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人而言，“百货公司”有着不同的符号内涵。中国的百货公司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的发生在线性时间上是同步的。如今，“百货公司”业已成为一种属于“过去”和“历史”的象征，它存在于跨越了几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具体而模糊的、关于都市生活与消费文化的“意象”。言及百货公司，不同年龄、身份与阶层的人或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无论是作为城市中的一处消费空间、一种都市景观，还是作为一个生产消费观念的载体或曰中介，抑或是在都市想象中作为一个意象与符号……种种认识表明，百货公司无疑与“消费”“城市”和“日常生活”等观念紧密相连。
当下社会不断制造着消费神话与消费景观，消费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自我言说的方式；消费主义对于日常生活的形塑，既体现为消费空间的更迭，又映照于消费观念的演变。百货公司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场所，一方面作为消费空间参与打造了都市景观，另一方面又生产消费观念并形塑了都市消费文化。某种程度上，正是百货公司的出现催生了现代消费文化，百货公司创生出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习惯并使之固化，同时也映照出都市生活中种种流动的欲望。
形式承袭与经验新生
百货公司是西方舶来品，然而，自其裹挟着欧风美雨落地中国，便融入了中国社会复杂流动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一方面，中国百货公司是欧美百货公司的形式移植，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消费场所，它也是消费文化等新生本土经验的空间载体。由此，百货公司或可被视为一种都市装置，记录并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与现代性诸多元素发生碰撞之际所衍生的种种现象与问题。
百货公司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与全球扩张的结果。从文化“展示”的角度来看，随着启蒙运动而兴起的、曾流行于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以及19世纪的拱廊商店街，可被视为百货公司的前身。博览会意在展示工业文明成果，传输工业文明与机械文明的价值观念，同时也传递了与之相应的消费文化与消费观念。拱廊街则能带给人“新奇”和“震惊”的体验，正如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店，视觉感官在此成为了最重要的中介，欲望通过视觉感官生成、满足，又若有所失地退散，人在欲望循环往复的游戏中永不满足。更重要的是，在拱廊街中，商品变为了一种主体，左右着人们的都市体验，塑造着城市日常生活知识。
历史学者连玲玲认为，从欧美乃至全球百货公司之兴起历史的角度来看，百货公司作为新式零售商店的出现所引发的“零售革命”，实则是为了解决欧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换言之，百货公司在欧美的出现，其实质是以“零售革命”的方式来拯救“生产革命”造成的问题。但是，在百货公司落地上海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并没有发生“生产革命”的工业化基础，所以，对于上海而言，作为零售革命之代表的百货公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涵与西欧百货公司不同。具有异国情调的百货公司，最初虽以销售“洋货”为特点，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气候的影响下，进行策略调整的同时也创造了本土经验。
消费与阶层的博弈场
迈克尔·米勒（Michael B. Miller）曾以全球首家百货公司——法国巴黎的波玛榭百货公司（Bon Marché）为例，分析了百货公司所带来的奢侈品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luxury），贵族特权被打破的同时，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一种可购买的商品。在此，百货公司作为一种中介展示和暴露了现代消费文化对于阶层等方面的冲击。
而就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言，百货公司既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又在塑造日常生活的同时不断被社会历史境况所影响。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在都市中的存在塑造了人们的欲望。作为一处代表着“现代”“都市”的空间，百货公司同时也发挥着一种“装置”的作用，它所引起的都市生活潮流的变化，亦改变了人们对于“现代生活”和“都市生活”的认识，从而驱使新的消费欲望的产生。由此，虽然消费行为依旧受限于阶层和经济实力，消费欲望却可以模糊这些界限，即消费欲望通过百货公司的展示与陈列这一公共性的视觉平台，打破了原本所预设的阶级界限，进而在不同的阶层间传播开来。（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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