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族群与湖南区域地名的汉化进程（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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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汉语式地名与汉语地名平衡时代

（5-11世纪）

南朝刘宋以至隋唐时代，是湖南区域百越语地名汉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阶段。

（一）刘宋时代

南朝时期是改朝换代频繁的历史时期，也是湖南地区诸蛮反叛相当剧烈的历史时期。此间见于记载的属于百越族群遗裔的蛮族名目较多。刘宋时，有“五溪蛮”或“舞溪獠、浒”“无阳乌浒”等。五溪或舞溪、无阳皆在今湘西、怀化一带。南齐时，有“湘川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酉溪蛮王田头拟之“蛮部大乱”“田思飘寇抄”，以及“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湘川蛮、酉溪蛮、黔阳蛮的活动地域分别当今湘江流域、沅水支流酉水流域、怀化洪江市一带。萧梁时，零陵、衡阳等郡（分别治今永州、衡阳）“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巴陵郡（治今岳阳）有“马营蛮为沿江寇害”。可见，其时湖南地区作为百越族群遗裔的蛮族分布是相当广泛的。

南朝初的刘宋时期是湖南地区蛮族相对安定的时期。当时主要的行政建置是湘州十郡。据《宋书·州郡志》，湘州所辖范围新出现的郡县名称如下：

郡名：营阳、广兴、临庆、始建。

县名：汝城、湘阴、扶、贞阳、开建、抚宁、乐化。

显然，刘宋时期的新置郡县不多。这些新置郡县名称有二个特征：一是多用有吉愿含义的地名。如广兴、临庆、始建、开建、抚宁、乐化、贞阳等。二是多用境内既有河流、地貌名称命名。如营阳、湘阴、扶、贞阳、汝城等。这些新置政区名称都属于汉语地名或汉语式地名，尽管不能说与古越语毫无关系（如营阳、贞阳、汝城等属含古越语语素的汉语式地名），但可以说汉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纯百越语（蛮语）译音地名已完全消失。此间百越语（译音）地名的消失当不是偶然的，很大程度上应是汉蛮（越）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结果。晋永嘉之乱后，随着大量汉民的迁入，湖南地区汉蛮（越）民族之间各种接触的机会增多，当地土著蛮民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例如，前述南齐时的“湘州蛮”首领姓名就叫“陈双”“李答”，与其时的汉人姓名相比，已完全没有区别。自此以后，湖南地区新置政区中的百越语（音译）地名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

政区地名以外，通过北魏时期成书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可以对南朝时代的非政区地名的命名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水经注》中收入的湖南地区主要非政区地名如下：

湘水流域：零山、离水、越城峤、观水、洮水、营水、锡山、九疑山、冯水、萌渚、都溪（水）、仰山、舂溪、应水、罗山、石燕山、五溪、余溪（水）、承水、武水、衡山、日华水、日华山、麓山、洣水、漉水、空泠峡、浏水、石潭山、白露水、三石水、沩水、高水、上鼻水、下鼻浦、水、锡水、三阳泾、黄陵水、三津泾、磊石山、青草湖、青草山、微水、涟水；

资水流域：唐纠山\路山、大溪（水）、都梁山、夫水、少延山、高平水、首望山、云泉水、茱萸江；

澧水流域：历山、茹水、龙茹山、零溪、温泉水、九渡水、九渡山、娄水、渫水、嵩梁山、层步山、涔水、涔坪屯、澹水；

沅水流域：运水、许山、熊溪、移山、龙溪、龙峤、滏水、扶阳之山、序溪、鄜梁山、溆溪（水）、辰水（溪）、独母溪（水）、龙门山、武溪（水）、武山、施水、施山、西乡溪、酉水（受水）、诸鱼溪、诸鱼山、夷水、壶头山、夷山；夷望山、关下山、关溪、明月池、三石涧、绿萝山、枉渚、修溪、澹水、杨山、汎洲、寿溪。

