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版权页，为啥都不写“印数”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印数”这一栏，从大部分书的版权页上“消失”了。

翻看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发现除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故宫、三联等几个老牌社和果麦等极少数的新锐出版品牌以外，市场上绝大部分出版品牌的书，版权页都不写印数了。

那么，“印数”到底是不是必写的？这一栏为什么从版权页消失了？

可能背后有这么几点微妙心理。

心理1：从版权页公开信息，变成“不愿说的商业秘密”

曾几何时，“印数”是版权页上的必有项。如果你翻看建国初至八九十年代的“旧平装”，版权页无一例外都有“印数”一栏。然而，当如今的“印数”成为版权页的非必填项时，既然可写可不写，那么除了从建国初期走来的“老牌社”延续传统外，许多新兴出版品牌就干脆不写了。

一方面，这是因为出版社“事转企”后，图书市场的竞争化日益突出。“印数”信息是有商业价值的。对于行内人来说，知道首印数，就能推算出大概的印制成本对定价的占比、产品预期投入、以及背后一系列的推算。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印数已经成了“不愿主动说的秘密”。你不写，我也不主动写。能清晰问出来某册新书印数的人，也成了一种“身份标识”——至少是行里人。

另一方面，畅销书时代下的“印数传（chui）说(xu)”也确实是行业不可避免的多年积弊。“我们这书上来就卖爆了”、“这书已经快10万册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如果仅限于渠道善意的交谈推荐，那么“空中语尔”。如果是“墨吃纸”、真的印数黑纸白字写在了版权页上，那就容不得丝毫马虎和模糊夸大。总不好意思让业务员拿一册版权页“印数1-3000册”的书，到处去推销“我们这书是今年VVVVIP重点品，投入巨大，上来就卖爆了”吧。

心理2：印量越来越低，总是不好看的。

纸书的平均印量逐年降低，这是大家都不愿承认的事实。生而为人，既然大家都是非仙非佛一介凡夫，多少都有点“鸵鸟心理”。

建国初的“旧平装”，许多书的印量之大，在今天来讲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找一找“旧平装”，一部现在看来也就首印3000册的冷门学术书，当时能印到10万册。随着纸书的“阅读替代品”越来越多，10年前，普通书的平均首印数也能到1万册，编辑跟发行理论争印数，争得都是“到底几万（册）”。而现在，首印5000册一大关。为了首印“3000册还是5000册”，可能都得内部争议，想想有点悲凉。

▲1982年重印的《诗词例话》版权页，现在看来也就加印2万册的选题，当时居然每次能加印20万册，总印数超66万册，这在现在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一个时代风貌的真实记录。

“报喜不报忧”，版权页跟年终报表的心态是一样的。如果大部分纸书都是持续增长、今年5000册、明年1万册、后年5万册，相信大部分版权页都愿意写印数——谁不愿意骄傲地写下“X年X月第2版10次印刷，印数300000-310000册”？

那么，版权页的印数，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有什么意义?

曾经的版权页印数，记录一个时代的风貌

虽然，各个出版社的印数系统都可以查到印数，然而变化才是世间常态。仅以建国后的纸书为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许多出版社就合并、消失、重组了。如果普通读者再想看到当时的印数，可能要去档案馆资料室，在现实中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然而，一本本纸书作为印刷品，才是“化身千万”的时代风貌物证。当你拿到一本1982年重印的《修辞学发凡》，看到修辞学这么冷门的选题，按照如今的分析，每年顶多走5000册，只有古典文学专业的人会读。但在当时都能到9万册的印量。让人好奇，那个年代的人，都集体读诗写诗研究修辞吗？

▲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辞学发凡》版权页印数

作为“著书立说”的纸书，它的寿命很长。手机推送的“新闻”，过了4小时的热点时效性就成了“旧闻”，但宋代的《资治通鉴》，我们现在隔了千年依然在读，内容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化。

一代代的版权页的印数，是一代代出版人、一代代编辑、作者和时代的集体风貌缩影。

未来的版权页印数，一种君子之态

虽然出版社的印务系统都有严格流程，印数对作者是公开透明的（尤其对于版税作者），但能够每次都把加印印数坦然地写在版权页上，总让人多了一丝敬重，有君子之风。

作为读者，当拿到一本版权页明明白白写着印数的新书，总是对这个品牌多一丝好感。无论是印3000册还是5000册，哪怕只印2000册，依然不失讲究和规矩，也透出出版人的不卑不亢，对时代、对自身的泰然。

当然，现在随着限量收藏本的流行，“印数”又有回归到版权页的趋势了。很多书明明白白地写着：印数：1-500册。潜台词是出版人的另一种骄傲：就印500本，手慢无。

今天是新书，明天请叫我“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