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人常说“宁可跟着要饭的娘，也不跟着做官的爹”是否有道理？

现在的人一看到“宁要讨饭娘，不要当官爹”，立马就想到“官爹”不是好人，个个都是爱吃腥味的猫，当了官以后要抛弃原来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原配，然后再找一大堆的妻妾供享乐，说不定还不满足，还要私下找几个情人。

民间俗语用现在人的思维与理解，往往会出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后，品行和人性都坏的人在历史上是少数，并不人人都像陈世美一样，抛妻弃子，忘恩负义。我们不因此就预设立场，搞“疑罪从有”，打击所有古代的官员。说不定一些为人正直、清正廉洁的官员就是自己的祖先，死后千百年，就因做过官，被子孙后代污名化，成了现在娱乐化调侃的对象，被人八卦成古代色鬼。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要想出人头地，绝大多数都以当官为目的。那些时代不像现在，读书的出路很多，大学毕后可当科技工作者，可以当作家诗人编辑，可以当医务工作者，可以当明星，可考公务员等等，都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都可扬名。古代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为四民之首，从师受学，便有上达之路。”读书的人才有资格考功名，进入当官的行列。而“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没于人，近贱。”不读书，不成士子的人就是一辈子的“布衣”。宋代皇帝真宗赵桓，为了鼓励时人读书考取功名，亲自动手写了《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谋 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古代有官府机构做事的人称“官吏”，有官和吏两种。一种是官和僚，自隋朝开始由朝廷统一任命，称朝廷命官。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不属官员，地位极低。官一般是进士和举人，有上升的空间，可以升官，吏做到老也不能成为官，除非按规定参加科举考试。除这两种外还有更夫、捕快、狱卒、服劳役、服兵役人员。

古代官任职为回避制度，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籍贯回避，又称之为地区回避，也就是说朝廷任命官员一律不得在本籍任职，到了明清时，连在本省内任职都不允许，只能到省外任职。因此，古人所说的“千里去做官”也就是如此。明清时，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也就是把可以独霸一方的“土官世袭制”取代“流官制”，由朝廷委派官员到这些地方任职。

古代科举考试也好，千里去当官也好，不像现在的交通方便，现在的学子外出，公路有高速公路，铁路有高铁，条件好的天上有飞机，千里的路程一天就轻松赶到，有的甚至半天就能赶到。古代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靠两条腿走路，官员赴任靠轿子抬，也还是靠别人的两条腿走路。路上得走上几个月，有的要半年以上的时间。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过去的童生，十年寒窗，先要参加县或府州的考试，然后参加省里的乡试，乡试中举后进京参加会试，会试考中后参加殿试。殿试后考中的只是少数人员留在京城的翰林院，大多数的人要委派到外地为官，一般是县官。从京城一路回家报喜后，择日赴任，先要到省巡府处报到，再到知府处报到，然后到县府上任。这样一路走来，还算是成功人士，有了官就有了俸禄，但前期的花费都是自己出，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我们在《儒林外史》中写范进在中举之前的窘境就可见一斑。而范进家离省府不算偏远，所花盘缠费用也不算高，只是屡考不中而已，让亲岳父失去了信心，家里也被他折腾穷了，才瞧不起他。

而那些没有考中的人，不得不三年后再考，又得花费不薄的盘缠费用，家庭付出的代价更大，经济压力更重。这些士子手无缚鸡之力，家里的农活和家务事都扔到一边，靠老婆支撑。那时的人结婚较早，男的十七八岁，女的十五六岁，如果士子考到近三十岁时，儿子也有十多岁了。父亲还没有考取功名，家庭的经济状况又不好，儿子再聪明顶多也只识几个字，大多数时间协助母亲干活，儿子也就无学业可言。我们从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可以看出，除非是大户人家，有经济实力做支撑，儿子和父亲才能一起考学，获得功名。一般贫寒家庭，只要父亲考学，儿子就无学业可言，成为支撑家庭的顶梁柱。这样的儿子与母亲对家庭付出太多，因此也更亲，对追求功名父亲只得麻木对待。

如果父亲考取功名了还好，多少补贴一些家用，如果屡考不中，家里的几亩薄田的收入也经不起几番折腾，受苦的就是儿子和母亲。父亲考中了，名义上是给母亲取得了官太太的名分，可为了争取这个虚名，儿子和母亲付出得太多了。

如果父亲考上了功名，朝廷封了官又怎么样呢？一般是到遥远的外省的县里做官，距家千里甚至数千里，除非是丁忧方回乡守孝三年，任职满后，如得不到提拔，还要赴京候任，如果没有关系，还不知候几年才能有一个实缺轮到自己。获得官职后，又开始路途迢迢的赴任。如此一来，儿子继续在家与母亲支撑家庭，母亲在父亲当官后，等于在家守活寡，即便父亲在外没有拈花惹草，结果都是一样的，与原配妻子同生活的时间很少。

古代有很多当官的死于他乡。一种情况是由于路途遥远，染疾而亡的，一种是在任上而亡的。我近来在研读清朝同治编写的湖南省《绥宁县志》，绥宁县被清朝定为中国四大古苗疆之一，地处湘西南，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之地，所任清时所任县官都为“流官”，到同治年编写县志为止，有来自辽宁、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江浙、福建等省的县官三十二名，最长任期是康熙年间的辽宁人范成龙，总十三年，最短的不到半年，病死任上的达十一人。因无钱搬运遗体回原藉就地安葬的达六人。这些客死他乡古代最基层的官员，不但没有给家里作出贡献，反而死后成为了家庭的累赘。

古代有一些官员因贪财和转入政治斗争死的人也很多。俗话说，“千里当官只为财”，一些官员好不容易得到官帽，贪污是很难免的事，也是大有人在。这些贪官一旦东窗事发，往往会被革职查办，古代对官员操家很正常。家里的人受到连累，发配边疆也是常有的事。而那些糊里糊涂政治斗争漩涡的官员，官员自已被斩首，还要株连九族。

如，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罪处死胡惟庸。后又借此大兴党狱，凡是认为对朱姓统治有危险的功臣宿将，都被指为胡党案犯，灭族抄家，十年中杀了三万多人。1393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大将军蓝玉，又以此罗织罪名，杀了一万多人。在这两起大案中，不但很多的地方官员死得冤，他们的家人和家族死得更冤。

古代父亲当官是儿子的荣耀，也是家族人的荣耀，但追求当官的路坎坷曲折，有追求就有付出，有荣耀就有风险。只有当荣耀中的灾难显露出来时，才会有“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到了此时才醒悟，讨饭娘能天天与自己在一起生活，当官爹只能带来横祸。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与讨饭娘过的贫穷日子相比，要比当官爹带来的灾难要好得多。

由此看来，“宁要讨饭娘，不要当官爹”这句俗语并不是父亲当官后，要找后娘，拈花惹草，把原配置于一边不顾那么简单，何况古代一些有钱人，即使不当官也娶“三妻四妾”，这是正常不过的事，只不过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种行为变得很“绝情”，只往这一方面去理解，而忽略其他。如，清乾隆年间广东人谢启祚，年满九十四岁才考中举人，进京考试又中进士。他在之前早就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考中进士时他的家庭已是五世同堂。

总而言之，古代追求当官，既有家族的荣耀，也有家庭的辛酸。我们对“宁要讨饭娘，不要当官爹”这句俗语的理解，既要知其一，也要知其二，才能全面地了解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