这些非政区地名基本上属于山水地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语式地名（大体为加黑者）和汉语地名。居于该四水流域上游（上述地名排列次序大体上为自上游到下游）的地名，基本上属于前者。秦汉以降，各类地名在结构形式上都在逐渐规范化，如水体地名统一后缀通名“水”，山体地名统一后缀通名“山”。由上述这些汉语式地名可知，此间湖南蛮（百越）族聚居区的译语地名已变得较为规范。一是水体地名变得规范。水体地名基本上是用“古越语语素记音字+水溪（谿）”的形式表达，如都溪、舂溪、五溪、余溪之类。湖南地区目前所见最早带“谿”字后缀的地名是前述出土秦简中的“庑谿”。按“谿”的本来含义是干谷。《吕氏春秋·察微》注即谓“无水曰谿”。湖南地区此间出现的带“谿”字地名，多是位于湘西武陵、湘南南岭等山地区域。这些区域往往山高谷深，河流的落差较大，水量变化的季节性特征十分明显：春夏季节水量颇大的河流到秋冬季节往往趋于干涸。这大概是这些区域多见带“谿”字地名的原因。二是山体地名变得规范。此间，似乎较大的山体统一用“峤”，较小的山体统一用“山”。值得讨论的是前者。用“××峤”来称呼湖南地区的大山体只能追溯到汉代，时间上较晚，推测“峤”有可能是汉人深入湖南山区后，为记录当地瑶语居民“傜”人对山脊山梁的称呼jeih而创制的记音汉字。例如，郦道元《水经注》即有云：“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由于汉晋时期湖南地区侗台语、苗瑶语民族广泛杂居，有些大山体本身就有来自不同语言命名的不同名称。如当时南岭地区的“临贺岭”又名“萌渚峤”，前者通名“岭”是壮语语素记音，后者通名“峤”当是瑶语语素记音。以此，东汉刘熙《释名》所谓“上锐而长曰峤，形似桥也”的解释虽然看起来好像望文生义，但却是正确的。

（二）隋唐时代

进入隋代，南方江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等长江中游沿岸一带的土著民族“蛮左”融入汉族的程度颇高。《隋书·地理志》有云：“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可为证。而在今湖南大部分地区，其时古蛮越风俗尚是十分浓郁，土著民族“蛮左”的比例应该不小。《隋书·地理志》又说：“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傜……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上述长沙、武陵诸郡，即涵括今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区域；所谓“莫傜”“蛮左”，皆属前代土著百越族群遗裔。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唐安史之乱后才有较大改变（参见后）。

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名称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从隋朝开始，地方最高一级政区往往兼有州、郡二名。应该说，此间出现的行政区划新名称，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蛮左”等土著民族在湖南分布仍较广泛的大致情形。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志书的记载，大体可以较全面了解此间的新命政区名称（加黑字体）情况。

