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华政法史“三老”

作者：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有我尊敬的三位老前辈。如果按照去世的时间顺序，他们是原全国外国法制研究会副会长徐轶民教授（1925.6.——2007.7.）、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王召棠教授（1926.11.——2017.7.）和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儒学和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鹏生教授（1932.12.——2022.3.），我尊称他们为华政法史“三老”。

本、硕、博一路走来，我学的都是历史学专业。但因深感法治的重要，我常常独自一人穿过法桐茂盛的中山北路，从华东师范大学来到苏州河三面环绕的半岛——华东政法学院，旁听他们的法制史和法理学。法史“三老”的课，我都系统、认真地听过，他们就是我的法学启蒙老师。

古人曾云：“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我已奔赴古稀之年，每每漫步于晚霞满天、绿树葱葱的夕阳小道，回首往事，最不能忘怀的便是那些关键时刻给我指点迷津的“师者”。

从徐先生的旁听生到徐先生的入党介绍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黄金年代，与之相应，学术界掀起了研究西方学术文化热潮。我当时意识到，虽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知彼”应该是“知己”的前提，只有在“知彼”中才能“知己”，“知彼”比“知己”更重要。

我来到华政，正好遇上徐先生在给中外法制史的研究生上课，我当即请示是否可以旁听，徐先生看我如此爱学，便欣然答应。课堂上，我怕当众出丑，不敢随便提问，但课后却跟随他回到家中，问问题，谈收获。徐先生非常有耐心，不仅一一解答我的各种问题，还经常转身去书架上抽出书来，边翻边讲，并让我带回去细心研读。师生谈笑间，时光飞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中。

有一天，徐先生突然对我说：“这辈子问心无愧，早年参加进步运动，满怀革命热情，如今到了夕阳年代，得实现早年萌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方可撒手而去。”我听后马上向校党委书记陆庆壬同志作了汇报，陆书记非常重视。

鉴于徐先生德高望重，她表示徐先生的入党介绍人也可以由校一级领导担任，请徐先生考虑决定。但徐先生坚持让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理由很简单——“咱们挺谈得来。”是的，我和徐先生交往十几年，从来只谈学术，他没说过一句别人的“是非”。见了面，我总是先鞠一躬，道声“徐先生好”，他回一句“小郝好”，然后就开始讨论法史上的问题。

有一次，徐师母生病，住进我太太所在的同仁医院。她二人相处交谈甚欢，徐师母便提出要认我的太太为干女儿。太太回家征求我的意见，我赶快去向徐先生报告，徐先生笑了笑说：“这挺好的呀，今后你就是我的干女婿了。”从此，逢年过节，我太太总是以干女儿身份到徐先生家问安。我因不好意思，从未和她一道去过，但和徐先生的感情明显浓烈了许多。

徐先生外表清癯俊朗，不苟言笑。他喜欢文学，我总觉得他举手投足间颇有“五四”风采。有次夜里做梦，梦见自己穿越时光隧道，走进了“五四”时代。而徐先生站在韬奋楼二楼走廊上，向聚集在楼下草坪上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台下的我热血沸腾，和他一起挥舞拳头，一次次地高呼“民主万岁！”“人权万岁！”

我最大的遗憾是，徐先生去世时，我在外地出差，没有来得及与他做最后的告别。

喜欢河南人的忠厚长者王先生

来华政旁听之前，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找到人事处人事科，刘忠英科长说，你要去拜访副院长陈鹏生老师、系主任张国权老师和教研室主任王召棠老师，如果这三位老师同意了，人事处就马上给你办手续。我先到法律系拜访张老师，他说陈院长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有位博士要来我们学院工作，我欢迎你来，但你要设法得到王召棠老师的同意，他原来是系主任，现在年龄大了，不再担任系主任，但仍然是我们的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德高望重。我们一般都听他的。

我要了王先生的家庭住址，就来到王府拜访，王先生先问了我的博士导师、博士论文答辩等情况，然后说，听你口音不是南方人，好像是北方人。我说我是河南人，他站了起来，问道：“你真的是河南人？”我说：“百分之百的河南种。”王先生兴奋起来，连连说：“河南人好，河南人好！我遇到的河南人都非常好！”然后把他认识的河南人一一道来，称赞河南人朴实厚道、吃苦耐劳，把我感动得快要流泪。

要知道，当时因为河南经济落后，一个又一个的嘲笑河南人的段子在大江南北播撒，我在上海多少次因为外地口音和籍贯河南遭受白眼，万万没有想到在华政的第一天，就因为我是河南人，反而被籍贯浙江富阳的王先生所喜欢。他说，你中午别走了，就在我家喝两杯。我高兴呀，激动呀，那天和王先生喝了一瓶半白酒。从那以后，只要我想喝酒了，就故意快到饭点时去王先生家“汇报”事情，然后蹭顿午饭，师生相对，喝半瓶酒。那时我收入并不高，王先生家的酒我买不起，却喝得起。

王先生是个忠厚长者、传统的读书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复旦大学工作，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了国家领导人。但他有事情从来不去找这位学生帮忙。他的儿媳妇是市委一位副书记孩子的数学老师，这位孩子经常到他家补课，副书记多次来看望他，询问有什么事情，他也从不张口。他对我说，我就是个教书的，不去打扰人家。

王先生的厚道还表现在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上。当时几乎大家都要奉命撰文批判右派，但我写《杨兆龙评传》时，发现他和叶孝信教授的批判文从不进行人身攻击，完全是学术商榷的口吻。

