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四通｜“不齐”不是陈望道

陈望道

“不齐”不是陈望道。根据唐弢的回忆，它是193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进步作家周木斋所用笔名。
周木斋（1910-1941）名朴，号树榆，江苏武进人。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毕业后，往上海任大东书局编辑，曾为《大晚报》编辑社会新闻，后又兼编该报文艺副刊《火炬》，并经常为《太白》、《涛声》、《芒种》等杂志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党领导的文化界的救亡协会活动。1941年病卒。主要著作有杂文集《边鼓集》《横眉集》《消长集》等。（薛绥之主编《鲁迅杂文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9-670页）
周木斋杂文师承鲁迅风格，但他和鲁迅也曾有过数次交锋。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周木斋发表《骂人与自骂》（《涛声》1933 年第2卷第4期），指责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因此撰《论“赴难”和“逃难”》《逃的辩护》等文，批评周木斋对学生的无理指责。这时“第三种人”论争方酣，周木斋发表《第四种人》（《涛声》1933 年第2卷第14期），攻击鲁迅站在“第四种人”立场上说风凉话，挖苦鲁迅“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并揭露说“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因此，周木斋虽然并不是左联成员，但鲁迅开始可能把他等同于当时左联里那些极端、狂傲、在背后给自己施“暗箭”的所谓青年“战友”的。但后来两人也消除了隔阂，在斗争中相互支持。
唐弢正是在回忆周木斋和鲁迅的交往中提到“不齐”笔名的。他说：“关于鲁迅先生不计前嫌，对木斋表示赞扬，最初我是从望道先生口里获得证实的。《太白》出版，他经常约我写些杂感漫谈一类的文字，并说木斋《关于“点也派”的故事》等篇，深受鲁迅先生的称许，这种文章，相当于读书札记，落笔比较容易，希望我也写一些。至于我亲自从鲁迅先生嘴里听他谈到木斋，那是木斋用‘不齐’、‘闻问’等笔名在《掂斤簸两》栏写了许多短文以后的事情，记得鲁迅先生很欣赏这个栏目，认为虽是几十字到一两百字短文，变化多了，刊物却可以活泼起来。开辟《掂斤簸两》始于1935年1月新年号，这一期收短文七篇，其中五篇出木斋手笔，他用‘不齐’笔名，表示虽被极刑(“不齐”是繁体字“木斋”两字的斩头截足)，也仍要将那些人的斤两掂一掂，簸一簸。我把这点意思告诉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开始静静地听着，不说话，等我谈到那里面《批评的三昧》一则里加给梁实秋的几句批评时，他说，写得好，虽是三言两语，却抓住了这位批评家的灵魂。《太白》自第1卷第8期开始，至第2卷第12期停刊为止，每期都有几则《掂斤簸两》，木斋始终是这一栏的最积极的撰稿者，鲁迅先生也于第1卷第12期起加入作战，以后，针砭时政，扫荡文事，磨锋砺刃，此呼彼应，总之，他们的确在共同战斗了。”（唐弢《鲁迅和周木斋——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思想战线》1981年第4期）

