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4月上旬以来,广州出现了新一波疫情,据笔者对居住区附近市场走访与观察所见,以及与单位同事和街坊邻里聊天所知,广州各大肉菜市场及超市并未出现民众大规模抢购现象,市场上各种食品供应如常,甚至管控区的菜品供应也是井然有序。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州高度重视“菜篮子”,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保持较高的农产品自给率,狠抓农产品的“稳产保供”。
最近,一则消息让我倍感欣慰,说的是位于广州北郊花都区赤坭镇荷塘村的85后小陈,10年前继承父业,从事种菜卖菜的行当,与妻子共同打理着村里东海菜场约240亩的田地,他们种植了番薯叶、芥兰、菜心等蔬菜,他们聘请的工人师傅们早上6点开工,采摘当天最新鲜的番薯叶,11时30分,将2000斤番薯叶打包、称重和装车,出发运往广州市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江南市场。中午12点30分,抵达江南市场,各路采购商进行批发交易,下午3时,小陈的番薯叶就出现在广州各大菜市场,或在各大生鲜电商平台上架,最终走向广州市民的餐桌。换言之,从田间到市场,仅需4小时!
东海菜场及小陈不是个例,他们代表着散布于花都、番禺、从化、增城与南沙等广州郊区的众多农业产业园,以及长期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庞大菜农群体。
与小陈类似,不少年轻人选择了新型农民这一职业。他们是农耕文明的传承者,更是创新者,他们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场景。科技赋能下,机械插秧、无人机飞播、水直播和旱直播等新型播种方式被广泛采用,各种新型农机具和农业数字化仪器与设备活跃在田间地头,很多涉农企业与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紧密合作,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此外,在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广州一些农业基地已形成了一批闻名遐迩的农产品自主品牌,如增城的丝苗米和迟菜心,从化的钱岗糯米糍,花都的槟榔香芋,番禺的海鸥岛麻虾,南沙的黄油蟹。上述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与基地无疑是广州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的主力军。
重大突发事件时,这些位于城市两小时交通圈内的农业产业园,能将民众急需的生活物资迅速送达到城市各大市场与超市,为市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这给我们若干启示。
其一,有必要重提“无农不稳”。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全面现代化不是城市“吃掉”乡村,不是用二三产业置换一产,不是二三产业比重越高越好,不是把农民都变成市民。即使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农业、农村和农民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突发性疫情等特定时期,大都市里的乡村的意义更加凸显。特殊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提醒各级城市政府要深刻领悟“无农不稳”的时代性意涵,要彻底摒弃“贱农抑农”“抽农补工”等既有认知与传统思路,要让支农与惠农成为一种长期和恒定的保障性制度。
其二,有必要反思大都市郊区的发展模式。大都市郊区发展的通行之道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征地拆迁,大兴土木,新建各类型工业园。此举有助于实现GDP的短期增长,但客观上削弱了城市在危机时期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应急能力,对城市韧性与可持续性带来戕害。保留一定面积与规模的农业业态,让农业与二三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是有远见的城市政府之应为。
其三,重新审视城市规模。众所周知,城市存在规模及集聚效应,人口多、面积大,会带来城市整体运行成本降低与综合效率提升,但人口太多,面积太大,会引致规模不经济及集聚不经济,给城市治理带来困扰,譬如疾病在大城市更容易传播与扩散,政令执行传达与落实在大城市效率相对低下。对大城市尤其超大城市的规模进行适当控制,通过产业转移、人口集聚、强市镇、固基层等策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分流大城市人口,平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具有积极意义。
姚华松 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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