潭州（长沙郡）：长沙、醴陵、浏阳、益阳、湘乡、湘潭；

衡州（衡阳郡）：衡阳、攸、茶陵、耒阳、常宁、衡山；

郴州（桂阳郡）：郴、义章、义昌、平阳、资兴、高亭、临武、蓝山；

永州（零陵郡）：零陵、祁阳、湘源、灌阳；

道州（江华郡）：弘道、永明、延唐、大历、江华；

邵州（邵阳郡）：邵阳、武冈；

岳州（巴陵郡）：巴陵、华容、沅江、湘阴、昌江；

澧州（澧阳郡）：澧阳、安乡、石门、慈利；

朗州（武陵郡）：武陵、龙阳；

辰州（卢溪郡）：沅陵、卢溪、麻阳、叙浦、辰溪；

锦州（卢阳郡）：卢阳、洛浦、招喻、渭阳、常丰；

叙州（潭阳郡）：龙标、朗溪、潭阳；

溪州（灵溪郡）：大乡、三亭；

奖州（龙溪郡）：峨山、渭溪、梓姜。

通过这些新命地名，并结合《元和郡县图志》中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隋唐时期的政区命名规则与特点。其一，此间新出现的州名，基本得名自辖区内外既有地名，严格说来不是新地名。如衡州取自衡山、郴州取自郴县、道州取自弘道、邵州取自邵阳、澧州取自澧阳、辰州取自辰溪之类，显而易见。而潭州、永州、岳州、朗州、锦州、叙州、溪州、奖州等名称的来源则不是如此。如潭州，谓取自境内昭潭；永州，系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置，“因水为名”；锦州，系唐垂拱三年“以州理前溪水多文石，望之似锦，因名”；叙州，则为“大历五年以境接叙浦，改为叙州”。而溪州、奖州二州名，或分别与灵溪、梓姜（奖、姜二字古音分别拟为tsǐaŋ ²、kǐaŋ¹，音近）二名有关。其实，作为上述诸州专名的冠首字，最早的源头大都是前代蛮（百越）族语言的记音字。其二，此间新出现的县名，或属吉愿，或与辖境地理事物相关。前者如常宁、义章、义昌、平阳、资兴、弘道、永明、延唐、大历、江华、招喻、常丰、大乡、华容、安乡、昌江、慈利等地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吉愿地名，应该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大多为“蛮左”等土著民族聚居，尚存在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其余新县名皆属后者，多与辖境山、水、城、戍等自然、人文事物相关。如高亭，“以县东一百三十步高亭山为名”；三亭，“因县西十五里有三亭古城为名”；卢阳，由于“置在卢水口，因以为名”；麻阳，则“因（麻口）戍为名”。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新命名的县级政区，位置较集中于“莫傜”（主要属今瑶语支）、“蛮左”（主要属今壮傣语支）等土著民族分布广泛的湘南、湘西山区。虽然这些名称看起来都符合当时的汉语命名习惯，但其中无疑还是会受到土著语言（壮语、瑶语）的重大影响。如蓝山，位于古代壮傣语民族聚居的南岭山区，其中的“蓝”自然不是汉语蓝色的意思，而可能是壮语地名前缀ranz（房子）的古记音，近代以来广西区壮语词ranz仍用“蓝”字记音；湘西山区的卢溪、卢阳、洛浦、溇水诸名中之“卢”“洛”“溇”三字，上古汉语分别拟音为la¹、lak⁴、lɔ¹，可能都是源自壮语词loet（大）的古代不同记音；朗溪本是沅水上游的称呼，到宋代，朗水又发展成为沅水的异称，这个名称中的“朗”字，古音可拟为laŋ²，可能是壮语词langh（宽广）的古代记音。众所周知，在湖南西部，沅水确实是最为宽广的河流。龙溪、龙标二名之“龙”，则可能是壮语词rungh的古代记音，指的是石山间的平地。可能受古越语方言语音的影响，汉语记音时另常用弄、峒、垅、隆等多个同音或近音字记录。由于“犵獠”（湖南遗裔为今土家族，其语言属今藏缅语族）等原西南地区古族群在南朝时才进入湘西，时间相对较晚，相关州县政区地名似乎受其语言的影响不大。

由上可见，在刘宋以至隋唐时代湖南地区新地名的命名中，百越语（音译）地名完全消失，而汉语地名在迅速增加，并与汉语式（汉越合璧式）地名在数量上形成了基本平衡的状态。像汉语式地名与汉语地名二类政区新地名的数量比例，刘宋时为42：58，隋唐时则为47：53。其中，百越语地名的消失是湖南地区地名汉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湖南地区进入汉语式地名和汉语地名主导的时代。这似可说明，刘宋至唐的几百年里，湖南地区的百越族群（“莫傜”“蛮左”）使用百越语言（今瑶语、壮语前身）者的比例在逐渐减少，而接受汉语式地名与汉语地名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与区域汉族人口增加，百越族群的汉化速度进一步加快颇有关系，尤其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汉族人口的又一次大量南下入湘关系密切。史有载：“自至德（756—758年）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所谓“荆南”，主要就是指今湖南区域。汉族人口的增多，一方面导致离开湖南地区的百越族群增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百越族群与汉民族融合的机会大大增多。例如，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年）在湘南南岭山区连州（治今广东省连州市）任职时，曾写过一首《莫傜歌》，诗曰：“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这就清楚地说明其时即使是生活在偏远山区的莫猺（即莫傜），与周围汉族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交往也已经不少。由此估计，其时湖南大部分区域的百越族群与汉族的融合程度相比连州一带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汉语地名主导时代（11世纪以后）

