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摘要：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影响

7世纪初松赞干布登上赞普王位执政后，继承父王南日论赞赞普的丰功伟业，不断开疆拓土， 统一藏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帝国王朝。此过程也正是藏族共同区域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伴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催生了古代藏族第一个整合青藏高原的大板块帝国，促进了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本构筑了藏族特有的区域地理结构。8世纪中叶起，吐蕃疆域趋于稳定并达到全盛态势。吐蕃为了巩固所占区域的统治权，设置了一系列行政建制，把整个吐蕃全境划分各类区域性行政单位，对吐蕃地名的形成及近代藏族地区地域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许多地名以政区名或特定区域概念的形式记载于史册，其中部分地名仍沿用至今。吐蕃王朝在开疆扩土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地名吐蕃化，许多原属于周边民族政权的地域被吐蕃控制，而这些地区地名大多逐渐由藏语地名所取代。

吐蕃地名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其中，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吐蕃地名产生的原因之一，具有特殊语言文化内涵的各种吐蕃地名就是这种民族内部族体结构变化与社会进程的结果。另外，吐蕃王朝时期藏族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也对吐蕃地名形成与发展变化创造了人为因素，许多古藏文政治地理名称由此生成。这些古藏文地名对藏族后期的影响巨大，许多地名从一千多年前载于史册以来，一直沿用至今。今青藏高原繁多的藏语地名，既是吐蕃时期古藏文吐蕃地名的继承，又是吐蕃时期地名的发展，故其中包含的历史地理及历史语言信息，是探究吐蕃历史地理的又一重要切入点。

一、古藏文吐蕃地名的由来

（一）古代藏族氏族部落与相关吐蕃地名的形成

有关部落在前或氏族在前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由部落中产生氏族，而有人讲氏族产生后组成部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探究藏族远古时期氏族部落对吐蕃地名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部落与氏族紧密相连，两者都是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人类群体，但到后来，有些部落以地缘为纽带组织而成。这里所指氏族部落，是指远古时期以氏族为纽带形成的部落或部族，以血缘关系为主，兼具地缘关系。远古时期，地名与族名、氏族名和部落名一般都不分，比如一个氏族名，它既是族名、又是地名，同时还是该部族所建政权之名称。

藏族古籍中记载有自己独特的氏族部落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内容，从藏族古老神话传说和古代文献记载看，藏族氏族部落组织时间很早。藏族原始社会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氏族部落阶段，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氏族部落崇拜的神祗和原始宗教，氏族部落间的交往和战争，构筑了藏族远古史的主要内容。这些远古史的神话传说中，有藏族起源于四大姓氏或六大姓氏，并由此繁衍出各个支系遍布青藏高原各地的记载，反映了藏族远古氏族部落发展迁徙和繁衍及分布的情况。

有关藏区在吐蕃之前的地理单元及地域疆界史书记载不详，除了少数成书时间较早或苯教文献概略介绍外，藏文历史文献对藏族远古时期的地域域界及具体形成年代语焉不详。虽然如此，但这些粗略性的记载对我们了解远古时期藏族地域的某些特征与地理信息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所提出的几大地理单元的名称对古代藏族地域概念的理解很有帮助。

藏文古文献对远古及古代藏族地域概念有如下记载：

1.“马尔象雄……顿苏毗……懂米雅……塞阿夏……蕃域人类众生分衍出四大种姓，鸟类也分出大小三类，马尔与象雄，懂与米雅，顿与苏毗，塞与阿夏，另加舅氏果为五种姓”

2.“蕃城六牦牛部”

3.“蕃域父氏九族，十二大邦国”

4.“蕃城三界九州”

5.“此时聂赤赞普降临人间，地域名叫蕃域嘉莫”。

这些地域性概念都与氏族部落有关。文中“象雄”（zhang zhung，即羊同）、“米雅”（mi nyag，即党项）、“苏毗”（sum pa）、“阿夏”（a zha，即吐谷浑）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氏族部落政权名称，而“马尔”（smar）、“懂”（ldong）、“顿”（stong）、“塞”（se）依次为上述四个地区或部落的主要氏族来源。从该记载看，古代藏族在原始部落基础上形成了大小地方政权，而这些政权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理解为区域性地域共同体。这种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地方部落联盟在牢固的亲缘及地缘关系上构筑了早期藏族特殊的地理区域组织结构。

