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大明王朝命运的37天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大明覆亡，总计传16帝、享国276年。

对于明朝16帝，伟人曾做出过一个精辟的论断：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朱厚照）、明英宗（朱祁镇）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有人看到这段文字后恐怕会莫名惊诧——开国二祖且不论，朱厚照是出了名的荒唐天子，朱祁镇更是凭着一场土木之变将大明朝的精兵强将一朝丧尽，连自己都成了瓦剌人的俘虏，简直是丢人丢出了大气层。

这样的人物，在伟人的口中还算“稍好些”，也就比朱元璋和朱棣差点，你让明朝其他的那些皇帝，尤其是现在被某些人吹捧得天花乱坠的诸如朱高炽、朱佑樘等明君贤主的脸往哪儿搁？

然而只要我们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判断出此论的精辟所在。

可以说终明276年，就是一部皇帝与士大夫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正就是没有消停的时候。一旦臣权压倒君权，在位的就必然是宽仁之主，朝野间必然会群贤毕至、国泰民安；若是相反，那可就要完犊子喽！当朝皇帝定然是个昏君暴君，朝野间忠直之士定然遭受迫害，奸邪小人定然为祸天下，然后老百姓也定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史书中说的。而史书又是谁写的？当然是士大夫，那么真相到底是啥是不是就有点赤裸裸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无外乎于此。

所谓“赞论”，就是对一个人物或事件的盖棺定论。在一部《明史》中，明朝16帝人人皆有赞论，在连朱元璋和朱棣都惨遭贬损的情况下，唯有推崇儒术、重用儒臣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朱佑樘4帝的赞论中无一字非议。而被骂得最狠的，也是跟士大夫斗得最狠的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和朱由校，其他如朱祁镇、朱见深、朱由检等也不得安宁，坟头都不知道冒过多少回草还被喋喋不休的喷口水。

仔细再一看，超过四分之三的明帝挨骂最大的理由，就是“亲小人，远贤臣”。而因不受皇帝待见而形同妒妇般骂大街的“贤臣”又是谁？当然是士大夫喽。

可见当时君臣间矛盾之尖锐，已经让这帮自诩为圣人门徒的士大夫们，连礼序纲常都顾不上了。

于是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骤然去世、继任天子朱厚熜又远在安陆（今湖北钟祥）来不及赶到京城的37天里，内阁首辅杨廷和独揽大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大明王朝276年间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对朱家皇帝来说。

01

明朝16帝中，起码有6人死因存在争议，其中就包括朱厚照。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九月，朱厚照在南巡归程中路过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时，一时兴起坐船玩耍，不慎落水染疾。从此这位皇帝便缠绵病榻，每况愈下，一直拖到次年三月终于驾崩。

在各种正史野史中，大多将朱厚照描绘成一个色鬼+酒鬼的形象，就连他的画像也多是一副形销骨立、寿岁不永的模样。因此看上去这货落了次水就迅速挂掉，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事实上呢？

就连将朱厚照黑得一塌糊涂的《实录》，也曾一不小心说了句实话：

“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正德十四年》）

能顶风冒雪的策马奔驰数千里还精神抖擞，还非常有可能在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应州大捷中亲手斩杀鞑靼骑兵一名——能干出这种事来的终明一朝除了朱棣也就是朱厚照了，连朱元璋都差了点意思。你要说这样的皇帝是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落次水就能一命呜呼的痨病鬼，谁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而朱厚照死后发生的一切，让这事就变得更加可疑起来。

在任一朝代，一旦出现旧皇驾崩、新君未立的情况，通常都是由皇帝的母、后暂时出面充当权力过渡的角色。外臣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对于最高权力的交接、行使往往无权置喙。但明朝却是个奇葩，朱元璋下了死命令“外戚不得干政”，所以大明朝的太后、皇后们没一个敢跳出来临朝称制的，这就给了外臣们大挖特挖君权墙角的绝好机会。

因为朱厚照生前既无子嗣，爹娘也没给他诞下兄弟，所以张太后在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定下立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继统后，就彻底隐入幕后。因为新君朱厚熜尚远在安陆，所以从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朱厚照驾崩起，到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的37天里，大明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是杨廷和。

在享国276年的朱家天下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37天。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哪怕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本能，杨廷和在这37天里最该做的也无非是“维持”二字，即以不变应万变。否则，就是越权、是擅权，很容易引起舆论的非议，尤其是新君的猜忌。

