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风滋润冀州

冀州人杰地灵，自古就是“圣贤之渊薮，帝王之旧地”。近代大儒王世楠编纂的《冀州志》说，“汉唐以来,冀多儒者,流风扇被,代不乏人。”明清以降，更是“长才伟器，多出此州”。“人才之众，几甲天下”。这一时期，不含辖县，冀州一境共中进士20人、中举128人，在光绪中期曾被誉为“卓然为畿辅冠"。

王树楠

梳理冀州文脉，我们发现,从五代至明初，由于冀州地处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军事屏障作用增强，其它功能弱化。出于军事需要，北宋初年为了抵御契丹人的入侵,就把汉时的冀州城扩修了一倍。此后,冀州自魏晋以来形成的冀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地位丧失,河北同时崛起了大名、真定(正定)、保定、天津几个中心城市,它们后来居上,对周边的辐射作用远远超过冀州。历史上曾和冀州同一级别的正定，在元明时期成为河北首府,元初成为散曲文化中心。历史上级别不如冀州的保定和天津，在清代和民国先后成为直隶首府。可以说，从唐宋以后，河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更为多元的趋势,元明清时期出现北移趋势。

宋迈伦

尹福

梁振圃

史计栋

另受明初移民文化的影响,冀州民风慢慢发生嬗变，相对于汉唐北魏时期冀州发达的文化来说，明清时期冀州实际上是文脉弱化、商脉和武脉勃兴。这特点从清代冀州一境文武进士的消长就可看出，整个清代,冀州共中武进士12名、中文进士仅9名，可见武风之盛。在清中叶，冀州还诞生了宋迈伦、尹福、梁振圃、史计栋、司元功等武术宗师,他们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宋迈伦开创的会友镖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镖局。这种武风勃兴的盛况是举世罕见的。

然而在清光绪以后，冀州的文教事业出现中兴,这种势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民国初在冀州建立直隶第六师范、直隶省立十四中，冀州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此时的冀州出现了文脉、武脉和商脉三脉并存、同时繁荣的态势。其中为冀州文脉注入活力、带来勃兴的是桐城派著名学者、近代著名教育改革家、文学家吴汝纶。

吴汝纶

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桐城(今枞阳)的一个寒儒之家，父亲吴元甲是个举人，曾被曾国藩聘为家庭教师。桐城是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发源地，受家学渊源和桐城文风的滋养，吴汝纶年轻时就是学富五车闻名乡里的才子了。据说，他结婚时，曾自作一联贴在婚轿上，“十三经，廿四史，十载寒窗，未脱得那领蓝衫，愧把白身偕缘鬓;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皇榜点朱衣。”此联表达了吴汝纶功业未立的焦灼和企盼之情。婚后，他时来运转，从中第一名秀才开始，三年内一年一个台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在太平天国战乱平息后，首开江南乡试，吴汝纶应试,中举人第九名。曾国藩当时读了这位故人之子的文章，就断言他必将成为桐城的后起之秀。第二年,吴汝纶进京应试,中三甲第一名(第八名进士)，入了翰林院。清代的规矩,除非军功，宰相必须是翰林出身，吴汝纶的前程是一片锦绣。曾国藩爱惜这个人才，硬是把他从翰林院中要了出来，收入自己的幕府，从此成为著名的“曾门四大弟子”之一。

曾国藩是桐城派中期的扛鼎人物，他开创了桐城文学的分支湘乡派，为桐城文学的复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吴汝纶在曾国藩幕府期间，经常和曾国藩以及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等人谈诗论道，切磋文学,观点很独到，曾国藩慨叹，“吾门人可期有成者,唯张、吴二生”。张就是张裕钊，近代著名书法家、“南宫体”的开创者。在曾国藩幕府四年，是吴汝纶桐城文风的成熟期，他认为桐城诸位前辈所做的文章“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丽之境尚少”。在文学实践中，他继承桐城文学的传统，又不落桐城窠臼，别具匠心，博采众长，形成了矜炼典雅，意厚气雄的文风，曾国藩读了这位学生的文章后曾慨叹“尽平生所不能”。

古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这里面蕴含着读书人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立言立德立功的价值取向。吴汝纶也未能免俗，虽然曾国藩评价这位弟子“学问很好，但不善为官”，吴汝纶最终还是踏上了仕途，这一年他刚30岁，任直隶深州知州，可谓少年得志。在深州任期没满，因为父守孝出缺回籍。在这段不长的任期内，他完成了重建深州文瑞书院、启动“深州志”(《深州风土记))的编撰工程两件大事。