至于“三界九州”地域概念的提法，据考证没有具体的地理区划之意，只是一种象征性称呼，似乎与赤松德赞时期出现的地域概念“蕃域九洲”发生错记。

另外，《智者喜宴》对藏族远古时期人类特征和所居地域名称及演变过程记载如下：

吐蕃远古生成过程中，首先变为非人地，据说十种魔刹来统治。《广史》等载最初夜叉统该地。地域称为兽域无饰名，武器弓箭显此时。此后热岱果雅魔掌政，地域名叫魔域卡惹九农区，制敌斧子现此时。此后罗刹聂容血眼治，地称黑色夜叉九域地，女魔脚和大炮出此时。第四玛嘉木神统治时，神域贡塘有了制刀术。第五穆嘉库杰为王时，产生锁链等武器。第六昭昭魔鬼来统治，出现抡动的抛石索。第七马桑九部来统治，地域名叫蕃域六牦牛部，铠甲盾牌此时现。第八龙神统治时，蕃域九洲是地名。第九国王统治时，地域名叫安布吉。第十邪魔九兄弟统治时，地域名叫董岱十八部。

据此可知，早期藏人对自己所处地理及地域演变有可循的历史记忆，远古藏人生活区域的中心地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从地域概念的生成及名称的演变过程看，藏区先民所居区域的名称是随统治者统治模式和时代特征而变化的，地域概念所指范围也较小，只能理解为今西藏山南雅隆地区。上述所载内容及其他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至少在“非人统治时期”的第七阶段出现了“蕃域”（bod yul，藏区）一词。但我们无从确定“非人统治时期"到底指什么年代，从现有藏文文献分析，该时期历史过程应相当漫长，有人将这一时期推断为约公元前35世纪到约公元前28世纪，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一具有特殊历史地理概念的地域名称后来成为生活在该区域族群的统一名称，并经过该族群对周边区域政治扩张的漫长历史，演变成藏民族这一高原民族的唯一称呼 。

按照一般藏文史书记载，藏族在吐蕃赞普王朝之前经历了十种非人或十二种非人统治时期、四十小邦时期、十二小邦时期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后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吐蕃第代赞普聂赤赞普登位称王。各小邦所辖地理范围在人为制定的区划及政治格局的演变下逐渐变成不同的地域概念，其中多数仍然是氏族部落组织构筑的地域概念。这些小邦实质上为互不统属的区域性地方政权，但在当时或后期普遍被看做特定的地理区域概念，这从各小邦所起的名称略见一斑。如：“钦域”（mshims yul）、“象雄之域”（yul zhangzhung）、“弩域”（gubs yul）、“吉若姜恩之域”（yulskyi ro ljang sngon）、“埃布之岔松之域”（yul ngas pokhra sum）、“叶若四域”（dbye ro yul bzhi）、“娘域”（myang yul）、“达域”（dags yul）、“斯域"（sum yul）、“工域”（kong yul）。可见，这些小邦名称都有藏语“yul"（域）的前缀或后缀词，“yul"在藏语里是地域的缩写字。其中，有的地域名称不仅在吐蕃王朝时期作为明确的地域概念出现，甚至有些至今仍被使用。

从远古时期或早期藏族地域概念的情况分析，能看到相关地域概念的范围从青藏高原大部分区域缩小至雅隆地区的演变过程，这正反映了早期藏族人的历史记忆轨迹，即远古氏族记忆到赞普王室王族记忆的阶级过渡发展历程，像“zhang zhung”、“sum pa”、“mi nyag”、“va zha”等地域兼氏族部落概念是远古氏族记忆的体现，而吐蕃王族形成以来“蕃域”（当时仅指西藏山南雅隆地区）概念及相近地区地域概念频现是因为雅隆地区正是吐蕃王族的开山之地，是王族记忆超越氏族记忆的结果。总的看来，当时的地域概念是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有机结合的一种地理单元名称，大部分以部落或氏族名称作为地名，它与一定的部落组织名称及氏族发源地原始记忆有密切的联系，并有相对的固定性。

