈勒索不成？

当然，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正如生产奶粉的厂家有可能会卖毒奶粉，职业打假人也可能混入敲诈勒索者。

既然如此，就去打击那些敲诈勒索者好了，又岂能因此反对和打击所有职业打假人呢？

这就好几乎所有产品都有假冒伪劣，难道就要取缔所有产品的生产，让人类回到原始社会？这就好比包括医生、老师、官员等所有职业都有个别违法分子，难道就得取消所有职业，让人类成为“无业游民”？

以“敲诈勒索”的名义打击所有职业打假者，说到底就是以偏概全、因噎废食和不作为罢了。

第五大罪状是“欺负老百姓”。

“女子卖150碗熟肉被举报判罚5万”事件之所以引起广大网友对职业打假人的愤怒，主要是由于大家觉得这是在欺负老百姓。毛妈妈满脸泪水叫屈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更是勾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同情。

“能不能网暴一下这种人渣，你揪着这些底层老百姓赚这种没下限的钱，有意思吗？？？”这条留言就获得数万点赞。

只要把厂家、商家的身份转换成“农民”、“老百姓”，就能博同情，就能从违法变成正义、冤枉，实在魔幻得很。

法院一审、二审都支持打假者，二审法院认为案涉产品在销售时在外包装上未标识生产者信息、产品保质期等必要的产品信息，违反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及《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相关规定，应认定案涉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

既然商家生产销售的是“三无产品”，为什么就不能打假呢？

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毛妈妈”不只是一位农村老太太，还是一户有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企查查数据显示，“忠县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由王亚琼100%持股。该企业在食品类别和广告销售类别上拥有9个“毛兰英”相关商标。王亚琼名下至少还有一家企业，名为“重庆毛妈妈农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忠州日报》发表文章《“毛妈妈”的老味道这样飘出了山》，对“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的发展情况进行报道。报道介绍，通过不断发展，“毛妈妈”传统产品2019年的年产量达30吨，年销售10余吨50余万元，利润25万余元，其中电商上行销售额35万余元。

明明开公司，还办得红红火火，却说自己是个农民，只是小家庭作坊，岂不是忽悠人？

按这么说，“农夫山泉”“老干妈”也只是农村老头、老太太干的，同样可以大卖“三无产品”？

即便这位“毛妈妈”是冤枉的，即便法院最终认定她不是商家而是“农民”，即便涉事打击人不是通过法院起诉她，而是私下要挟她十倍赔偿，也就是说，假定该案的职业打假人就是敲诈勒索，那么，就应该打击这一名职业打假人好了，又岂能以“欺负老百姓”的莫须有罪名扩大到抵制、打击所有职业打假人？

实际上，社会上和司法实践上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矛盾态度，与有关法律的不明朗相关。

根据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法律支持“职业打假”。

但是，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办公厅发布《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疑似对职业打假持否定态度，其中指出：“考虑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2020年12月29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2020〕17号，其中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的“知假买假”条款全文予以保留，这表明，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后，食品药品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将继续受到法律保护。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德不能向无德让步，正义不能向不正义让步，这就要求无论在道德建设层面，还是法治建设层面，都必须做到明辨是非、坚持正义，而不能因为资本或舆论的影响而飘忽不定。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当务之急，“打击职业打假”则是无稽之谈。（文/李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