可杨廷和的表现却一点也不像个已经入仕44年之久的老官僚。他不但要有所作为，而且大干特干，还要天翻地覆的干。

那么他都干了些什么？总结下来共有10件事：

1、命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率军队、厂卫和御史分别把守京师的要害地带，防范不法，随后诱杀江彬、神周、李琮三将；
2、裁汰威武营的各团练部队；
3、所有入卫京师的地方军队都予以赏赐，然后遣归本镇；
4、废除皇家产业和军门办事官校，相关人员全部遣返；
5、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各国在京进贡使臣，都给以赏赐，然后遣送回国；
6、豹房的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队、南京快马船等，凡不是经常例设置的一律裁撤解散。
7、释放南京的在押囚犯；
8、送回各地进献的女子；
9、停止京师一切被认为无用的工程项目；
10、收回藏于宣府行宫中的财货，统统运回到京师内库中。

平心而论，除了第一件事外，没一件是身为臣子该干、能干、敢干的，都是在赤裸裸的侵犯君权，哪怕杨廷和是打着“尊奉遗诏”的名义——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所谓“遗诏”是个什么玩意。如果此后继位的不是朱厚熜而是朱元璋或朱棣，肯定会第一时间摘了这货的脑袋，不夷他个九族、十族都难消心头之恨。

因为杨廷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否定朱厚照。其目的就是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向世人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这位武宗毅皇帝在其执政的16年时间里所做的一切，不仅一无是处，而且统统都是乱政、恶政。

没看他人一死，就有忠臣义士站出来拨乱反正？

那朱厚照到底干了啥坏事，以至于让以杨廷和为首的士大夫们对他如此痛恨？

02

朱厚照干的最让士大夫受不了的两件事，一曰重军尚武，二曰身患多动症——就是不肯安分的被关在京师的深宫大内里，总是喜欢到处乱跑。

最要命的是士大夫们还管不了他。

刚刚即位4个月，朱厚照就跑出宫外“微服私访”，对饱学硕儒讲授的经典不屑一顾。对这样不听话的皇帝，士大夫也不是没招儿，压箱底的宝贝就是辞职、不干了，偌大的江山丢给皇帝自己操心，看你傻不傻眼？

于是先帝钦定的三位顾命大臣中的两位，即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立即请辞。结果人家朱厚照觉得没了张屠户也未必就得吃带毛猪，大笔一挥立即批准，这下就轮到士大夫们集体傻眼了。

此后朱厚照又重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让他们跟士大夫狗咬狗，从此没了约束的朱厚照就开始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这位史上著名的荒唐天子确实没少干荒唐事，然后被士大夫揪住小尾巴唾骂不休。但事实上史上绝大多数的帝王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怪癖、恶癖，就连秦皇汉武、唐宗明祖这样公认的雄主明君也不例外，但凭啥朱厚照就非得被单拉出来吊打不休？

很显然，是因为他动了当时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即士大夫的奶酪。比如杨廷和在大权在握之后，除了维持京师稳定外最着急干的是啥？

裁汰团营！弄死江彬！

话说两汉有北军，隋唐有十二（十六）卫，两宋有禁军，都是皇帝亲手掌握并用来看家护院和征讨不臣的无双利器。这玩意大明朝也有，就是由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组成的三大营，不过在土木之变后基本被败光了。于是在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于谦不得不对京营进行改革，选拔军中10万精锐组建了十团营（成化年间增为十二团营），作为大明军队中的绝对主力部队。

十团营从组建的那天起，就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坚决反对，只要逮到机会就上书要求裁撤。在他们的压力下，十团营屡罢屡复，到了正德初年朱厚照上台时，号称“选锋”的十团营中剔除掉老弱病残，能拿着刀枪吓唬吓唬人的也就剩下了6万出头。

明朝16帝中，有13人是朱棣的嫡系子孙。但真正继承了这位永乐大帝尚武嗜战基因的，恐怕只有庙号为武宗的朱厚照一人而已。

所以他一即位就拿十团营开刀，先是选调边军精锐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为“外四家”。不久又立东西两官厅，东官厅操练新兵，西官厅培养中下级军官。从此，两官厅才成了真正的“选锋”，而十二团营被这位不着调的皇帝命名为“老家”。

为了体现自己对于军队的重视，或者还为了调戏或撩拨那些士大夫，朱厚照不但给自己加封了个大将军兼镇国公的头衔，还一本正经的更名朱寿，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同时在宣府（今河北张家口）这个边防要塞营建“镇国府”，经常跑去常驻，跟武将、士卒打成一片。