经过隋唐近300年的开发，汉人越来越多地深入湘、资、沅、澧四水中上游山区。由于“蛮左”“莫傜”这些古百越遗裔的长期聚居地区逐渐接收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与汉人的交流交往不断增加，自然，汉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进入北宋时代，小片的百越族群遗裔聚居区在四水上游山区都有一定存在，但大片的百越遗裔聚居区，湖南地区可以说仅剩下湘中山区的资水中游流域即所谓“梅山峒蛮”区。史籍称梅山峒蛮此前一直“不与中国通”，也就是还没有接受中央政府统治。梅山峒蛮聚居区，“其地东接潭（治今长沙），南接邵（治今邵阳），其西则辰（治今沅陵），其北则鼎（治今常德）、澧（治今澧县），而梅山居其中”，主体相当于今湖南中部的新化、涟源、安化、娄底、双峰、湘乡等丘陵山地区域。当时，梅山地区的主要族群被通称为“峒蛮”，实际上包括“谿獠傜人”诸族：“谿”或“溪峒”“峒蛮”，指的是属侗台语族的古越人后裔；獠，指的是属藏缅语族的土家人；傜或作猺，指的是属苗瑶语族的瑶人，有时也用来泛指整个梅山峒蛮。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派章惇、蔡烨以武力经略梅山，梅山峒蛮首领才终于同意归顺朝廷，接受统治，即史籍所谓“傜人听命，愿为王民”。这标志着作为湖南核心地带古百越遗裔最后聚居区的“梅山峒蛮”地区，终于与汉文化区融为一体。不妨看看“梅山峒蛮”归化后北宋湖南地区的政区地名与非政区基层地名情况。

（一）县级政区地名

自唐以后，历史文献中虽然不断有新的地名出现，但是政区地名的命名，基本上源自时人吉愿和境内地理事物。北宋时期的政区地名也不外乎此。相比前代，此间政区地名名称已没有大的变化。《元丰九域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北宋时期湖南地区的州郡县政区名称，情况如下：

潭州（长沙郡）：长沙，衡山，安化，醴陵，攸州，湘乡，湘潭，益阳，浏阳，湘阴，宁乡；

衡州（衡阳郡）：衡阳，茶陵，耒阳，常宁，安仁；

道州（江华郡）：营道、江华、宁远；

永州（零陵郡）：零陵、祁阳、东安；

郴州（桂阳郡）：桂阳、宜章、永兴；

邵州（邵阳郡）：邵阳、新化、武冈、莳竹；

全州：灌阳、清湘；

桂阳监：蓝山、平阳；

鼎州（武陵郡）：武陵、桃源、龙阳；

澧州（澧阳郡）：澧阳、安乡、石门；

岳州（巴陵郡）：巴陵、华容、平江、临湘、沅江；

辰州（泸溪郡）：沅陵、叙浦、辰溪、卢溪；

沅州（潭阳郡）：卢阳、麻阳、黔阳；

诚州：渠阳。

上述加黑的地名为新命的政区名称，含州（级）名4个，县名13个。显然，北宋在湖南地区设置的上述52个县中，绝大部分沿袭旧名，新名只占25%，比例低于此前的主要王朝。这说明，随着北宋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人们应该已经意识到，要保证异地信息传播的准确、快速，保持主要地名处于的相对稳定性是十分必要的。而这13个新县名所在区域，基本属于新归化的古百越遗裔族群集中连片区（安化、新化、莳竹、渠阳、宁乡）和宋初尚有古百越遗裔族群分布的局部区域，因此，安化、宁乡、安仁、宁远、东安、永兴、新化、清湘、平阳、桃源、平江等11个吉愿性质的新地名，也反映了各该地官民对区域社会安宁、兴旺的美好冀望。自此以后，古百越遗裔族群（如瑶族、侗族）虽在湖南境内仍局部性存在，但对大区域文化传统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同时，湖南境内的主要政区名称虽在南宋以至元、明、清时代迭有调整、改换，但主要以继承、选择旧有地名为主，全新的名称很少，这意味着区域主要地名及地名文化已处于相对的固化状态。