（二）吐蕃王朝时期藏族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与相关地名的形成

吐蕃在完成整合西藏高原后，开始向青海高原进发，并经略青藏高原外围部分。松赞干布和芒松芒赞时期吐蕃大相噶尔东赞父子积极出兵青海，于663年完全征服吐谷浑，第一次把整个青藏高原纳入吐蕃版图之内，从而使原来吐蕃的域界及地域分布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吐蕃努力向外开拓疆域的过程恰巧与鼎盛时期唐朝的开疆区域过程相重叠，唐蕃间争夺西域、河西走廊南亚部分地区的战争此起彼伏。8世纪中叶起，吐蕃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取得了区域性胜利，疆域趋于稳定并达到全盛时期。吐蕃为了巩固所占区域的统治权，设置了一系列行政建制，把整个吐蕃全境划分各类区域性行政单位，对后期藏族地区地域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如“卫藏四翼”、“多康”等地域概念已于当时设置的行政建制之内。

在吐蕃帝国王朝建立初期，吐蕃把首次纳入版图的卫藏地区划为“四茹”或“四翼"（后来增苏毗成为五翼），然后又开始在不断扩张领士的过程中划分“赤岱”（khri sde，意为万人部落，是后期万户制的前身）、“董岱”（ stong sde，意为千人部落，是后期千户制的前身）的地方建制。除了象雄地区外，在吐蕃本土没有设置赤岱建制，大多设在边缘地带。这些建制在吐蕃时期作为军政建制存在，吐蕃王朝崩溃后逐渐演变成地域概念。

“四茹”，指松赞干布初步统一今西藏后建立军政制度时划分的四大军政区域。其中，卫茹（dbu ru）意为中心区，是以拉萨为中心的今堆龙、曲水、尼木、当雄、达孜、墨竹工卡、林周等地；叶茹（g.yas ru）意为右翼，以南木林为中心的今日喀则地区年楚河一带，包括今昂仁、谢通门、聂拉木等地为也如的实际范围；约茹（g.yo ru）意为左翼，是以乃东昌珠为中心的乃东、琼结、扎囊、贡嘎、浪卡子、洛扎、错那、错美、隆子、曲松、加查、桑日及林芝地区林芝、米林、浪等地的部分区域；茹拉（ru lag）意为分支区，以萨迦为中心的日喀则市、萨迦、亚东、康马尔、江孜、白朗、仁布、定日、定结、拉孜等地是该如辖区。另外，后来增设的“苏毗翼”是在原苏毗小邦的基础上创设，辖地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洛龙、丁青、类乌齐、边坝等地及那曲地区巴青、比如外，还包括青海玉树部分地区和四川西部部分地区。

据《智者喜宴》记载称，松赞干布时期划分四翼后，把原有地方势力从行政名义上又分成“十八采邑”（十八个地方势力范围）。其实十八采邑不过是一种在名义上承认原有地方势力的安抚政策，在实际行政运作过程中随意性较强。但从地理区域层面分析，十八采邑正是不同地域势力组成的，是一种吐蕃帝国王朝初期地域概念的存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八采邑中竟然有“多康”（mdo khams）、“多钦”（mdo chen，大多康）等具有明显特色的吐蕃本部外围地域概念，这类地域概念所指地理范围肯定不及后来域界，很可能指苏毗东缘的边缘地带。

另据《弟吴宗教源流》记载，赤松德赞时期把吐蕃全境分成“蕃域九洲”统治，但具体地望不详。东噶先生认为九洲为上部古格、布让、茫域三地，下部热布冈、马尔康冈、攃瓦冈三地，中部卫、藏两地及达工耶聂四地。但仔细查找古藏文文献及相关早期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此时所划的九洲区域不是一种行政区划的结果，而应当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统称，其具体域界也并不可能像东噶先生所讲那么清楚明了。