士大夫当然想阻止，可问题是朱厚照压根不许他们来宣府。非要硬闯的阻拦，拦不住的就打屁股，这谁受得了？士大夫要是连朝皇帝喷口水的机会都找不着，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

那就只能无能痛骂了：

“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明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可事实却与他们所预言的截然相反。正是因为朱厚照始终重视军队，矢志不渝的推动练兵强军，大明朝的军事力量才在土木之变后的大低谷中迅速反弹。此后的十余年间地方叛乱才会转瞬即平，宁王之乱沦为一场闹剧，应州大捷更是明朝中后期唯一能堪比洪武、永乐年间的军事胜利——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可以想象士大夫们有多么的气急败坏，又揪掉了多少根胡子。

这么说好像明朝的士大夫都是卖国贼一样，其实不然。虽然在本质上他们对于开疆拓土和扬威异域之事一点都不感冒，但却并不排斥打仗。有时候他们还挺好战，打起来也挺猛，反正战绩比两宋时期的前辈要强过不止一点半点。

但有一点他们确实跟两宋的士大夫是共通的——压制武将。也就是说在明朝的士大夫看来，仗是可以打的，但必须是在文官的全盘指挥和控制下去打才行，武将只需乖乖听命就行了，讨要些赏赐也没问题，但想要借此加官进爵乃至出将入相？呵呵，且看老夫拖后腿的手段！

所以在大明朝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事，一定是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张经、胡宗宪等人领导的抗倭之战，宋应昌、杨镐等人领导的万历朝鲜之役等。可朱厚照打出来的应州大捷呢？谁能从里边找出一个士大夫：

“上亲督诸军御虏于应州……先是，虏五万余骑营玉（榆）林，将入寇，上在阳和闻之，命诸将分布要地，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輗、游击（陈珏）、孙镇、左参将萧泽军聚落堡，宣府游击时春军天城，副总兵陶羔、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军阳和，副总兵朱銮军平虏，游击周政军威远。”（《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所以嫉愤欲狂的士大夫就拼了命的诋毁和抹黑应州大捷。这场历时5天、参战兵力总计达10万人上下，战况激烈到连交战双方的最高统治者兼主帅、大明皇帝朱厚照和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孟克都亲自操刀子上阵的大战，在士大夫笔下的场面基本上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乡民械斗：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话说你让10万个精壮汉子互相弹脑瓜崩，而且还连弹5天，弹死的恐怕都不止600来号人吧？

士大夫是如此的无耻和胡扯，以至于连洋鬼子都看不下去了：

“这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七章·正德时期，1506-1521年》）

而朱厚照抛开文官跑去御驾亲征，导致一个让士大夫最无法容忍的结果就是武将势力的崛起。像江彬、许泰、瘿永、刘晖等武将因此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赖，这是自永乐年间之后绝无仅有的情况。

对于士大夫而言，最理想的政治势态就是“圣天子垂拱而治天下”，把天下大事都交到文官的手里。为此，他们还要清除一系列的竞争对手，比如外戚、宦官和武将。大明朝的外戚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不足为患；宦官这条皇帝养的恶狗倒是经常把文官们撕咬得死去活来，不过这帮家伙名声太差，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横行于一世；所以在士大夫看来，最该提防的还是武将。

所以趁着大权在握，杨廷和赶紧抓紧机会诱杀江彬，后来又诬死许泰。同时他趁机裁汰团营和军官学校，再把朱厚照辛辛苦苦锤炼出的“外四家”精兵统统遣散回原籍。

在士大夫的私心作崇之下，朱厚照煞费苦心搞出来的强军运动如昙花一现般人亡政息，大明军队在短暂的雄起之后再度陷入废弛的状态——想当初朱厚照能领着嗷嗷叫的十二团营撵得达延汗满山跑，可仅仅过去了30多年之后，俺答汗就能带着蒙古大军在大明京师城外肆意纵横、烧杀抢掠（庚戌之变），而朱厚熜君臣和他们的数万大军只敢躲在高高的城墙后边，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但士大夫仍然是胜利者，因为大明朝的武将从此被他们压得死死的，再也没有抬起过头来。

朱厚照另一个让士大夫无法容忍的爱好，就是喜欢到处乱跑。他不但常驻宣府，还曾跑到应州打了一仗，还屡屡出巡——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四年的3年间，朱厚照先后4次“公款旅游”，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大明江山，这不是想要了士大夫的老命吗？

