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孤独、育儿，是什么压垮了日本女性？自杀率连续两年激增

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病毒一直在夺走人类的性命，同时，不可见的“心病”也正在社会中滋生，导致这两年选择自杀的人数同样出现了激增。

就拿咱们隔壁岛国来说吧，2020年，日本的自杀人数达到了21007人，这一数字甚至比该国新冠的死亡病例还要高，令国际社会感到触目惊心。其中女性自杀率连续两年持续增长。今年三月日本当月的自杀人数就有1868人之多，女性597人，几乎占到了快1/3。

但日本超高的自杀率真的全部归罪于新冠疫情吗？也不全是，毕竟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城市，新冠疫情都很严重，然而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大批民众自杀的情况。

说到日本的自杀率，其实一直都不低，这个发达国家的民众生活幸福度，似乎并不高，我们还得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找根源。

日本历史中提倡的自杀文化

早在江户时代，许多武士贵族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当有些贵族名门犯了重大罪行要被判处死刑时，他们会觉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处于极刑实在是一件很丢面儿的事，士可杀不可辱，为了保存名誉，不如自我了断了。

所以在日本，慢慢也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当皇族和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犯了死罪之后，不是拉到刑场去执行，而是默默地赐死。尤其是江户时代初期，武士阶级切腹自杀被认为是忠诚的象征。而女性则是选择用短刀刺进喉咙的自杀方式。

日本历史上，还发生过更离谱的“跟随殉情”事件。1703年，歌舞伎《曾根崎情死》在日本的道顿堀竹本座上演，该剧讲述了大阪堂岛新地天满屋的游女与内本町平野屋酱油商店员德兵卫的爱情悲剧，最终一对相恋的情侣在梅田曾根崎的露天神森林中双双殉情自杀。

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或许是演员演技太好，让人过于入戏，以至于在当时社会引发了一股殉情热潮。许多因为家庭阻挠，或是世俗偏见不能在一起的情侣，在看了这出戏之后，纷纷自杀以“明志”。

眼看人越死越多，幕府只好出台了“殉情禁止令”，明令禁止情侣们殉情自杀：一旦发现有人殉情，尸体暴晒三天；一旦发现又自杀未遂的，抓回来游街三天！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杀鸡儆猴”般的操作，这才终于止住了年轻男女殉情自杀的势头。

到了二战，日本就算在三个邪恶轴心国中，也是自杀人数最多的，他们的军队甚至发明了神风敢死队这样飞机送死撞航母的自杀战术。

当然，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并没有改变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命运。按理说，二战后，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了这种思想毒害，改变对生命的漠然，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仍以每10万人就有25.7人自杀的高自杀率位于世界第一。

这是因为虽然战争解决了，但二战后社会价值观翻天覆地的改变，又给日本人带来了割裂的痛苦，许多人一时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变化。1998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年轻男性自杀人数开始上升。似乎结束生命，成为了年轻人感觉压力大、抑郁时唯一的解决方案。

到了现在，新冠疫情的爆发，隔离、失业、生活无望，继续挑拨着日本社会原本就很脆弱的神经。

疫情期间，名演员自杀引发模仿效应

开头咱也说过了，这次疫情中还暴露出了一个特点，就是女性自杀人数特别多，至少相较于历史中的传统比例有很大程度的上升，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次疫情的冲击，餐饮业、零售业、住宿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这几个行业中，女性受雇的占比也最高，可以说完全是女性职场的噩梦了。根据日本NHK的数据统计，因为疫情被迫解雇、停业或者工作受到影响的女性多达26%，是男性的1.4倍。

而且女性在疫情期间，不仅要承受被裁员、失业后的经济压力，还要担负起照顾家庭，哺育下一代的重任，可谓是压力山大！根据日本雅虎新闻今年2月的统计，40%的女性选择自杀的原因是“头疼于子女的教育”，可见这熊孩子不光中国有，日本也不少。

排名第二的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和，占比约39.1%；还有25%的人会担心看病和护理等问题。

2020年9月27日，曾经主演过《午夜凶铃》《女神探夏洛克》的日本著名女演员竹内结子自杀身亡。新闻一出，立刻引发了“名人效应”，10天内就多了207名女性自杀者，尤其是跟竹内几乎同岁的40多岁女性。

竹内结子

其实媒体完全可以尽善尽责，以这件事情作为预防自杀行为的利器，提供给民众更加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呼吁大众重视自身的生命，然而日本媒体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过度渲染了竹内的死亡，因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种“自杀模仿效应”，也称“维特效应”，当名人自杀通过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报道之后，很多弱势群体感到连竹内这样的知名演员都忍受不了疫情带来的生活压力，选择了自杀，何况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小人物呢？