吐蕃王朝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延伸吐蕃本部的建制，创新了“德论”（bde blon ）和“德康”（bde khams ）的建制。德论的建制是创设在吐蕃本部的军政建制基础上。据敦煌吐蕃文献记载，论钦陵（khri vbring）曾于青海地区设立“索论五区”（so blon sde lnga，边疆大臣所辖五区）。后来赤松德赞时期的文书中出现此时吐谷浑地区的千户长由德论任命而非由索论任命，从此记载看，最迟也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已废除了索论的建制，因为此时吐谷浑已不再是吐蕃的边疆了。这样一来，青海地区原来的索论区域又变成德论所辖区域，吐蕃东北边疆的地域概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虽然吐蕃时期创建的军政建制如“冲木”（khrom，大军政区域）等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已不复存在，但“德康”作为青海东北部地域概念仍然沿用下来。

从后期藏文文献记载分析，吐蕃王朝末期就出现了“三大蕃域”的明确地域概念。“三大蕃域”（bod khams gsum）在不同时期所指的范围和地域概念不尽相同。在吐蕃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三大蕃域”的地域名称，但其地域概念与后期“三大蕃域”（三大藏区）概念不同。《弟吴宗教源流》所载“三大蕃域”的概念，正是吐蕃末期民间对吐蕃全境地域的概括。该书记载认为三大蕃域为“上部三地、下部三地、中部三地，或多康（mdo khams）、德康（bde khams）、宗喀（tsong kha）”“或多康、蕃康（bod khams）、宗喀三地”。其中上中下三部的地域概念只是一种概括性总结，而后两种则为当时之地理情形。在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中，有“多甘”（mdo gams，有的音译为“朵甘思”）、“蕃康”、“宗喀”、“德康”“多麦”（mdo smad）等地域名称，很显然此时已有较大地理单元的地域概念，与弟吴贤者所云“三大蕃域”的具体地理名称可相互对应。“多甘”与“多康”实为同一名称的不同写法，古藏文里藏文字母“ga”与“kha”可互换应用，但此名称与12世纪以来文献中出现的“多康”概念有很大的出入。“德康”与“蕃康”在名称及所指地理范围均有很大区别，“德康”是吐蕃时期第一个德论大区的简称，全称为“德论所辖之大统治区域”（bdeblon gyi khams chen po）。“德”指吐蕃安抚大臣“德论”，“康”是区域或地域的藏语名词。吐蕃时期“德论所辖之大统治区域”约有五六个，大致都在吐蕃东部、东北部、北部广大边疆区域，首个“德论所辖之大统治区域”设置在吐谷浑辖地。如此说来，“德康"应在今青海东北部及甘肃西北方一带。而“蕃康”（直接翻泽为“藏区”）指卫藏地区，为7世纪前期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的西藏本部，“德康”以西的广大纯藏族地区应为“蕃康”之地。总括起来，“三大蕃域”完全包括了当时吐蕃的全境。

吐蕃时期的“多康”地域范围似乎很小，据吐蕃古藏文文献记载，“多康”与“多麦”，“德康”，“宗喀”等地域名称并列出现，可见后来包括在“多康”的这些地理单元，不在吐蕃时期的范围之内。当时的“多康”仅指宗喀东北方向的区域，也就是河西至陇山山脉间偏南的吐蕃控制地区。在敦煌文献中，“多麦”作为地域概念出现的频率较高，在吐蕃本部每年召开一次（后来召开次数逐渐增多，夏季两次，冬季两次）中央级议事会盟外，在地方只有多麦地区召开此类会议，可见多麦或安多地区在吐蕃王朝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吐蕃王朝建立以来，由于民族认同和政权认同意识的刺激，“吐蕃”一词开始外延，其他区域性地域概念出现内缩的情况。

吐蕃在控制藏彝走廊大部地区后，在该地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军政机构，这些机构亦成为吐蕃新的地名。今丽江巨甸塔城，吐蕃设立了神川都督府，管辖今滇西北地区和川西南的部分地区、西山八国地区，吐蕃在此“辄置令”。吐蕃还在大渡河上游支流棱磨河流域设置故洪节度，今甘孜州境内设置腊城节度，冕宁、九龙县境内设置里囊功节度，台登附近设置青海、猎城节度。

（三）古代藏汉交往与相关吐蕃汉文地名的形成

今中国疆域内的古代历史当中不乏“华”与“戎”“夷”“蛮”“狄”之间复杂互动的历史，和古代各民族关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古代民族关系发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地理环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文献资料看，多康藏族聚居区（青藏高原东缘）起初有西戎活动，后西戎内迁，氐羌系统族群便活跃了起来。西戎和古羌人与藏族先民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西戎和古羌人通过大规模向四方迁徙扩散，给中原内地华夏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族源成分。