（二）非政区基层地名

北宋在新辟的湘中“梅山峒蛮”地区设置安化、新化二县，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作为湖南地区古百越遗裔聚居的最后地带，考察二县基层地名的命名情况对于了解北宋非汉族聚居区的汉化程度可能更有意义。新化县可考的基层地名有龙池、青山洞、青云洞、青阳洞、石槽山、牛栏山、熊胆山、长龙山、文仙山、茱萸峡、金凤山、火溪山、清江山、月塘等14个，而安化县可考的基层地名则有灵龟洞、十房洞、观音洞、雷鸣洞、浮青山、仙山、浮泥山、芙蓉山、移风山、大峰山、青羊山、湄水、邵河、善溪、梅子口寨、七星寨、首溪寨、白沙渡寨、游浮寨等约20个。尽管二县保存下来的基层地名不多，但从中也能够看出此间基层地名的命名方式具有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点，即上述地名差不多都是汉语地名，已看不出“峒蛮”土著语言影响的太多痕迹。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梅山峒蛮”虽然长期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约束，但与周围汉族官民免不了进行交往贸易，族群主体本身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汉化，缺乏文字约束的“峒蛮”土语已经式微。比如，史籍所载“梅山峒蛮”的首领有苞汉阳、苞汉凌（或作汉陵）、苏方、苏甘、符三等人，其姓名相比汉人姓名俨然已无大差异。其二，北宋王朝命章惇、蔡烨以武力经略梅山，双方发生了巨大的流血冲突，王朝政府需要对“梅山峒蛮”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控制。地名是区域文化的显性标志，新辟地区主要地名的汉语化，便于强化区域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有了这两方面的背景，北宋王朝在新置的以土著民族为主的安化、新化二县推广汉语地名，才能具有足够的生命力。

尽管北宋以降，正史和地理总志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政区地名和非政区地名形式上已看不出多少古百越语言成分，但是，事实上，在众多的非政区基层小地名（尤其是地名通名）命名中，古百越语语素或痕迹还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根深蒂固的。这从宋及宋以后的明清地方志文献中，可以发现不少。试举三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通名例子。

