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天勇：新变局之下，如何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未见减轻，全球疫情漫漫无期，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内外需失衡，且内需中消费不足，造成中国经济产能过剩、效率降低。疫情的冲击使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疫情冲击之下，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新发展阶段，还有哪些改革亟待推进？中国经济还有哪些增长潜力可以释放？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澎湃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周天勇长期研究要素市场化改革，他认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二元体制”中，对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其分解为广义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改革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研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规律，他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 增速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 增速放缓或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回落。”周天勇强调。
当前什么措施刺激经济最有效
澎湃新闻：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加之作为经济发动机的房地产也持续低迷，在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会在哪里，比如目前各界提到的土地要素市场化、宅基地入市，您觉得‌‌最近有没有可行性？
周天勇：未来经济的发动机，‌‌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政府把户籍以及‌‌土地交易‌‌市场化配置，尽快放开，‌‌包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当然这里‌‌最大的潜能还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具体来看，主要是指土地投入产出方面，还有些闲置低利润的土地，通过市场再配置，‌‌可以再利用起来，就可以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个是资产市场化，‌‌土地‌‌和房屋不仅是自然资源‌‌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要通过改革使其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土地房屋‌‌资产化主要就是通过它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引起它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个增长它主要是平缓，因为每年的交易量是一个稳定的量，‌‌稳定的量它只要是一交易就是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因为我是分析过就是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率，‌‌有很大比例的增长动能是由资产化引起的。‌
澎湃新闻：您提到的土地，是不是就是指‌‌农村的宅基地？
周天勇：农村的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农业用地都是土地要素，还有城里的比如说国有企业闲置‌‌的那些土地，也是‌‌土地要素。应该允许这些土地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可以交易，才能盘活土地要素。
‌盘活土地要素生产力主要是来自于其投入生产以后，‌‌比如说一位农民的院子挺大，宅基地放开，允许他办农家乐，‌‌搞小型农业加工，这就是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增长潜能。‌
‌另外一个增长潜能是让土地，‌‌宅基地可交易，‌‌比如说城里人退休了，到农村去买个院子，其中50万我支付给‌‌农民，‌‌从GDP核算的角度，支出和收入上都要进行核算。‌
‌从生产法上看，全国范围每年有一个稳定的量，‌‌每年按自己买到的房子给自己虚拟交房租，每年都平均核算一下，三种生产法都计入了GDP。‌‌‌‌
澎湃新闻：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决策层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但是有学者警示近年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持续递减，你怎么看？
周天勇：扩张性政策在短期内肯定有一定效果，毕竟刺激肯定比不刺激好。但是‌‌二元体制经济的下行压力，‌‌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刺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根本上讲，因为体制的增长潜能是锁死在扭曲的体制里。
比如，财政政策解决不了户籍问题，‌‌只有把户籍放开，‌‌把户籍上依附的这些阻碍人口流动、人口迁移的政策放开，才能真正释放体制潜能。
澎湃新闻：您认为现在应该逐步用居住证代替户籍制度？
周天勇：这是个大趋势。但有些问题居住证制度还是解决不了。‌‌比如个人没有当地户籍，孩子能不能在当地就学，‌‌有的城市个人持有居住证可以买房，有些城市则不允许。‌‌‌
以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日本也施行户籍制度，但日本的户籍制度叫‌‌告知性的户籍，人口流动到某个地区，我把孩子领过来在当地进行户籍登记。登记户籍以后，孩子上学不能因为公共财政没钱，你就劝我去别处上学，这是不行的。‌而且也不能因为没有户籍，就限制我买房，这是不行的。
如何理解“二元体制”下的体制扭曲与增长潜力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国目前仍是“二元体制”国家，‌‌依据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到现在为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还在进行。从1978年以来到今天，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这里二元体制，主要是指要素市场中计划与市场并存。