《太白》杂志

这里，唐弢从字形上解释了“不齐”之名的深刻含义，说明了“不齐”和“木斋”二字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是完全可信的。他对“掂斤簸两”栏名的阐释，也完全符合该栏文章的实际情况。唐弢从一开始就参与《太白》的事务，对《太白》的编辑工作非常熟悉。唐弢曾回忆说：“8月5日，生活书店为创办《太白》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素食处请客，日记（指鲁迅日记）载：‘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那天一共请了六桌，规模很大，我和聂绀弩、周木斋同席，鲁迅先生和保宗(茅盾)、望道等在另一室的另一席。”唐弢和周木斋都积极为《太白》撰稿。唐弢说自己：“只有《太白》，一开始便参加了，创刊头两期都有我的文章，第二卷起，几乎每期一篇。”（唐弢《忆〈太白〉》，《散文》1980年第5期）周木斋去世，唐弢撰回忆说：“作为木斋文章的知音，我还可以举出望道先生来，在他主编的《太白》上，木斋也是写得较勤的一个。”（唐弢《悼木斋》，1941年8月1日，载《生命册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有趣的是，两人的文章也如影随形，经常一前一后排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本身是会说话的。从文本来看，周木斋和木齐的文章在主题上高度契合。周木斋的《太白》文章主要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三人，这和木齐的短论完全一致。
周木斋在《太白》上很多署名文章都围绕“言志”“载道”展开。“言志”和“载道”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的分类，他认为“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他赞同“言志派”，推崇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贬低五四文学革命，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周作人成为当时“右翼文学”的精神领袖，自然也成了进步文人的攻击靶子。周木斋的《论“文以载道”》（第1卷第2期）、《关于“点也派”的故事》（第1卷第3期）、《舞雩》（第1卷第5期）、《“言志”和“载道”的遗绪》（第2卷第1期）的核心论点都是“言志”“载道”不可分，所谓“言志”，也不外是“载道”。周作人竖起“闲适”“晚明小品”等大旗，周木斋则在《“周作人书信”》（第1卷第8期）、《闲适的试验》（第1卷第11期）、《出气章论》（第2卷第5期）等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而不齐的《知堂是唯物论者》《现代明人》《人杰地灵》《伪造》《知堂是什么唯物论者》也都以三言两语的形式，对周作人及其得意门生废名、俞平伯的小品文展开了辛辣的讽刺。
林语堂响应周作人的主张，并创办《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不遗余力地鼓吹“闲适”“幽默”。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一文中提出 “言志”和“载道”的区别“全在笔调，并非言内容，在表现的方法。”（《人间世》第22期）周木斋的《“言志”和“载道”的遗绪》（《太白》第2卷第1期）就是对这篇文章的直接批评。而木齐的《过火的幽默》《论语的新戒条》《幽默大师》《“随感录”的兴废》都是批评林语堂的。有趣的是，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人和穷》（1935年11月7日），《太白》第1卷第7期“文选”栏转载。不久，林语堂在暨南大学演讲《做文与做人》（1935年12月27日），其中专节谈“文人与穷”。 针对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太白》第1卷第12期刊发了木齐的《杂乱无章》《文行不要一致》《到底怎样?》三篇短文，讽刺林语堂立论颇多自相矛盾之处。
周木斋《太白》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梁实秋“偏见集”的偏见》（第1卷第1期）批评梁实秋的文艺论，影响很大。李长之作《梁实秋〈偏见集〉》（《国闻周报》第11卷第50期，1934年12月17日），文末严厉批评周木斋这篇文章，提出要“好说好，坏说坏”。周木斋做短论《好坏辨》（《太白》1935年第1卷第10期）予以回击。同期发表木齐《做文章也不易》做呼应。此外，木齐的《批评的三昧》（第1卷第8期）批评了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不久雕菰《疑问号》（《文饭小品》1935 年创刊号）对《批评的三昧》发难，木齐随之又发表《隔壁》《不要标点符号》驳斥。
另外，误收的不齐《礼拜六派的特征——附作国防文学批评各派的一例》（《大众论坛》第1卷第4号，1936年12月25日），和当时的“国防文学”口号之争有关。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就是将《水浒传》和“国防文学”联系起来，这正是周木斋《〈水浒传〉和国防文学》（1936年6月5日《文学界》创刊号）的论证主旨。周文第一句话就说：“《水浒传》是反抗官僚的文学作品，也是国防文学的作品。”“《水浒传》的根源，是南宋民间对于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扩大而为一百单八个人的英雄传说。这传说的意义除了对官僚的憎恨以外，就含有国防的意味，因为南宋正是一个受异族侵略下的偏安局面。”最后总结说：“《水浒传》因时代的关系，屡次被称为国防文学，——过去并没有国防文学的名词，但实在也是的。现在有国防文学的名词了，因国防文学从使我想到屡次被作为国防文学的《水浒传》。”不齐文和周木斋文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
周木斋在《大众论坛》上还发表过两篇文章（《从一个中国人看〈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 年第1卷 第3期；《一年来的中国文学论战略述》，1936 年第1卷 第4期）。他对这个杂志是熟悉的。而陈望道未见在这个杂志上的其他文章。
通观木齐的这些文章，表达都比较直露，是当时常见的思想激进的左翼青年的文风，完全不是陈望道的口气。陈望道和周家三兄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陈望道对周作人的白话文作品一度非常欣赏。“废名、俞平伯说知堂是唯物论者，知堂自己也说头脑是唯物的。我替‘物’字找到一个解释，就是生物。”（不齐《知堂是什么唯物论者》，《太白》第1卷第11期）这种话是断然不会出自陈望道之口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望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