从秦到清，只要皇帝不肯老实的呆在京城、要出门溜达溜达，肯定会饱受诟病和批判。那些天生自带驴友属性的诸如始皇帝、隋炀帝杨广、乾隆皇帝弘历等，只要一出巡在史家的笔下就必然是劳民伤财和祸害天下之举，一定要大书特书以让后来的皇帝引以为戒。为啥？一种重要的理由就是只有将皇帝的关在京城的深宫大内之中，才会将其变成long子和瞎子。文官才能通过笔和嘴来操纵事实，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最终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皇帝到处跑、到处看，民风世情尽在掌握，他们还怎么继续忽悠下去？

所以朱厚照一要出巡，文官立刻炸营，豁出老命来也得拦着，结果暴脾气的小朱让他们求仁得仁——抡起大棍子就打。最终有107名官员屁股被打烂，刑部主事刘校、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等11个不禁打的直接一命呜呼。

虽然拦不住，但士大夫还能使阴招。比如朱厚照一出门，宁王朱宸濠就反了；比如朱厚照一到扬州，全城的女妓就集体发春了；再比如身体强壮如牛的朱厚照一坐船就落水了，还因此一命呜呼了……

然后杨廷和赶紧把豹房和镇国府都给拆了，朱厚照在南京抓到的坏蛋也赶紧放了，你朱厚熜即位后即便再想跑，也让你无处可去。

03

在朱厚照驾崩、朱厚熜赶路的37天里，杨廷和在京师可谓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但要说他有什么野心、想变个天啥的，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对此估计老杨想都没想过，旁人也开不出这么大的脑洞，就连朱厚熜想往这方面猜忌，恐怕在良心上都过不去。

但朱厚熜的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恐惧和疑虑的。

西汉初吕氏覆灭、群臣拥立代王刘恒入京即位时，这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文帝可是走两步退三步的迟迟不敢踏入长安，总是没完没了的派使节入京与周勃等重臣谈条件、立保证。你当这是脱裤子放屁做无用功？100多年后的昌邑王刘贺遇到同样的事情时，生怕去晚了再生变故，大半天就能跑出135里地，急到了“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的地步。结果怎么样？只过了27天的皇帝瘾就让霍光给废了。

而此时坐在京师里的杨廷和，手中的权力可不见得就比霍光小。

想象一下：一个14岁的乡下孩子突然继承了一笔莫名其妙的巨额遗产，一下子成了京城里某巨型跨国企业的主宰，而且坐拥百亿财富。当他面对满屋子衣冠楚楚、扯着京腔洋文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词汇的董事会成员时，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是朱厚熜，脑海里会不会冒出一句话：

定有刁民想害朕！

而这个刁民，嫌疑最大的要不是杨廷和，恐怕连老杨自己都会觉得委屈。

明朝16帝中，不提大智慧只论小聪明的话，朱厚熜要是谦居第二，还真没人敢称第一。所以虽然他身为外藩而没有受过系统的帝王教育，但在操纵人心和玩弄权术的小手段上，说朱厚熜是天赋异禀和无师自通也不为过。

所以这一路上朱厚熜脑子里一直在想的，恐怕就是稳固帝位和立威震慑二事。至于大明江山怎样兴亡继绝、堂兄旧政的利弊臧否，这属于大智慧的范畴，跟朱厚熜有什么关系？

朱厚熜也是自小饱读诗书。所以同样是小宗继大宗，他首先想到的效仿对象应该就是汉哀帝刘欣和宋英宗赵曙。

不过西汉那会儿的社会风气还没那么教条，所以刘欣可以认俩爹俩妈——他的生父刘康和生母丁姬都得以追尊帝后之位。可到了北宋就不行了，于是爆发了濮议，只可惜赵曙短命，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就挂了。但通过这场争端，他还是将曹太后以及王珪、司马光等重臣弄得灰头土脸。

也许就在那一刻，朱厚熜心中就有了定计。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那些饱受理学熏陶的士大夫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他像刘欣那样拥有两个亲爹的。

也就是在那一刻，叔父朱佑樘和堂兄朱厚照已经被朱厚熜当成了对付满朝臣子的筹码和祭品。至于因此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张太后和杨廷和拥立“嗣皇帝位”的朱厚熜悍然翻脸，下诏令群臣议定朱厚照的谥号及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及封号，遭到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大礼议之争正式爆发。