具体来看，劳动力流动方面，‌‌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存在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户口、教育、医疗、居住、土地、养老相关的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子女在非户籍地不能享受到大城市的基础教育，‌‌这就导致了虽然劳动力要素市场放开了，但流动人口子女不能在劳动所在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在某些大城市买房，必须得有当地的城镇户口。这就是二元体制。‌
再例如资本要素，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可能是8%的贷款利率，资本平均利润率为5%；但是，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为4.5%，其资产平均利润率2020年是1.64%，‌‌这个就是体制扭曲差值。‌
农村土地不让市场配置也是一种扭曲。农民创业办一个乡镇企业，通过与资本结合与劳动力和土地组合，形成生产力，生产商品，到市场上销售，实际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也被市场化了，形成了投入和产出。纠正了体制扭曲。
但是，由于农村土地计划配置、征用体制、用途管制、规划管理等，没有用地指标，土地被政府征走，不能改变用途，没有建设权和交易权。这就是土地不能市场交易配置的扭曲。
澎湃新闻：您提出不同于“一元体制”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既有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也包括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您如何定义这两者？
周天勇：‌‌‌‌‌‌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由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等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在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单位生产率提高了。
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资本的数量和劳动力数量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技术进步是如何引起的，是因为‌‌人们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素质提高，技术进步，‌‌新技术产业化了。
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特指在“二元体制”转轨经济体内，由于体制改革释放了体制扭曲，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计件工资奖金制度以后，刺激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原来是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后来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在劳动力投入没变的情况下，‌‌劳动的产出增加了。
澎湃新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全体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偏低；相关研究表明，近些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
周天勇：‌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些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因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从而导致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而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劳动力生产率随之下降。具体而言，非市场化的体制，不仅扭曲了要素的最优配置，也扭曲了劳动者的收入分配，进而会抑制居民支出能力并扭曲需求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使生产能力过剩常态化，使经济出现需求不足，增长速度下行。
中国城市、交通和工矿等用地，由地方政府从农村集体和农民手中低价征用，再高价出让，其财政对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行过度分配；而单一房地产开发建设渠道导致的高房价又转移了城镇买房居民的收入。这些都扭曲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流程，造成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式微，可能会使得外需出现绝对收缩，使出口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看，需求萎缩会使得产出严重过剩，并且使其常态化。最终，居民收入减少，‌‌或者居民收入相对放缓。‌
‌第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挤出了农民收入。一方面土地财政创造了GDP，但是‌‌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相应地转移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劳动报酬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下降。‌
第三，城市高房价转移了居民的收入。房子原本是以居住属性为主，但是在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模式下，房地产逐渐发展出金融属性。结果，高房价消耗了过多的居民收入。打个比方，本来家庭有1万元可支配收入，‌‌房价高的话，家庭可能多出来15%，甚至20%去作为居住支出，就是家庭收入本来是可以用于其他消费的部分，转移到房地产领域。
澎湃新闻：不只是消费，近几年中国经济投资增速‌‌下滑，尤其是去年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您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
周天勇：投资‌需求下降，有几个原因。第一，‌‌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投资率高于消费率，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工厂生产的商品不能及时销售，造成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下降，企业不再愿意去投资。‌‌