一是通名“冲”。宋代文献中写作“衝”；明朝以降，文献中多简化作“冲”。“××冲”形式的地名今天在湖南及其周围的江西、贵州、广西、湖北等南方诸省区大量存在。但是，可能因为“××冲”形式的地名属于基层小地名，现存明以前文献中少见记载。笔者所见“××冲”形式地名的最早文献已晚至南宋时期，如陆游所撰碑文中有云“开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于袁州宜春县归化乡宜化里大富岭赵家衝之原”者。袁州宜春县治今江西省宜春市，距离湖南很近，估计当时的湖南地区“××冲”形式的地名也有不少。推测“××冲”形式的地名可能在宋以前的唐代南方即已出现。“冲”在今壮语作congh，指小溪沟、坑洞、山凹等小地貌，两广地区常异记作仲、从、雄、涌等，按照壮语地名习惯语序（中心词+修饰词），用作地名本是作“congh×”。今广东中部丘陵地区今天仍然多见的“冲×”地名，如顺德的冲鹤，新会的冲塘、冲廉、冲边、冲化、冲茶，从化的冲岭，台山的冲洋、冲华、冲柴、冲云，封开的冲等、冲陵，就是按壮语语序音译过来的。现在长江中游流域一带更为常见的“××冲”地名形式，实际上是截取古越语地名通名语素、按汉语习惯语序命名而形成的。南方地区多雨，且多丘陵山地，大的河流之外，小的溪流河沟山岭之间随处可见。南方丘陵山区往往地形较为崎岖，交通不便，故开发时间相对平原区域、大河两岸普遍较晚。而小溪流经过的地方往往相对低洼、平坦、湿润，属于山地丘陵地带较为适宜于农业开发的所在，于是，唐宋时代，南迁的汉族就开始借用汉字“冲”来对这种小地貌的土著语（古越语）称呼记音。随着丘陵山区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往往一道小山谷就是一姓居民或一地移民所居，以“××冲”命名的地名也就越来越多。其实，在用“冲”字作通名之前，汉族可能就在使用汉字在记录此种地名类型。如古代文献中所见湖南地区的地名有充（县）、辰（阳）、承（水）、蒸（水）、舂（陵）、程（乡）等不容易理解的字眼，与“冲”的读音近同，其反映的地貌含义很可能也是类同的。用“冲”字作通名的地名命名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二是通名“塘”。或写作潭等。由于塘属于水利设施，故这类地名在各地地方志文献中较为多见。今南方汉语泛称蓄水的区域（尤其是面积不太大的蓄水地）为塘。但在古代，中原汉语本称蓄水的地方为“池”。《广雅·释地》即云：“塘，池也。”由于人工蓄水需要筑堤，因而，《说文》又谓“堤，唐也”。汉唐时代，文献中“塘”、“唐”二字可以互换。如《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王先谦即称“今为钱塘，是塘、唐一字”；又，《水经·江水注》中的“瞿塘”，在同时代人的诗文中常作“瞿唐”。之所以如此，当就是因为“塘”字实来自古百越语对蓄水地称呼的汉字记音。例如，现存最早记载“××塘”地名的文献，就是记载春秋时期吴越史事的《越绝书》。塘，在壮语中作daemz，广西地区历史上往往用屯、潭、塘、坛等汉字记音，而湖南地区历史时期以来基本上是用潭、塘、屯等汉字记音，如湘潭、板塘（疑为壮语词bangx daemz的古记音，水塘边的意思）、坪塘等。用“塘”字作通名的地名命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是通名“崙”。今简化作“仑”。在清代的湘中湘乡、安化、益阳等地区（当今娄底市、湘乡市、安化县、桃江县、赫山区境），有一批带通名“崙”的地名，如石山崙、寨子崙、峰窝崙、天井崙、盘环崙等。“崙”是什么意思？现在一般认为其含义是小山。可是，传统汉语表示山体的字有山、岭等，为什么要新用“崙”字？其实，这个“崙”字的含义并不是山，而是指两道山体间较宽且低平的长形谷地。例如，石山崙本名石山，在湘乡县西北，因“与仙女山对峙，俗名石山崙”；天井崙在安化县东北，“三峰峭拔，中有天井泉出，四时不竭”。石山崙、天井崙似乎都是指的山间谷地。《大清一统志》中收录的地名是按类别编排的。在《大清一统志》卷354《长沙府》的山川名称中，带“崙”字后缀通名的地名正是置于带“谷”字后缀通名的地名之后；且蜂窝崙“一名蜂窝洞”，“洞”即指山间较宽阔的平地；而在湘乡及其附近地区，这个“崙”字也可以另用湘方言同音字“垅”来代替，如老地名中，湘乡市尚有九亩垅、长坑垅等，湘潭市尚有白马垅、十万垅等，长沙市尚有左家垅、上大垅等地名，其当地含义也指的是两山间的长形宽谷地带。崙、垅的山间谷地含义，自然不是来自汉语，而当是来自中古时代的“峒蛮”语。一般来说，靠近长沙一带的益阳、湘乡主要是侗台语族居民，而安化、新化一带则存在苗瑶语族居民。今石山间平地，壮语方言多作rungh，明清以来广西一带多以龙、弄、陇等字记音，而湖南地区则多用隆、龙、垅、崙等字记音。比如，“隆回”（县）之名首见于明代，但其含义一直都解释不清楚。之所以如此，当是因为人们总是用汉语习惯来对二字进行理解。其实，“隆回”近代音拟作liuŋ²hui²，与壮语词rungh vaiz（山间的开阔平地）、瑶语词ndomz fɑɑi（沙质洼地）的读音都甚近，很可能为该壮语词或瑶语词的古记音。壮语或瑶语这样的含义，也与隆回（县城）一带的实际地理面貌很相符合。