李秉衡

光绪五年(1879年),39岁的吴汝纶再次出仕，署理(代理)直隶天津知府。两年后，任冀州知州。那时冀州管辖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五县。是直隶省的直辖州,地位等同于小府,相当于今天的副地级市。吴汝纶的上任冀州知州是李秉衡，被称为“北直第一廉吏",他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地方官,可惜任期仅三年，许多事没做成就离任。展现在吴汝纶面前的冀州，就像一张白纸，任他勾画蓝图，实现宏愿，经时济世，造福一方。在这张蓝图上，他把振兴文学放在最显要的位置。上任伊始，就谋划兴办信都书院，为此特地到保定莲池书院延请王世楠、范当世、贺涛等知名学者到信都书院讲学，选拔一州五县的青年才俊前来就读，冀州一时“文风丕变,经术文采盛极一时，连岁登甲乙榜者数十人。”除了振兴教育，吴汝纶还开挖吴公渠,新造良田四十余万亩;整伤司法，教化百姓，以至狱中竟没有一个犯人。

吴汝纶之前的冀州文脉，基本上是受发轫于明末清初河北博野蠡县一带的颜李学派的影响。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和李塨师徒都曾来冀州游学。吴汝纶的冀州籍学生赵衡就曾到清苑县跟随李塨的学生金正春学习。吴汝纶来后，把雄奇瑰丽的桐城文风注入冀州古老的文脉，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气象。在他来冀州前的八十年,冀州一境(不含辖县)竟没有中过一个进士。他来后第五年，文化开始复兴,冀州终于走出了一位进士王玉山，他是清代冀州历史上的第九名文进士，也是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河南光山、封丘等三县知县。吴汝纶在冀州八年，直隶省举行了三次乡试,冀州中举人数总是全省第一,中举总数超过了明代。也是在他主政冀州时,请张裕钊为南宫文庙题写《南宫县学碑记》,"“南宫体”在书法史上由此诞生。

吴汝纶

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由于长期跟随曾国藩、李鸿章举办洋务，胸怀世界，视野开阔。作为桐城派晚期的大家，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旧学已不能适应世界潮流，必须加以革新，才能保证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他在冀州兴学，在延续传统文脉的同时，还尝试引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为将来中国的发展培育通才。他主张中西合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既强调"经史兼通古今，力戒科举空疏之陋”，又强调研习西学,兼包并蓄。这些思想，无异于在古老的冀州大地上拂过一阵清新的风，让人醍醐灌顶，心智顿开。他到保定莲池书院当山长(院长)后，开办西学科目,聘请日、法教师，率先呼吁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发展西学，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这一思想后来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成为现实。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冀州是吴汝纶教育改革思想的最早的试验场和发轫地。

受吴汝纶影响，从信都书院走出的学生有多人出国留学，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还有的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如于邦华、齐立震参加了辛亥革命，成为时代的精英。于邦华在清末被选为资议院议员，是清末民初中国宪政的推动者之一。学生赵衡民国初受徐世昌的邀请，担任礼制馆编辑、公府秘书，并编写《颜李师承记》。另一个学生胡庭麟民国九年(1920年)和王世楠在北京畿辅先贤祠编撰《冀县志》二十卷。胡庭麟之子胡宗照受家学渊源影响，善魏碑体，在天津的书法界和华世奎齐名。

中坐吴汝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吴汝纶在家乡病故。此前多半年，他从日本考察学制归国，谢绝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的邀请，径直回到家乡,用几天时间整理出版了《东游丛录》一书，为清末的学制改革留下珍贵的资料。此间，他借安庆督抚署南院创办桐城中学堂,并自提一联，“后百十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这所学校日后走出了朱光潜、黄镇等著名学者；同一年，他在北方的冀州亲手创办的信都书院,由他当年的伙伴冀州人张廷湘改为冀州中学堂。这所学校日后走出了红军高级将领董振堂、中共西北地区党团创始人吕佑乾、心理学专家曹日昌、方志专家傅振伦、外交部副部长秦力真等民族精英。这所学校还是河北冀县师范、衡水师范、衡水师专(衡水学院)的前身。也许是受浸淫日久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建国后，冀县师范、衡水师范两校走出了多位有影响的书法家。

1923年，直隶省政府把第六师范的校址选在冀州,担当创校大任的是吴汝纶的再传弟子冀州人曹秉国，该校的建立又使冀州成为冀南的红色摇篮之一。

来源：衡水湖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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