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日记里的书香成都

清代《胤禛行乐图册·围炉观书页》（局部）

《吴虞日记》详尽记载了老成都的日常生活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中国最早书店的模样

□朱晓剑/文

成都，自古是“书香之城”。早在唐宋时期，就遍布刻书、印书的书坊、书肆，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造纸、雕版印刷中心；到了近代，成都是北京、上海之外的全国第三大旧书流动市场。据资料记载，20世纪前三四十年，成都有四五百家经营古旧书业的大小店铺，春熙路、学道街、古卧龙桥街、青石桥北街、玉带桥街、西玉龙街、祠堂街……成都的长街短巷翰墨飘香，不仅留下了吴虞、朱自清、叶圣陶、李约瑟等名人的足迹，更在历史转折的大时代里扮演了重要的“小角色”。今天我们从名人日记出发，追溯蓉城的书香。

学道街志古堂

线装书里“睁眼看世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15日，阴天。著名经学家丁治棠在日记中记载了到学道街志古堂淘书的经历。

“问宋芸子《采风记》刷印否——是集上海书局已经梓行，贩兑入川，志古堂复翻刻之。……答云：‘芸子书已印成五十部，送过伊院矣！’随翻赵元青《郁公式山房集》，文笔清卓，诗品秀劲，诸奏疏更剀切森辣，声震霜台。重价购成。复到洋书铺，阅石印《唐宋诗文醇》，价贵未买。出青石桥，转半边街沿河岸玩流水，心神活泼。偎岸生泡桐，高大异于常树，秃其顶，枝撑旁出，浓荫遮空，团团如伞盖，盘旋其下久之。复从卧龙桥直道还寓。写名片到宋芸子处乞《采风记》，承赠一部四册……是晚，仍游夜市，归读《镜川诗文集》，俱清超有致，诚慧根人，稍欠学力耳。过二更寝。”

宋芸子即宋育仁，和丁治棠同为尊经书院同学，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丁治棠追到宋育仁家中索求的《采风记》正是一部向国人介绍现代世界的作品。他在日记中写下读后感：“中分政术、学校、说例、礼俗、教门、公法诸则，附以纪程诗，时务论，合太史公式轩之旨。叙各国风俗礼教，细微密致，无隙有贬，以《周礼》精义折衷之，文势奥衍，得古史笔意。略观大致，未细读也。”

志古堂复刻此书，为丁治棠这样的传统儒学士子打开了一扇了解新世界的窗户。晚清时期，学道街是成都书店云集之所，民俗学者何韫若《竹枝词》云：“通省司文此衙门，线装古籍映朝暾。店东拱手延客坐，不厌翻检态和平。”“志古存古誉锦江，千年人记蜀刻香。宋椠元镂俱难见，幸有尊经旧版藏。”“志古堂”“存古堂”均是成都当时最为著名的线装书书店。同治年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尊经书院，并开设尊经局刊印经、史、小学诸书，所刊刻的书册，良工精镂精校，人称“尊经本”。

关于周达三的志古堂，《四川出版史料》有详细记载。周达三（1856年—1922年）原籍江西金谿县。其祖父周舒腾在乾隆年间入川，在学道街创设书肆“尚友堂”，父亲周承元继之，又开设书铺“九思堂”。周达三幼时曾习诗书，同治初年，学道街发生大火灾，祖传家业毁于火灾，家道中落，乃“弃儒习书业”。他到志古堂老板王述斋处当学徒，刻苦自励，手不释卷，潜心目录版本之学。当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荪来成都协助张之洞编纂《书目答问》，他抓住机会，虚心求教，执礼甚恭。后来他任志古堂经理，适逢尊经书院开院，志古堂刊印汲古阁本《说文解字》以及大批应时之古籍，选本严谨，刻印认真，深受学子欢迎。书法家刘东父回忆说：“张之洞担作四川学政时，竭力提倡经学和小学，认为志古堂营业诚实可靠，便主动拿出三百两银子交给周达三，要他校刻《许氏说文》。”此举让志古堂闻名成都学子圈，就连四川总督吴棠也找他刻书《韩诗外传》《杜诗镜铨》。

