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吴心伯：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提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新常态、拜登政府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下文为论文摘录，供读者参考，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2021年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既有继承，也有调整。它一方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则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趋势下，双方都在加强各自的战略与政策设计，争夺对双边关系的主导权，促进各自的利益目标。如果说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和冲突性等特征的话，拜登执政后的对华战略竞争更注重可预测性和可管控性。中方则希望提升竞争的良性，扩大合作的空间，管控好分歧。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是当下双方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以下基本内容。在对华认知上，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是“唯一具有潜在能力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与开放的国际秩序发起持久挑战的竞争者”。基于上述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应对来自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的挑战，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支配性影响力。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内涵以竞争为主，兼顾必要的对抗和可能的合作。作为民主党政府，拜登的对华政策没有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轨道，而是继承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这反映了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环境的巨大变化。特朗普政府作为非建制派执政，为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既有框架的强烈愿望所驱动，其对华政策具有颠覆性。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设计中，则受到一系列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担心中国视其为弱势政府，担心中国认定美国在衰落，担心共和党攻击其对华软弱。为此，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一再提醒中方不要误判美国在走向衰落，竭力在话语和行动中表现出对华强势和强硬的姿态，其对华政策具有对抗性。

二、中国对美外交

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发动全面战略竞争，中方在应对美方战略打压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经验。拜登执政后，中国对美外交有了进一步发展，战略定力和塑造力增强，对美博弈呈现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加强引导。中方引领双边关系的种种努力，既显示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也体现了处理转型期中美关系的智慧。

二是坚决斗争。中方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的坚决斗争，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三是积极调动第三方因素。面对美国积极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布局，中国外交纵横捭阖，不断拓展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牵制美国对华战略，也有利于中国更广泛的外交目标的实现。

三、中美关系走向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当前到2030年左右），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结构性因素影响。一是两国的国内政治；二是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互动态势变化。在此大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一段时期的走向将是相互认知的负面化趋势持续增强，对抗性不断上升，博弈更加激烈，冲突风险增大。从近期来看（近3年左右），中美关系发展将表现出如下特征：改善的动力不足；紧张与缓和交替；增加接触；厘清两国关系边界。

拜登政府基于“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一对华认知竭力遏制打压中国，中国则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中美走向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双方都意识到这种风险，也都希望能够避免冲突。中方提出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美方则表示两国没有理由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要为中美竞争建立“护栏”。中方提出防止中美关系失控的“三条红线”，美方则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尽管中美高层互动越来越关注界定两国关系的下限，但如何将一些原则性的表态具体化并将其落实到政策实践中，从而使得下限不被突破，需要双方进行实质性对话，形成严肃共识。

四、结语

特朗普政府开启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导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非建制派特征，其团队缺乏经验却又喜好剑走偏锋、行事乖张的风格，其颠覆性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性，呈现出不可持续的“非常态”。拜登政府属于建制派，其团队更加专业，也更有经验，其对华政策试图使竞争主导的中美关系具有可预测性和可管控性，以期打造出一种既符合美国利益又可持续的“新常态”。

从中美关系的现实看，塑造中美战略竞争“新常态”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如果说美苏冷战是最危险的大国对抗的话，当下的中美竞争则是最复杂的大国博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环境，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两国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文化与种族张力等因素，都使得中美竞争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两国关系回不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态，但又不能滑向“新冷战”，这就需要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打造“新常态”。尽管中方反对美方以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但美方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现实需要，不可能放弃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主旨的做法，因此构建“新常态”的着力点不是避免或减少竞争，而是塑造竞争本身，要给合作留出空间，给避免冲突创造机会。鉴于当下驱动两国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仍然强劲，双方努力的重点应是确立并守住下限，而非提升上限。

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表明，拜登政府尚未能使双边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在其任期内使两国关系出现大幅改善的可能性甚低。然而，拜登执政给两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与调整提供了机遇，如果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增加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提升竞争的良性，降低冲突的风险，将是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尝试，也可望取得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排版 | 甫昕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