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儿”茅惠芳：遭人诬陷，海外归来，起诉多家媒体，终洗冤屈

1972年公映的芭蕾舞剧电影《白毛女》，改编自上海芭蕾舞团的大型舞剧《白毛女》，主要演员都是芭蕾舞剧的原班人马。

舞剧中，女主角“白毛女”喜儿有两个扮演者，前半部分的喜儿由茅惠芳扮演，后半部分剧情中，已经逃出虎口、落难山林的“白毛女”则由石钟琴扮演，之所以有两位女主演，是因为这部舞剧的大量场景都围绕女主角喜儿展开，如果在舞台上由同一位女演员从头跳到舞，体力跟不上。

茅惠芳

电影中，也同样保留了和石钟琴两位女主演，为了区别二者，一般称为“喜儿”茅惠芳和“白毛女”石钟琴。

25岁的茅惠芳因这一角色而家喻户晓，她清纯甜美的笑容与一双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大眼睛，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的悲剧气氛，因之也更加仇恨黄世仁与穷人无处申诉冤屈的旧社会。

1984年，茅惠芳跟着赴美读博士的丈夫离开上海，后来在美国定居，过着退居幕后的安静生活。

文中言之凿凿地声称：茅惠芳“利用美貌和名气，与康生、张春桥等勾搭，从戏剧舞台跳上政治舞台，最后又从政治舞台跳进监狱”，还说“她最终的命运，是到监狱中去以泪洗面。”

茅惠芳的上海亲友们看到后，纷纷给她打去电话。

2001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茅惠芳一审胜诉，责令侵犯其名誉权的罗学蓬等人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23万元。

拿起法律武器的“喜儿”，赢得扬眉吐气，活得光明磊落。

1、一毕业就跳“喜儿”，18岁成名，大半生与《白毛女》结缘

茅惠芳是上海人，1947年生，就读于1960年刚成立的上海舞蹈学校，是第一届学员。

在校期间，学校排演一个小型舞剧《白毛女》，演员从刚培养的第一批优秀学员中进行选拔。

茅惠芳出身工人家庭，形象清丽、身材比例好，便成为了《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从此与这部舞剧结下不解之缘。

这部舞剧1965年被改编成8场大型芭蕾舞剧，当年5月参加“上海之春”初次公演，一炮而红，18岁的茅惠芳因饰演“喜儿”受人瞩目。

在舞台上跳了6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把这部舞剧搬上银幕，于是舞剧的原班人马又用13个月时间去打磨拍摄电影，1972年春节，电影公映，成为70年代的经典之作，茅惠芳明朗的笑脸和柔美的舞姿使她成为红遍全国的“芭蕾舞明星”，影响力不在《红色娘子军》女主演薛菁华之下。

那时候的女演员大多本份老实，与茅惠芳同学、曾在剧中第4场《逃进深山》中跳黑毛女的杨晓敏说：“当时我们每天从舞台到练功房，再从练功房到舞台，几乎没有社交活动，过的是修道院式的日子。芭蕾舞演员的舞台生涯比较短，我们都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30岁以后才结婚。而且谈恋爱都是经人家介绍的，我们书读得相对少一些，都想找有学问的大学生。茅惠芳的丈夫沈维滇当时是一所中学里普普通通的物理教师，茅惠芳看中的是他的人品和才学。1978年，沈维滇考进复旦大学，成了‘文革’后中国第一批物理学硕士研究生。”

为了不辜负学校与剧团的培养，上海芭蕾舞团的女演员很多人晚婚。

茅惠芳直到1979年，才以32岁“高龄”和沈维滇结婚，与同龄人相比至少迟了七八年，婚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不久重返舞台，曾在《吉赛尔》、《春江花月夜》里等舞蹈剧中担任主演，还是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常委。

