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大人

老辈人，对待农具有一种珍重的态度，这除了惜物之心，也有一种敬畏在。譬如，一柄扁担倒在地上，小孩子刚要跨过去，大人会及时制止，把扁担恭恭敬敬地竖在墙角。小孩子自然不懂得为什么，大人也不明说，只觉得是一种禁忌。

在乡下的生活，是常常会有一些禁忌的。譬如，一粒米饭掉在地上，脚是不能踩到的；譬如，夜里不能吹口哨；譬如，不能用手指月亮，否则月亮会割人耳朵；写了字的纸头落到地上，也不能踩到，应当捡起来塞到纸篓或角落里——尽管现在想来，很多约定俗成的禁忌都是毫无道理的，也有很多是迷信的成分，却居然也流传下来。这使得村人的生活，有很多仪式感在里面，也有很多讲究，使日子过得十分庄重。

扁担为什么不让随便跨过去呢？我后来读到一篇论文（丁晓蕾、孙建、王思明，《江南稻作农具民俗遗产的文化表现及其意义》，中国农史2015），文章说，在许多地域文化中，农人认为农具上都有神灵，扁担上就有“扁担神”，也称“扁担大人”。对“扁担神”的敬畏，体现在日常的使用习俗上面。譬如，在有的地方，如果不小心跨越了别人的扁担，肇事者会被要求承担一种风险，即如果一个月内，用此扁担挑担者肩上生疮的话，其医药费和误工费应当由肇事者承担。

再如镰刀，亦有“镰刀神”，据老人说，在收割水稻前不能磨镰刀，须用过以后，才可以再磨。如果磨过以后不曾使用，便又再磨，叫做“磨重刀”，这种刀容易伤到人。所以，有的老人特别讲究，刀磨过以后，便用刀尖在地上划拉几下，表示用过了，之后才会放心使用。

同样，稻桶、粮仓作为贮藏粮食的工具，其中就入驻有“谷神”。稻桶，是农户家中最为重要的农具。最近我读一本稻作文化的书，看到书上说，浙江东阳民间认为，谷神不在庙堂之内，而是依附在稻桶上。在我家乡衢州，从前也是有许多讲究的，譬如不能对稻桶过于随意。哪怕是小孩，也不能把脚搁在稻桶上，否则就是不敬。谷仓、米缸，绝对不可坐在上面。即便对于米缸里的量米竹筒，也不可随意乱放，必好好对待，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米缸不空，米筒里永远都能舀出白花花的大米来。

稻神，在中国广大的稻作地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有一样是“芒那节”，正是在农历六月六，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祈求稻神娅王赐予丰收的。远古的壮族先民，尊娅王为稻神，农历六月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决定着粮食是否能丰收，必不可轻视，要以隆重的仪式与敬畏的心情，来尊拜稻神的赐福。

所以，农具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哪怕是一柄锄头、一担箩筐、一根扁担，自应好好珍重，才是农民本分。如果农民对自己劳动的工具都不珍惜，不爱护，又怎么能做好农事呢？这就好像，我在十几年前初入新闻行业，一位摄影老前辈说，照相机就是他的武器，哪怕是有一次掉进了河中，整个人都湿透了，那台相机依然被他一只手高高举着，毫发无损。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最高的尊重吧。

所以，也不难想象，父亲在农具上写字（俗称“号字”）时，那样一种郑重的态度了。

就我所见到的，最简单的一种，是在扁担、箩筐、风车上写上主人名字，多写“某某某办”，以及年月；另一种，是在农具上写上吉利的话，如风车上写“川流不息”“去浮存实”，稻桶上写“五谷丰登”，谷仓上写“大有之年”“金谷满仓”等。

有学者研究认为，稻作农具号字，历史源远流长，发端于宋代，而随江南开发而兴盛。至晚清、民国时，最为鼎盛，成为群众约定俗成的文化活动。其实要我说，所谓“耕读传家”，所谓“晴耕雨读”，耕读两件事，就在一件小小的农具上体现出来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写字，与农耕劳动的教育，通过农具，将其精髓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乡间的孩子们，从而代代流传下来。

而今，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根扁担上还有什么讲究了。即便是小孩子，也不会相信扁担上有什么“神灵”，这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有时候时代走得太快，就把很多东西抛下了。停下来想一想，世世代代的农人，哪里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他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哪里不晓得真相呢——只是看破而不说破罢了。或者，他们敬的并非是某一个具体的“神明”，而是一种生命的仪式感，一种对于农耕生活的敬畏心。也惟其如此，世世代代，才有了行事的准则，也才有了做人的道理。(周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