我是跟着王先生学习唐律的，他的刑法功底非常厚实，最大特点是用刑法的概念知识讲授唐律，比如刑种、刑格、犯罪构成、犯罪类型等。而且令人想不到的是，王先生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翻译出版过一些外文著作，因此，他上课时会突然把唐律和外国刑法的某一条文作比较。

后来，我从香港回来之后，发现他有点糊涂了。我请他和他的儿子王申到文史馆吃饭，他站在院子里说，这都是你的家产，很不错呀。我和王申相视而笑。吃饭时我频频举杯敬他，他又似乎很清醒，说道，铁川，我老了，喝不动了，你多喝几杯吧。我一开始强忍住没落泪，但接着想起几十年前每每在他家不醉不归的往事，竟止不住泪流满面了。

王先生住院后，我去看望他，他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我只能用善意的“谎言”告诉他，问过大夫了，您的病是小病，住两天就好了。我也拜托医院领导尽力救治王先生，可医院领导却语带悲音地说，会尽力，但毕竟年龄大了。

王先生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因工作上的事情未能参加。后来办完事后，遥想已在天国的王先生，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王先生，我敬您一杯！

亦师亦友的华政“少帅”陈先生

3月初，小过说陈先生摔了一跤，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想看看文史馆办的《世纪》杂志，我马上让办公室的同志奉上了近期的几本。我说要去医院看望，小过说医院防疫，只准一人陪护，其他概不能视。3月29日上午，陈先生的入室弟子和闽南同乡华昌告诉我，陈先生走了。

至此，华政法史“三老”都走了。

我觉得应该写下他们对我的提携和帮助，但有关资料都放在江苏路上的工作室里，身边已无片纸。政府要求大家“足不出户”，我无法走动，只好致电香港的朋友，请他帮我查找陈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在2011年3月19日香港《明报》上发表的《每临大事有陈师》一文。还好，朋友不到一小时就传来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把它摘录如下：

我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最后是陈先生促成的。华东政法学院人事处的同志觉得我是来华政求职的第一个博士生，非常重视，就迅速向时任副院长的陈先生作了汇报。陈先生第二天就约见了我，他看了我在《法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又问了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的看法，他当即表态，很欢迎你来华政工作，没有法律的政治是最危险的政治，没有民主的社会最终是死路一条。你能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走向研究民主、法治、人权，这符合学术研究的路向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就这样，我成为华东政法学院的第一个博士。

我的妻子调到上海工作是陈老师一手促成的。当时还是“不找市场，找市长”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工作需要组织统一安排，全然不似今日“不找市长，找市场”的自由流动市场体制。我到华政工作刚刚一个月，陈老师就从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了。我每个星期都要把他散在院办、教研室等处的邮件搜集起来，骑自行车送到他泰兴路的家里。风来雨去，他感到来自中原的我土气但仗义，我感到陈师蒙冤多年之后（他被错划为右派， 从市检察院发配到安徽工作），思想愈发敏锐，奖掖后进愈发积极，有华政青年教师“少帅”之称。

陈先生还向我引荐了一位令我敬佩不已的前辈：他的同乡、复旦大学叶孝信教授。记得1989年那一届法律史硕士生毕业答辩，陈先生让我担任答辩委员会秘书。我骑了两个多小时自行车，把几位答辩生的毕业论文送到答辩委员会主任叶孝信教授家里。叶教授与我进行了交谈，告诉我此前陈先生曾把我的《周代国家政权研究》送给了他，他甚为称赞。

此次相见的第二年，我晋升副教授时，院方恰巧找他作学术水平鉴定专家，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好像说了句“学界青年人研究法史如此功力之深，甚为罕见”），并从此每次都邀我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我得以认识了现在的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袁兆春、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季诺等众多才俊。叶老师是认我这个私淑弟子的，让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几个项目的研究。叶门聚会，也邀我参加了几次。

陈先生和我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但却胜过亲故；不是己出（我只是陈师的私淑弟子），胜似己出。原因何在？我想，这源于陈先生的爱才之心。我虽自感不才，但陈老师视我为才，觉得我敬业上进，爱发奇思，笔端常带感情，颇具性情中人的放达飘逸，也许有那么几分似他吧！

我深感愧疚的是，我一直没能为陈先生做些什么。我对自己总是不满意，觉得自己各方面做得都不好，见了老师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汇报，所以平日联系不多。心中情意纵然波涛万丈，但身体外表却总如一汪静谧湖水。

我觉得，延续生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子女来延续血缘的生命，另一种是可以通过学生来延续思想的生命。陈先生，我会默默地、九死而不悔地做第二种：延续您思想的生命！

我尊敬的法史“三老”都走了，他们留给我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句话：真诚地爱学生！像我这样一个负笈沪上、举目无亲的学子，最后能够融进这个大都市，如果不是法史“三老”等前辈的提携，就不可能有今天。

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对自己的研究生要好一点、再好一点！尽管“学生虐我千万遍”，也要“我待学生如初恋”。每次修改学生论文，怒其不争而发脾气之后，我也后悔，想起这辈子包括“三老”在内的前辈对我总是循循善诱、从未暴怒时，我深感羞愧，甚至比学生还难受。我最愿意自己的结局是：站在课堂上，为心爱的学生传授知识时，或在给学生修改论文时，突然倒下，一去不起。这样既可弥补我的缺点，也可减去亲人的照料，节约医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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