1984年，她丈夫沈维滇前往美国底特律维恩大学攻读博士，茅惠芳前去陪读，并应聘在该院芭蕾舞系任教，后成为芭蕾艺术系主任。

沈维滇也颇有艺术天赋，旅美期间，茅惠芳表演《白毛女》时找不到艺术搭档，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的沈维滇，就自告奋勇上去跳“杨白劳”，演出赢得一片喝彩。

后来，他们的儿子沈翰斐也传承父亲的衣钵，考上了麻省理工大学，一家三口过着宁静幸福、与世无争的生活。

《浮沉录》编造了茅惠芳用美色和舞艺勾搭康生、张春桥等“文革大员”，从戏剧舞台跳上政治舞台，“呼风唤雨”，最后被关入监狱的离奇故事，捏造了庸俗下流的荒诞情节，将茅惠芳诋毁成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

2000年5月，茅惠芳的亲属看到这篇荒唐文字后，立刻打电话告诉了她，气得茅惠芳每天晚上难以入睡。她的青春献给了芭蕾舞事业，每场戏演下来，不仅体能消耗大，情绪也久久不能平复，经常失眠、神经衰弱，刚过上平静的生活没两年，却又遇到这种恶意消费她的无良作家。

当年8月，茅惠芳特地从美国飞回上海，聘请了友林律师所的律师，向法院递交诉状，要为自己的名誉和《白毛女》剧组讨个公道。

诉讼一事见诸报端后，当年喜儿爹爹杨白劳的扮演者、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董锡麟告诉记者：“那篇文章流传很广，我们在宁夏演出时也看到了。但这怎么可能呢？从1965年《白毛女》创作排演直至1984年茅惠芳出国，我是看着她成长起来的！茅惠芳是我的学生，那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单纯善良，平时不多讲话。因为，原本扮演喜儿的蔡国英患了严重的肾脏病和坐骨神经痛，不能再上台了，团里就挑选了茅惠芳，因为她扮相俊美、功底也好，这和康生、张春桥他们根本不搭界。当时，剧组都是集体行动，即使上级接见，主要演员也都是一起去的，茅惠芳从来没有单独接受过哪个人的召见。可以说《浮沉录》没有一点点事实根据！我认为，这是有些媒体为了牟利肆意炒作。”

茅惠芳的丈夫也十分支持她起诉无良作家，为自己讨个清白，与她一起回国参加了开庭，对此，被告罗学蓬声称他“言之有据，无所畏惧”，他写作这篇文章，“有史料为证”，而他拿出来的史料，是一本浙江作家胡月伟1986年出版的小说《疯狂的上海》。

罗学蓬说：“我不过是借用了《疯狂的上海》一书中的一点点‘史实资料’为素材。该书正文之前的主要人物表中写得清清楚楚：芳芳，26岁，上海市革委会委员，上海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副司令，244小组成员。”他认为，这个“芳芳”，指的就是茅惠芳。

对此，《疯狂的上海》作者、浙江省文艺创作中心主任胡月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根本不认识茅惠芳，在‘文革’中也没有听说过茅惠芳这个人，‘芳芳’完全是我虚构的一个角色，……我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

尽管罗学蓬拿出的“史料”根本站不住脚，他仍表示“我们江津所有看过《疯狂的上海》的读者，都认为书中的‘芳芳’就是茅惠芳。”

开庭时，茅惠芳过去在上海的同学、同事、朋友纷纷赶来为她做证。

中为茅惠芳

罗学蓬当场表示道歉，称：“经过多方取证及采集信息后，我认识到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内容是错误的，是伤害了清白无辜、品行端正的茅惠芳，对此我向原告茅惠芳表示歉意，同时我承认原告方起诉的请求。”

最终，法庭认为：“被告侵权手段、方式之恶劣、社会影响范围之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后果之严重，实属罕见……判决被告罗学蓬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等11家媒体，赔偿原告茅惠芳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共计人民币23万余元。”

至此，“喜儿”终于为自己争回了名誉权，洗刷干净了横空而降的污水，重新回到她宁静的晚年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