源自古百越语的此类地名通名字眼在今湖南地区的地名中还有不少遗留，如塅、垱、圩、圫等。这些字眼，有些民间百姓今天尚知其义，有些则已完全莫名其妙。为此，笔者通过搜集大量湖南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名、语言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初步确定了古百越语语素主要地名用字的可能含义，并结合湖南地区含有古百越语成分的历史地名进行例示（附表1），仅供研究者参考。通过表1，很多过去难以理解的、望文生义的湖南地区历史地名，甚至湖南地区以外的历史地名，或许可以获得较为合理、可信的含义。

▼表1 湖南古百越语地名记音汉字推测与历史地名用例

六 结论与启示

综合前面对不同时期新出地名特征的考释、计量和分析结果，现在可以通过具有可比性的相关地名数据，来清楚地反映北宋及其以前作为百越族群聚居区的湖南地区地名汉化的阶段特征与历史趋势（参见表2、图3）。

▼表2 西周至北宋湖南地区百越地名的汉化进程

▼图3 西周至北宋湖南地区百越地名汉化进程曲线图

历史时期古百越族群聚居区湖南地名文化的这种变化趋势，既是湖南区域古代百越族群与汉族地名文化从隔离到接触、到共存、到融合过程的一种直观表达，也当是认识理解南方区域地名文化演变的一个良好案例。至此，关于古百越族群与湖南区域地名汉化进程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取得如下几点认识。

（1）古代湖南百越聚居区地名的汉化进程，通过对地名语言特征的计量，大致可以划分为百越语地名主导时代（前11—前3世纪）、汉语式（汉越合璧式）地名主导时代（前3—5世纪）、汉语式地名与汉语地名平衡时代（5—11世纪）和汉语地名主导时代（11世纪以降）四个阶段。

（2）百越语地名主导时代是湖南地区百越语地名汉化的早期。由于此间区域百越族群居于主导地位，地名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地名记录采取用汉字（包括既有汉字和创制汉字）记音的音译方式，并尽量通过汉字部首来表达地名的类型。

（3）汉语式（汉越合璧式）地名主导时代，是从战国末年秦人进入湖南地区开始的。自秦历汉至晋，湖南地区新出现的地名中，百越语（音译）地名逐渐减少，汉语式地名和汉语地名在不断增加，而汉语式地名占有很高比例。

（4）汉语式地名和汉语地名的平衡时代，开始于南朝时期的刘宋。自刘宋以至隋唐，湖南地区新地名的命名中，百越语地名完全消失，而汉语地名在不断增加，并与汉语式地名在数量上形成基本平衡状态。

（5）汉语地名主导时代开始于北宋，此间湖南地区新出现的地名绝大部分是汉语地名。“梅山峒蛮”地区作为湖南地区古百越遗裔最后聚居区，此间新出现的地名已没有峒蛮土语痕迹。自此以后，湖南地区核心地带的新地名仍不乏百越（土著）语语素，但只残留在部分小区域地名的通名之中。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古代南方百越（土著）族群聚居区域的地名汉化有一个漫长的接触、调适与接受、融合过程，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既是循序渐进的，也是各具特色的。因此，研究中国南方区域地名文化时，研究者需要系统探讨、认识这个过程及其阶段特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区域历史地名的含义进行较为正确的解读，也才有可能深入认识我国南方特定区域地名变迁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挖掘、保护与利用区域地名文化遗产。

文章作者：周宏伟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2021年第3期

选稿：周辰

编辑：汪晨云

校对：刘家瑶

审定：洪珊

责编：周辰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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