从发现于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青海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旧石器遗存等考古资料来看，至少在距今3万-4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马家窑文化则表明，它是仰韶文化向西延伸、发展的一支地域性文化，两者间有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是西北羌戎族群与中原华夏祖先交往的有力佐证。仰韶文化溯渭水流域而上，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然后延伸到湟水流域，即戎氐羌族群居住区。另据学者们研究，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诺木洪文化等羌戎族群早期文化系统，也一定程度上与内地文化发生过较为频繁的互动关系。可见，藏族祖先与中原华夏祖先在新旧石器时代起已有了多层次关系。

早在秦汉时期，汉文文献就已出现羌戎活动区域的记载，从而出现诸多西北羌戎居住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地名词汇，“临洮羌中”、“氐道”、“羌道”、“南山羌”、“祁连山”、“西平”、“仙海盐池”、“榆谷”等与羌戎有关的历史地名大量出现，成为汉文羌戎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汉文文献记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内容越来越多，尤其到了隋唐时代，汉文文献直接以“吐蕃”为坐标记载大量吐蕃地名，其中除了原先积累下来的汉文羌戎地名外，还包括从吐蕃借用的新的地名词汇。

吐蕃入主青藏高原东北部、东南部之前，这些区域大部分被不同的部族政权所割据，如附国、吐谷浑、女国、苏毗、嘉良夷等，其余均被隋唐中原王朝所辖。唐前期，唐朝势力大增，先后征服西北地区诸多部族政权，包括后来成为吐蕃王朝本部的多康大部地区。唐朝的控制和管理促进了这些地区相关地名的成倍出现。618年唐朝建立后，其地方行政机构随之设置，行政区划制度大部分沿袭了隋代分道行台省的设置。619年，唐平薛举，置兰、甘、凉、肃、山民、河、廓、鄯等州。625年置兰州都督府，督兰、鄯、河、廓四州，贞观时有变更，后辖兰、鄯、凉等州。627年，唐太宗以“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颇多，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重新划分全国地理区划和州县归属，与吐蕃相接的陇右道、剑南道当在其中。陇右道管辖着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河湟地区和甘肃东南部也属于陇右道，剑南道起初也包括川滇西北部藏族地区，这些区域所设之军政机构名称是汉文吐蕃地名的来源之一。

另外，由于与吐蕃的进一步接触，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汉文吐蕃地名。隋唐以前，汉人对吐蕃及其青藏高原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其记载也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到了唐代，吐蕃与唐朝互动往来频繁，双方发生两族自形成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在唐蕃间政治文化的特殊关系带动下，汉族史家不仅了解到吐蕃的实况，还有机会深入吐蕃本土记录实地情况，许多吐蕃本土地名由此载入汉文史册。“截支川”、“乐桥汤”、“盐池”、“多弥”、“女国”、“跋布川”、“逻些”、“河西九曲”、“大非川”、“逻婆川”、“羊同”、“洪源谷”、“素罗汗”等地名，是汉族史家对吐蕃本土充分了解的结果，其中不乏直接借用吐蕃藏语地名的汉文吐蕃地名。

从汉文史料所见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地名来看，该区域地名有其产生和形成演变的内部规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隋唐以前，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羌戎地名初步形成；隋唐前期，汉文吐蕃地名初步形成；唐代中晚期，汉文吐蕃地名很快发展，不但在地名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其准确度也进一步增强，汉文吐蕃地名的定型由此生成。

二、吐蕃地名对后来藏族地名的影响

吐蕃作为藏族历史上统一过整个青藏高原的王朝政权，其制度、文化宗教、语言对近代藏族影响甚大，从今天藏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也能找到吐蕃时期延续下来的种种遗俗和因子。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即可从地名人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又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源头。

（一）古代藏族地名中包含的吐蕃地名因素

藏族地名出现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期间不断有新的地名出现，旧的地名消失，许多地名是经过千年岁月而逐渐沉淀下来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名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引申的特征意义不断强化，本义却会逐渐模糊，但从该地名的语源及所隐匿的历史文化信息追溯上去，便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古文化因素。由于年代的久远、岁月的淘洗，吐蕃时期许多地名的原有含义已湮不可考，只是保留着吐蕃地名的某些因素。