丁治棠在日记中说：“书主人周姓，名达三，雅人也。与省内诸名士交好，缥缃满架，无书不藏。”志古堂名声远播，达宦名儒凡求书者“皆从达三游”。周达三与廖平、吴虞、骆成骧等皆有交游，也时常出现在《吴虞日记》里。周达三为他们送书、供书、出书、购书、推荐书，还谈论书，“凡尊经群彦，皆乐于赏奇析疑”。

周达三从事木刻书业五十年，出书约五百种，亲手校勘书籍百余种，晚年曾任成都总商会会长，林思进编纂的《华阳县志》有他的传记。周达三去世后，40年老友廖平在墓志铭中评价说：“此三十年中蜀学之盛比于齐鲁，虽诸贤之自立为不可及，而达三补苴提契之功不可没也。”

华阳书报流通处

“老英雄”遇见“新青年”

1919年5月4日，成都，大晴天。当晚，47岁的吴虞像往常一样摊开日记簿，写下简短的两句话：“少荆来谈，云北京《晨报》《每周评论》不久可到。予嘱各代订一份。”

吴虞笔下的“少荆”，是创办《公论日报》的成都报人陈少荆，而为吴虞送来《晨报》《每周评论》的，则是“华阳书报流通处”的经营者陈岳安。5月23日，陈岳安给吴虞送来了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在“五月初四一张”这一期中报道了影响中国此后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

傅崇矩曾创办了成都第一家公众阅览室、第一家民办报纸，1902年又创办贩卖新潮杂志的“华洋书报流通处”，地址在昌福馆（今春熙坊）。1915年，他将其委托学生陈岳安经营。1917年，傅崇矩去世，由陈岳安独立经营，专售进步报纸、杂志和书籍，引领成都阅读风气，后来受“五四运动”影响，店名改为“华阳书报流通处”。

陈岳安，名育安，四川江安人，为书香子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与吴玉章、吴虞、李劼人等交游，力主教育救国，曾主办《国民公报》。当年成都报界、出版界和读书界都叫他“大总管”。该处发售《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星期日》《少年中国》《孙中山全集》《独秀文存》等，引得革命青年的关注，巴金、郭沫若等都是书店的读者。吴虞也是通过他购买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的书报。

1917年1月，陈岳安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率先在西部地区发行《新青年》杂志，吴虞是最早的订户（1月19日记“订《新青年》全年二元”），当时《新青年》在整个成都只有五份。随着新文化运动爆发，许多新式学堂都订阅了进步杂志，不少有经济实力的青年人也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成都、重庆、泸州等地相继设立了代售处，发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更多的青年学子为了先睹为快，往往一有空闲就跑到“华阳书报流通处”购买或翻阅《新青年》。

那时候，陈毅常去华阳书报流通处购买《新青年》；巴金的大哥甚至预先在流通处存了一百元钱，每天下班都要去那里取《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作家沙汀曾回忆，他在这里常常发现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彼此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于是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

最初，吴虞对新文化运动并未表述看法，直到他读完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刊登了他写的《吃人与礼教》。1919年12月31日下午，吴虞到陈岳安的华阳书报流通处淘书，惊讶于《新青年》的销量之高。当晚，他照常打开日记簿，写道：“阅其售报簿，成都县中学买《新青年》等杂志二十二元，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这位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用“潮流所趋”四字表明自己的心情和期盼。

随着大革命失败，川中军阀混战，书报检查严酷，华阳书报流通处生存困难，为了摆脱困境，陈岳安于1930年冬天东下，他乘坐的汽船在重庆磁器口鲤鱼石遇险翻沉，全船70余人遇难，陈岳安亦遇难。该店改由其岳父赖筱纯接替经营，改店名为玉记华阳书报流通处。