孤独、忧郁真是自杀的元凶吗？

还有很多学者把日本女性最近的高自杀率归结于抑郁症。

日本人崇尚孤独，最大的教条就是不给被人添麻烦，但这无形中也促使人们不愿意多与外界交流，不愿意与别人袒露心声，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了心理问题，最终导致抑郁症。

据悉，日本青少年中“经常觉得孤独”的比例高达29.8%，远远大于第二名的冰岛，而冰岛的数据只有10.3%。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院研究中心的精神科医师松本俊彦就说：“在日本社会中，很多人会遭受生活上的困境，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但又怕给别人添麻烦，于是只能把苦闷埋藏在心里，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在年轻女性的身上。”

居家办公的川濑佑治就很同意松本俊彦的观点，每天早上9点，她就会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先是通过Slack软件回报工作进度，接著上传档案，这些工作和过去在公司做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半年后，她就开始出现了忧郁症的症状：“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感觉寂寞。即使同事们在Slack上偶尔也会闲聊几句，也总感觉得少了什么……”

因为人际沟通不足，一个人面对孤独的心情更不用说与日俱增，让居家工作人员渐渐形成了一个「心灵孤岛」。

但日本南山大学的阪本俊生教授对此并不同意，他认为，是日本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社会评价直接导致了日本女性较高的自杀率。

日本女性的自杀率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2倍。这是因为在日本传统观念中，挣钱一直是男人的工作，当女性走向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觉得自己可以做和男人一样的事情，这本身确实是正确的方向，但随着新冠疫情造成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不少女性觉得自己在外面没有挣到钱，在家也没有照顾好家庭和孩子，心里的失落感造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从而导致了自杀行为。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一位35岁的职业妇女Akari就表示：自己的小孩已经因为生病住院6周了，她很害怕孩子得了新冠：

“我几乎24小时都在焦虑中，过去我并没有精神病史，但现在无时无刻不敢到焦虑和忧郁。我甚至敢到很绝望，总是想着会不会有更坏的情况发生。”

女性自杀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除此之外，最近几年，日本女性自杀的趋势也越来越向着年轻化发展。仅在2020年全日本820所大学中就有331人选择了自杀。根据日本当局针对18~22岁的年轻人做的社会调查显示，约有34%的年轻女性有过自杀倾向，更有13%的女性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

青年人，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怎么就选择了草草了结自己的生命呢？

兵库教育大大学院教授、精神科医师野田哲朗长期关注于日本青少年心理健康，他认为在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女孩子往往是家庭中最薄弱的存在。受到疫情影响，在家里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会更长，也就增加了孩子目睹父母夫妻间暴力、身体虐待甚至遭到性虐待的风险。

女孩往往是弱势群体，即使受害了也找不到倾诉对象，最终被逼上绝境。不要以为家庭暴力现象只是法制栏目中的传说，在日本，2020年1~6月间，半年间与儿童虐待相关的家庭暴力事件，就比2019年多了98814件。打击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了日本疫情期间主要针对的社会问题。

政府出台相应措施，但有用吗？

针对如此高的自杀率，日本政府就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吗？

有是有，令和元年，日本内阁会议出版了《自杀对策白皮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人群做心理分析，分析民众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日本厚生劳动省也架设了会员制的社区网站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很多民间组织也纷纷开通心理辅导热线。

您还别说，这心理热线还真多少管点用。有一天，负责自杀防治专线的主任新行内胜善就接到了报告：某位人民群众传来一则“我要去死”的讯号。对自杀防治专线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往往都是从每一个方面的咨询中，一眼判断出人们现在的心理状态。

比如说我要去死、我想死、我现在要去死，这三种情况的紧迫性不同。新行内胜善立刻判断此短信属于紧急状况，马上启动了救援机制，联接方法找到了这位企图自杀的群众，阻止了一场遗憾事件的发生。

新冠疫情蔓延后，自杀防治专线每天都要收到超过200件以上的心理问题，从因为夫妻离婚见不到孩子的家庭问题，到被公司解雇感到绝望的社会问题，人们总是有各种想要自杀的理由。

其实，真正要解决的并不单单是人们面对自杀时的各种心理问题，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如何有效地缓解社会压力，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让人们的生活充满希望，才是日本政府解决自杀问题的根本。

倘若人人都能从生活中尝到幸福感，就算偶尔有那么一些不如意，又有谁会想着去自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