“雅摩塘”（g.yar mo thang） ，在吐蕃时期明确记载为“汉地雅摩塘”，而从吐蕃分裂割据以来的藏文文献中，一直记载为“多康之雅摩塘”（mdo khams g.yar mo thang），很明显后来“雅摩塘”完全成为安多北部地区藏族主要聚居区。吐蕃时期的“雅摩塘”与后期藏文文献所见之“雅摩塘”在不同时期的所指地理范围有较大不同，但很明显，我们今天所称的“mdo khams g.yar mo thang”所包含的确实是吐蕃王朝时期“雅摩塘”的历史地理概念。“宗喀”（tsong ka）也与“雅摩塘”大致相同，此地名延续至今，但前后所指范围有很大差别。吐蕃时期的“宗喀”，是专指大小两座城堡，即鄯州或西平的“大宗喀”和湟中以西之“小宗喀”。而后来的“宗喀”，则包括青海湖东部湟源以下，民和以上的河湟流域地带。可见，虽然两个不同时段的“宗喀”地名不能相提并论，但后者确为前者之延伸地名。

“赤噶”（khri ka），意为“万户长府邸”。据历史文献及当地民众的说法，“赤噶”这一地名是吐蕃赞普王朝时期首次在安多藏区设置通颊万户时，在今贵德县县城所在地设有万户长府邸，由此得名“赤噶”。又如贵德河东地区“麻巴三部”（smadpa tsho gsum）之一的“mo yog”，是敦煌古藏文文献P.T.966中出现的“赤噶莫约口”，一直沿用下来。

在今青海湖南麓，有座巍峨的大山叫“blon pogser chen”（论布赛钦山），意为“大金冠臣子山”，该山名与吐蕃名相噶尔·东赞有关。噶尔·东赞及其子孙曾长年屯兵驻守在吐谷浑境内青海湖南岸赛钦山南北山麓一带，为当地百姓的安泰建功立业。噶尔·东赞与世长辞后，人们为了缅怀他的不朽功业，传出噶尔·东赞化为当地保护神，附魂于湖南岸大山，遂对称之为“blon po gser chen”的山进行祭拜，且相沿成习，至今仍称作“论布赛钦”。该山名虽然没有出现在古藏文文献中，但其在民间口碑中即有与吐蕃时期噶尔·东赞的有关传说。

在今安多藏区随处可见的冠名为“ru”（茹）的地名，有“dme ru”（麦茹）“vkhyams ru”（钦茹）、“sog ru”（苏茹）、“ru sngun”（茹恩）、“gyon ru”（约茹）、“gyas ru”（叶茹），不胜枚举。“ru” 具有翼、部、队等意思，吐蕃时期进行行政区划时，卫藏地区就以“ru”划分军政区域，分成“四茹”。这种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行政区划标准后来使用到了地方的部落划分上，故而安多藏族牧区许多部落是以“nu”划分部落组织的。

藏语“ru skor”是游牧群之意，分裂割据以来，藏区部落林立，各部落间时有草场之争发生，为了保护自己已有的草场及人身安全，具有某种血缘关系或关系较为密切的部落组成新的“部落联盟”，即“游牧群”，这也是吐蕃地名的影响所致。过着游牧生活的人群中随季而徙的群体叫做“ru pa”，“ru pa”在藏语本意为军队或部队，同样是吐蕃时期军队派往各地时所使用过的较小部队演变而来。

在现代藏语中，村落名为“sde” ，具有组织、聚合之意。“sde” 在吐蕃时期为“stong sde”（董岱）、“kgri sde”（赤岱）的缩写，后来吐蕃王朝崩溃，各级以部落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划失去实际意义和作用，遂变为自由组织的聚落，慢慢演变成后来的大小村落，并以“sde”命名，这是典型的包含着吐蕃地名文化因素的例子。

多康藏族大多自称是吐蕃时期边地守军的后裔，并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下来了许多吐蕃时代风俗习惯。如青海化隆、尖扎一带的藏族每年在冬季时分，进行盛大的射箭比赛娱乐活动。据传，这是吐蕃时代边防守军在和平时期练武活动的遗留，展现的是吐蕃人尚武精神的一面。还有康区等地的赛马比赛，从中也能追溯部分吐蕃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

