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仁丹”与国货“人丹”竞争：广告战，打官司诉人丹侵权

我们看民国时期或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时，经常在镜头中发现药品“仁丹”的广告。之所以很多影视剧会拿这一道具来表现时代背景，是因为仁丹这个“神药”在那个时期确实是一种知名度很高、销量也很大的居家旅行必备之良药。

其实除了仁丹，那时还有一种功效差不多的药叫人丹。人丹那时候的知名度和销量并不比仁丹差。由于在影视剧中较少出现“人丹”的画面，所以很多人对它不是很了解。

甚至有人以为人丹就是仁丹，其实不然，人丹和仁丹完全是隶属于不同企业的两种药。这两种药在历史上还曾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斗。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台湾。一个叫森下博文的军人发现台湾当地百姓常用一种解暑醒神的药，这种药对治疗日常身体不适有非常好的疗效。

通过调查研究，森下博文发现这种药是用砂仁和其它一些中药配制而成，他跟台湾当地的百姓学会了这种药的制作方法。回到日本后，他又向日本的药物专家讨教，自己不断摸索和实验，制成了仁丹这一药品。

仁丹主要由甘草、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仁、砂仁、木香、薄荷等成分组成。其功效主要是：清暑开窍，用于伤暑引起的恶心、头昏、胸闷和晕车、晕船等。由于其药效广泛，平日常见的一些小病服用仁丹后皆有奇效，这种药很快便在日本打开销路，成为不少人家中常备的良药。

为了谋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日本人把这种药也推广到中国市场上来。当时在中国大城市中铺天盖地的都是日本仁丹的广告。在车站、码头及人流密集的街道上，到处都张贴着印有翘胡子人像的仁丹药广告。并且他们还雇佣大量人员沿大街小巷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药品。

经过各种广告的狂轰滥炸，仁丹很快在中国市场上流行开来。在中国巨大的销量给日本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

仁丹是日货，而人丹则是中国产的国货，人丹是由中国人黄楚九发明的。黄楚九出身中医世家，从小便跟随父亲行医，懂得不少医术。1887年，黄楚九的父亲去世。第二年，16岁的黄楚九跟随母亲从浙江余姚老家来到上海谋生。

黄楚九通过贩卖药品赚了一些钱，开设了自己的药铺。1890年，他将药铺迁到法租界法大马路，改名“中法大药房”。

由于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攫取国人钱财，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严重打击。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抵制日货，全国工商界纷纷响应。但是日本的仁丹却仍旧畅销不衰。

1909年，黄楚九仿照中国古方“诸葛行军散”，结合自家祖传的“七十二症方”，经过反复试验研究，研制出一张清凉解暑、健胃开脾和治疗恶心呕吐的方子，他将之命名为“人丹”。

人丹主要由薄荷脑、冰片、丁香、砂仁、麝香、桔梗、樟脑、小茴香等组成，功效比日本仁丹更加全面。

人丹研制成功后，他创办公司，用龙虎图案做商标，开始销售中国国产的人丹。为了与日本仁丹竞争，黄楚九也花重金四处打广告宣传国货人丹。

街上凡是贴有仁丹广告的地方，他都会在相邻位置贴上人丹的广告。并且在广告上印着“中华出产”“完全国货”等字样，号召“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大大迎合了当时国人抵制日货的心理。

黄楚九还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传人丹的功效，并称人丹为“唯一无二之活宝，旅行不可不备，居家不可不备，急救之大王，济世之宝物”。

经过不懈的努力，人丹终于打开销路，为国人所接受。人丹经营灵活，价格便宜，并且还可以赊账，各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使它的销量不断上涨，后来逐渐与日本仁丹在中国市场上分庭抗礼，并有取代仁丹地位的趋势。

眼见即将落败的日本人，对中国人丹发展的良好势头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想出各种歪招来抵制人丹的发展。他们向法院起诉，控告人丹包装和功效与日本仁丹相似，是“冒牌”“侵权”行为，要求中国政府勒令人丹停产。

黄楚九聘请上海知名律师与日本人打起了官司，力证人丹纯属自己独立研发，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并且，人丹的龙虎商标早已根据北洋政府1923年的《商标法》注册在案，是合法的。经过漫长的审理，北京最高法院于1927年作出终审判决：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人丹官司的胜利，使其更加声名远扬，销量快速上涨。1930年，人丹还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门的表彰。人丹逐渐成为国人心中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黄楚九不仅在医药方面成绩卓著，在其它很多领域，黄楚九都可以说得上是时代的先行者。除了医药，他还同时涉足了金融、房地产、烟草、娱乐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新世界”；开办了日夜银行，创办上海日夜物券交易所；投资三星地产公司和烟草公司；投资茶叶、百货、糖果副食店；创办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报纸《大世界报》。

新中国成立后，人丹依然是国人居家旅行常备的药品，保持着不错的销量。

在网络上有传言说仁丹广告是为日本侵华指引行军方向的间谍行为。事实上这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根本就没这回事。究竟真相如何，后面我们会在将要推出的下一篇文章中作详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