‌‌‌另外，土地财政把本应该为农村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转移掉了，‌‌还有房屋价格‌‌太高，把城镇居民的转移掉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转移和迁移，堆积在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单单依靠农业，比如种植粮食，获得不了相对高的收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的收入偏低，‌‌最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出口放缓，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您觉得哪个问题更棘手？‌
‌周天勇：首先是供给。产能都在，但目前疫情会对供给侧产生扰动，今天，产业间分工协作越越细，如果隔离和阻断的不确定性持续，可能使供应链发生多点断裂，近期导致停工停产，远期会导致一部分企业和产业为了规避供应链时有时断的风险，向外转移。对中国未来经济将形成重创。
目前，还有需求不足和预期不明的问题。一是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对需求造成极大影响。其次，‌‌预期转弱，主要是指当前的公共政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存在政策风险，这对企业投资和经营产生很大影响，‌‌企业会变得很谨慎。比如，过去地方政府‌‌鼓励农民搞蔬菜大棚，‌‌过两天地方政府可能基于其他政策考虑，把这些大棚给拆了。前几年，对于养猪产业也是如此，一段时间说你可以养猪了，但过段时间，认为‌‌过量养猪污染，把猪圈给拆了，‌‌这些对社会的预期都有很大影响。‌‌‌‌
澎湃新闻：您也提出，虽然中国现在是二元体制经济体，产生了巨大的体制扭曲，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比如你提到的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
周天勇：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不存在体制扭曲，因此，其自然增长率等于潜在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和增长体系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广义的技术进步。
二元经济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和低效率的内生性，其自然的经济增长率，不是要素充分利用的增长率，是相对逐步失速的增长率；二元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对扭曲差值的缩小。因此，其不是自动内生的增长潜能，而是强力改革体制来纠正扭曲，减少和消除内生的体制性剩余，将低效率转变为高效率，这才是其潜在的经济增长潜能。
比如个人的迁移和要素配置，‌‌‌‌在二元体制内，‌‌存在高额的交易成本，‌‌体制会把那些生产潜能禁锢在二元体制的扭曲之中。‌‌这种体制扭曲的存在，无论是货币政策或是财政政策进行刺激作用都不大，或者只能应对短期问题。‌‌比如财政赤字解决不了户籍问题。‌
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对民营企业歧视的制度，放开土地市场（比如说农村住宅市场，‌‌当然国有和集体要坚持，但是他们土地使用财产权应当放开交易），‌‌‌‌禁锢在‌‌体制扭曲中的生产力活力才能释放出来。
研发投入增长不必然带来创新‌‌‌‌‌
‌澎湃新闻：如何解决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目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周天勇：‌‌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纪检、监察、审计制度，有效地遏制了‌‌以往国有企业乱花钱的行为。‌‌然而，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但是地方政府的乱花钱，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控制住，新上任官员借钱，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很难有效控制住，‌‌看二十大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澎湃新闻：这可能也是经济失速的原因之一？‌
周天勇：因为地方政府借钱上项目，这种方式并不能持续产生生产力，很多项目是比较低效的，比如进行市政建议，盖个‌‌城市‌‌展览馆。‌‌虽然是公共性产品，‌‌短期内能带来部分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存在巨大的效率损失。‌‌政府过度举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风险，还有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
从激励角度，新官上任需要政绩，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举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带来短期内经济增长。以此方式，完成个人的晋升，如此反复。在任官员‌获得‌提升以后，新上任的官员并不积极偿还前任的借债，而是‌‌继续借，最后导致恶性循环。‌‌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把这种现象控制住。
澎湃新闻：历史经验表明，有效地激励机制能够解决创新中的动力问题。中国在研发支出和占GDP比重上逐年上升，科研费用投入的增长能否解决技术创新中的激励机制问题？
周天勇：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创新的激励机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方面，创新必须要有投入，不投入不可能产生研究成果。但是，增加研发投入，并不能自动解决创新中的激励机制问题。
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肯定不行，一个民族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动力。‌‌但是创新肯定是‌‌竞争‌‌的一种结果。‌‌
比如说一个单位，‌‌只有确立了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后，才有可能创造出芯片。‌‌‌要在创新方面有竞争，如果没有激励机制，大锅饭肯定不会产生创新结果。‌‌另外，企业的新技术应用了，企业就利润高一些；‌‌企业创新有专利，‌‌可以对市场设置一定的专业门槛，‌‌利润更高了。‌‌‌‌‌
所以只有你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到位，‌‌才能有创新。‌‌也就是说，‌‌改革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如果不承认个人利益，‌‌吃大锅饭，回到‌‌原来的那种旧体制、旧机制，它是不可能有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