翰墨飘香祠堂街

李约瑟朱自清叶圣陶的足迹

1943年5月，借住在华西坝何文俊家的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日记中记录了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系主任何文俊带他到祠堂街淘书的经历：“书单上的书都买齐了（例如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道教史、炼丹术史等）。九大本书只花了477元（记得两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要花100元以上）。星期六（5月22日）举行了盛大晚会，36位来宾都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重要名人。我们聚集在南门万里桥附近的‘枕流’餐厅，晚会无疑十分欢快。”成都之行，为李约瑟后来撰写《中国科技史》打下了基础。

1944年初夏，书画家吴景洲在《蜀西北纪行》中感慨：“蓉城最足令人流连者，有街若干条，曰西玉龙街曰玉带桥街，其间小型书肆充斥，碑帖书画，及小件古物，掺杂其间。西玉龙街则有较大拍卖行一处，偏重于古物书画，与他处异。各小书肆虽无宋元善本，而清以下较佳之书，应有尽有。自久居渝市者视之，如数家珍矣。曰学道街，曰青石桥，亦书肆重叠，而规模较具，值亦较昂。”在成都，“几靡日不蹀躞此数条街市。设更久居此者，既无家之可倾，直将无以自赎其身也。”

当时成都书店业发达，“老成都”称之为“文化街”的大体有木刻书肆学道街，古旧书肆西玉龙街，云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的春熙路。而这三条街的知名度或影响力都不及翰墨飘香的祠堂街。据史料记载，1937年至1949年，祠堂街开有书店183家（另有文具店34家），常年营业的书店有40家到60家，荟萃了全国各地出版的书刊，最为出名的有开明书店、普益书社、大东书局、正中书局、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创办的启明书店等。这里还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旧址所在。

朱自清在成都时，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及春熙路，不是去逛街买百货，而是去书店帮友人购买资料。1940年12月，朱自清作《普益图书馆记》，盛赞祠堂街普益图书馆的主人冯月樵学人本色：“君，今之有心人也，其办开明书店垂二十年。沪上新书日出，君毕力致之，以饷学子。其经营也，不孶孶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故人争趋之……”在成都期间，朱自清经常参加冯月樵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举办的小型图书馆阅读活动。

冯月樵（1900年—1971年），原籍四川南充，幼年丧父，随教育名家黄树滋先生受学。他先后在成都、汉口、上海的聚兴银行、隆泰钱庄工作。受“五四”新文化熏陶，他在祠堂街少城公园对面的牌坊巷口处，办了一家普益阅报室，免费为读者提供省内外十几种报刊。

1926年，冯月樵与毕业于四川国立高等师范（四川大学前身）英语部的李畹青结婚，夫妻俩同心协力，改普益阅报室为“普益协社”，发展为销售四川省内外各地书刊的大书店，经销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作品。普益后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的特约经销处。1935年，冯月樵又在少城公园内租有一间房屋，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兼营书刊出版与发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月樵愤于日寇入侵，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启明合办《救亡日报》。为了普及读物，他们用铅字排版，选用夹江土纸印刷“活页文选”，成本低廉，传播广泛，风靡全川。

抗战期间，叶圣陶、胡墨林夫妇在成都与上海旧相识冯月樵重逢。冯月樵请圣陶夫妇编写语文教材，印成国文活页文选，供学校师生之用。此举后来被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普遍采用，解了当时中学教本缺乏的燃眉之急。

作家许伽回忆，有一次逛祠堂街开明书店：“遇见一位貌似鲁迅的先生慈祥地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一时惊诧，竟回答不上来。几年后，大学同学叶至美邀请我和几位同学到她家做客，我才明白那年在‘开明’遇见的是叶圣陶先生，也才知道至美是叶圣陶先生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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