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袁剑：西方学界中国边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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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白哈巴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冷战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与世界大国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认识，逐渐成为西方的主流认知与判断。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日益受到现实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成为广义的现代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西方的“政治正确”与“观念先行”的理念在部分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以“西方学界中国边疆研究”为题的专题讲座，文章来源于“今日边疆学”微信公众号。

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是西方对中国整体认知观念变化历程中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西方的学术脉络时，就会缺失一个宏观的认知环境，有可能陷入到对历史细节和文本字句的枯燥考证之中，以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有必要首先将西方对中国认知的整体变迁历程进行总结，概言之可以分为四个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8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国的秦汉至清中叶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800—1890年，第三个阶段是1891—1945年，第四阶段是1945年以后。

一、西方对中国认知的整体变迁

在第一阶段（秦汉—1799），西方将中国视作一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大国，对中国边疆各部分的区分性认识尚不明确，仅是将“鞑靼地区”与中原地区进行简单的二分。这一时期，西方普遍的思想背景是文明论，体现在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记述中，涉及中国边疆的部分主要是对宗教、习俗的记述，代表作品有《柏朗嘉宾蒙古旅行记》《鲁布鲁克游记》《德西迪利西藏纪行》《马可·波罗行纪》等。

在第二阶段（1800—1890），西方开始将中国看作“停滞的帝国”，但对中国内部的区域性差异逐渐重视，研究进一步细化，这一时期西方整体的思想背景是帝国扩张和“文明开化”理论。例如，洪堡与李特尔作为19世纪地理学的开创性学者，试图塑造一套阐述“人类家园”的知识，以取代旧的神学世界观，以此为背景，形成了对世界的新分类。伴随着殖民势力的推进，对广袤的东方世界的“文明开化”逐渐成为当时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认知，“东方学”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曾经的“鞑靼地区”被细分为蒙古、藏地等区域，并在对清朝的“文明开化”使命中被进一步叙述与呈现，在分类上也逐渐获得与“中原”同等的位置。同时，英、俄在中亚的扩展，导致西方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认知也日益细化。

在第三阶段（1891—1949），西方则将中国定位为一个边缘地带的边缘力量，开始初步理解中国边疆与域外的关系。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势力大规模进入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要求将列强在华的权益进行均等化；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东北成为双方的重要战场；1913—1914年，英国通过西拉姆会议，使得英国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尤其是涉藏地区的认识和理解，获得了政策层面的支撑，也使得日本、英国、美国对我国台湾、东北、西藏的相关研究得以推进，进而影响本国政府的政治、军事决策。其中的代表性论述有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论”（即“元、清非华论”），这是由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白鸟库吉等人提出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当时各国的内部舆论如何影响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走向。

在第四阶段（1950至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与世界大国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认识，逐渐成为西方的主流认知与判断。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受区域研究尤其是苏联研究热的影响，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出现了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的范式变迁。受此影响，中国边疆研究领域也出现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作品，具有代表性的如巴菲尔德（T.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1989）、杜磊（D.C.Gladney）的《说汉话的穆斯林》（1991）等。据姚大力教授相关文章统计，到21世纪初，西文著述中关于傣族的研究有四种，壮族的一种，苗族的三种，纳西族的四种，彝族的四种，白族的三种，满族的四种。这些研究跟特定区域的特定对象相关联，区域研究特性越来越明显，使得先前同质化较高的中国研究内部被细化了，这是区域研究泛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所谓“历史的终结”观的驱动下，作为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对照，对世界历史上多民族王朝与帝国的反思成为学术热点，对清朝的重新反思也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来。1996年，日裔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反驳何炳棣1965年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友枝“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成为“新清史”学派出现的重要标志。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苏联解体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对此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此后出现的“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有路康乐 （Edward Rhoads）、欧立德（Mark C. Elliott）、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米华健（James Millward）、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后来更年轻的一代，往往被称为“新清史2.0”。

二、对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的结论

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受整个西方对华认知总体思想背景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凸显边疆民族主体性论述的作品依然会是主要趋势。主体性的呈现依然会是未来诸多作品的一个基调。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但又跟当下世界的时代情景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趋于自我表述，每个人也有更多自我表述的欲望。当这种现象出现在对一个大区域范围作研究的时候，把大区域划小，把小区域划得更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向也符合“新帝国史”对大帝国进行碎化式理解的基本状态。为此，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思想史根源。

近30年来，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日益受到现实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成为广义的现代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西方的“政治正确”与“观念先行”的理念在部分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为此，我们应未雨绸缪、有所准备，在站稳立场的基础上，理解这些研究背后的思想史要素，以学术应对学术，以实力反击其学术之外的不良企图。正如周伟洲先生所言：“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对国外一切有益和有利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己国家边疆的传统。” ■

文章来源于“今日边疆学”微信公众号

图文编辑：丁一洺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