从此时开始直至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朱厚熜终于将朱祐杬的“睿宗献皇帝”神主抬进太庙，历时近30年的大礼议之争搞得大明朝堂乌烟瘴气，君臣矛盾不可调和。在朱厚熜日益圆滑老辣的手腕操弄下，群臣终于被治的服服帖帖，最令他猜忌的杨廷和，也被逐出朝堂，削职为民。

不过朱厚熜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比如因为大礼议之争，他必须竖立老子朱祐杬的正统地位，于是朱佑樘和朱厚照的定位就有些尴尬了。为了政治需要，朱厚熜只能刻意淡化乃至于抹黑这两位亲戚的存在，尤其是那位名声不佳的堂兄，其越来越糟糕的形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朱厚熜在位期间不停的添油加醋出来的。

既然朱厚照成了反面角色，那么他曾主导过的旧政当然也不会是个好玩意。哪怕是为了政治正确，朱厚熜即便是非其所愿往往也不得不进行“拨乱反正”。比如朱厚照最重视的团营和两官厅，就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被裁撤，重新恢复到永乐年间的三大营旧制。同时朱厚熜还不得不撤回宦官，以文臣辅佐，称之为协理京营戎政。

然后京师就被俺答汗给围了，也不知道朱厚熜会作何感想。

04

其实朱厚熜很清楚孰是孰非，而且对于那位声名狼藉却能肆意而为的堂兄隐隐有着一些羡慕：

“皇高祖考岁一巡边，皇兄亦圣威远震彼，乃今内逆欺，外贼侮，可嘅。”（《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六·嘉靖四十二年》）

可朱厚熜毕竟不是朱厚照，对于权力的欲望和恐惧使得他几乎终生不敢踏出京师一步。因此尽管朱厚熜的权谋手腕可以将朱厚照甩出八条街，还是明朝16帝中少有的无需动用宦官这个大杀器，就能让士大夫狗咬狗咬得精疲力竭、无暇窥探最高权力的的皇帝，但是他可以对内将无数臣子耍得团团转，但对付外敌就无能为力了。于是在嘉靖年间倭寇之祸是自元明以来最严重的，蒙古残余势力的威胁也达到了土木之变后的最高潮。

而以杨廷和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看似在朱厚熜的谋划下一败涂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胜利者。

比如杨廷和在主政37天里尽数革除的“正德十大弊政”，朱厚熜几乎全部予以了默认。

从此，大明朝的武将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像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汤克宽、邓子龙，在万历三大征中居功至伟的李如松、麻贵以及在崇祯年间一度独撑危局的曹文诏、祖大寿、毛文龙等纯粹武将出身的将领，再也无法像正德年间的江彬、许泰那样成为让士大夫恐惧的“奸佞”、“幸臣”。为了加官进爵乃至于保住军职和性命，他们不得不对士大夫卑躬屈膝、阿谀贿赂，即便如此也动辄被呵斥、定罪、斩杀，活得连灰孙子都不如。也再没有一个像朱厚照那样的皇帝，对他们青眼有加，那些后来的皇帝甚至对他们的求助和哀嚎，也往往视而不见。

这样的将领和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最后连保家卫国都成了一种奢望——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大明将领和士兵动辄投降顺逆、建贼，难道他们都是天生的软骨头和卖国贼？

这一切，可能都在朱厚照驾崩、朱厚熜赶路的那37天里注定了。

然而，杨廷和们彻底压倒了武将，他们就赢了吗？

我们看到的，是士大夫在史书中的哀叹：

“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孝宗（朱佑樘）而已。”（《明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呵呵，现实就是自从杨廷和赢了以后，大明朝就再也没有“仁主”了。

打压武将，除了朱厚照这样的怪胎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皇帝和士大夫的共识，毕竟汉唐殷鉴不远嘛。可是打垮了武将之后，难道皇帝就对士大夫放心了？

不过是新的一轮狗咬狗的开端罢了。

从朱厚熜开始的大明朝又一轮小宗继大宗（上一次是朱棣系取代朱标系）后，朱祐杬的子孙中普遍都是唯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典型如朱厚熜、朱翊钧和朱由检。也正是在他们自以为高明的权术手腕下，直接把大明朝玩崩。

都说朱厚照爱玩会玩，但相比这些后来者，简直是逊毙了。要不然伟人咋说自朱厚照后，明朝再没有一个不让人生气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