今青甘川滇地区的许多汉语地名中，也有吐蕃地名（或较早时期的藏羌语地名）的因素，如“乐都”、“平安”、“化隆”等。宋元时期的汉文史料也记载了较为丰富的带有浓重吐蕃色彩的地名和部族名，可见吐蕃帝国虽然已成历史，但对多康藏区及周边河陇地区的影响却很深远。

（二）近现代藏语地名是吐蕃时期古藏文地名的继承和发展

许多延续至今的藏语地名虽然在书写形式、构词方式、词语结构等方面存在某些出入，但在地名本身的语言构成及读音词义上一直保留着吐蕃时代的风格，尤其是地名语言所隐匿的历史地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被继承了下来。“地名具有继承性，地名的继承性是指后代的地名在继承前代地名的基础上逐步演变的特性，地名的稳定性是继承性的结果和表现。”在藏区各地，这种继承了吐蕃时代地名读音和词义结构的地名很多，越是内陆藏区，藏语地名的继承性越强，如卫藏（西藏）地区的吐蕃地名与多康藏区吐蕃地名不同，许多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地名基本上还在沿用，未作改变。

因敦煌古藏文文献缺失严重，虽然我们无法从现有的古藏文史料一一查找今天仍在使用的许多年代久远的藏语地名，但从这些地名所隐含的古代历史信息和命名方式及构词成分分析，确系吐蕃时期或更早时期的藏语地名，是几千年来藏族人民代代相承的历史遗留。目前就中国藏区的藏语地名分布情况来看，与吐蕃时期吐蕃本部的藏语地名分布情况基本一致，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藏族地名继承和发展吐蕃地名的事实。

藏族人民在使用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时，往往只注重其地域指代符号的作用而忽略词义，这就造成有的地名含义不妥，有的地名的原始用语具有更多的具体成分而带有不确定性、含糊性，有的地名的词义已无从考证，但这些地名仍然得以延续，保留他们承载着吐蕃历史的痕迹。从吐蕃地名的传承情况来看，来源于自然地理特征和史实、民间传说的吐蕃地名寿命较长，很少能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而弃用。另外，那些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也相对比较稳定，不易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像“lha sa”（拉萨）、“mdo smad”（多麦）、“gnyan chen thang lha”（念青唐拉）、“yar lha sham po”（雅拉香波）、“ti se gang”（冈底斯）、“lha rig yang to”（姜多山神），虽流经千年，仍然原貌原样地保留至今。

吐蕃时期，为了巩固边疆统治与进一步开疆扩土，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徙民活动，进驻边区的大量吐蕃军队也长期驻扎，亦兵亦农。还有触犯吐蕃法律的“罪犯” ，被驱逐到边远地区，如755年吐蕃王室发生惨案，赞普赤德祖赞被杀，不久把参与刺杀吐蕃赞普的大臣郎、白氏之奴户集体驱赶至“董索”（mtong sod）的地方。这种规模较大的移民军屯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吐蕃地名，其中有些地名仍然沿用至今。“mtsho sngon po”为“青海湖”之藏语名，意为青色之湖，今天仍在使用，要注意的是此地名在吐蕃时期已经出现。在青海湖一带所流传的噶尔·东赞之传说，证明青海湖等地名与吐蕃时期军事扩张有关。

像今青海黄南州同仁县境内的“Rgyal po”（意为国王）“blon che”（意为大臣）“btsun mo”（意为王后）等藏语地名，据著名学者更敦群培考证，认为这些地名均是吐蕃时期王宫政治意识成为民间政治意识的结果。

今天藏族聚居区的山川河流和湖泊等自然地理地名以及包含着历史文化信息的藏语地名，是吐蕃地名文化影响的直接结果。从大的区域概念来讲，吐蕃时期藏族居住区在后来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青藏高原仍然是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民族聚居区，相应的大区域藏语地名也源自吐蕃时期或更早时期。

文章作者：叶拉太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 第4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檀金玲

校对：刘 言

审订：耿 曈

责编：周 辰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往期精彩推送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