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格兰七国时代王权的运行及其特征

在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时期。虽然如果从国家发展的各方面程度来作横向对比，当时英国大陆上七个国家显然并不能算作强大，无论是西欧大陆上的法兰克王国还是亚洲大陆上的魏晋南北朝，都有着更为雄厚的实力。

但正是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国情，使其政治体制又表现出相当独特的特点，从而塑造了英国的整体环境。尤其是在王权运行这个方面，英格兰七国时代的王权运行特征是具有一定探索意义的。

一、英格兰七国时代的王权运行体现出早期民主的特点

1、贤人会议与国王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谐关系

在一个国家的早期阶段，它们的政治运行往往带有着强烈的原始部族色彩，即各方族长通过盟约或者其他方式来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势力。

但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盟约的盟长却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国王或者是皇帝有着非常巨大的区别权力受到来自其他部族的极大限制便是其中最为有力的体现之一。

如当初与南宋展开多年对峙的金国，便是在直到灭亡辽国与北宋后，也依旧处在这一落后的政治体制当中。而在英格兰七国时代，当时这七个国家便处于这种情况之中，贤人会议便是当时其他社会阶级用来限制国王的有效方式。

从贤人会议本身的性质来看，其实它是一个由包括国王在内的各个统治阶级所组成的集会，其作用主要是为国王出谋划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集会当中，神职人员的存在以及其所拥有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会在整个国家当中地位。

在起初的开始阶段，贤人会议明显继承了当初日耳曼民众大会的些许传统，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日耳曼民族分支所具有的政治特质。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贤人会议却逐渐转向贵族政治，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权力与其所下达的一系列政策命令完全由贵族自身所决定，与先前的日耳曼民众大会区别开来。

在英格兰七国时代产生初期，整个不列颠岛屿的情况其实是相当混乱的。从每个国家内部来看，此时这七个国家都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无论是内部阶级调整及其矛盾的缓解，抑或是各个政府机构的设立及其运转，都处于一个较为朦胧的阶段。

从外部来看，各个国家之间的疆域界线与统治范围并未确定下来，连年的征战再度加重了每个国家本身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贤人会议也因此处于一种性质并未明确规定下来的状态。

当然，即便如此，从现今考古发掘来看，此时仍然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说明了当初贤人会议在召开时的具体情况，这足以说明贤人会议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贤人会议的组织来看，前文已经说到，主要参加人员有包括国王在内的各个统治阶级，以及一些世俗官员和神职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贤人会议既没有明确的召开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参与人数，更没有确切的召开地点，这导致每一次贤人会议召开时所讨论的主题和内容都显得极为广泛。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贤人会议到底拥有哪些权力就变得有些难以考证且没有意义了。但如果非要说的话，贤人会议在一种情况下会百分百地得到召开，那便是当国王想要召开的时候。若是其他人在没有经过国王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召开，还会被认定为是叛国的行为。

最后，国王与贤人会议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以国王为主导的状态。虽然国家的继承人选定及册立均需要通过贤人会议的同意，但这个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化的流程，继承人的真正选定其实仅仅只需要国王的考量。

即便是从之前贤人会议的召开来看，我们也能够清楚发现国王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贤人会议就对国王而言无足轻重。

由于贤人会议是由相当一部分的统治阶级所组成，这使得即便仅仅只是看在参与者的身份上，国王也绝不能过分忽视他们的意见。除此之外，在包括立法、税收、摊派兵役甚至是对国王的土地财产等方面，贤人会议也都具有一定的管理效能。

2、法庭的存在是君王权力行使的另一种方式

在英格兰七国时代，在现如今看来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法庭，却在当时成了一种国王用来行使封建权力的方式。这种法庭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封君法庭，其主要组成人员有从国王那里直接获得封赏的大臣，以及拥有国王领地的神职人员。

仅仅从参与人员来看，封君法庭就显现出它完全的统治阶级特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定是在国家内部地位尊贵、掌握实权之人。

另外一种则被称为巡回法庭，每当封君法庭没有被召开时，巡回法庭便会发挥起它的作用，可以算作是封君法庭的重要补充。同时，这一法庭更具有独属于国王的私人性，因为它常常是当国王在旅行当中、由一些其身边跟随的人或者一些特定的贵族所召开。

这种特殊的权力行使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当时大不列颠岛上的特殊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英国曾在近代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直到公元1066年时，大不列颠岛上才真正形成更为先进的封建制度，而这是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的事情。

在当时，封土制才是大不列颠岛上主要采取的政治制度，也是维持整个国家正常运转与贵族能够剥削农民的重要保障。

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保证封建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封建主之间常常为此爆发争端与矛盾，调节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重新规划义务与权力便成了国王的重要职责，法庭这一形式便就此产生。

在法庭当中，习惯法往往作为庭审的重要依据，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英格兰七国时代的早期氏族特点。由于习惯法不仅仅只是国王或者审判者个人的意志，它更多是在人们的口口相传及大众共同同意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它也因此更能体现出权威性。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习惯法所具有的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即便国王的个人意见与其他王公贵族相左、也不能轻易违背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于王权的另一种限制。

在这种习惯法的地位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封君法庭这一权力行使方式的本质也显现出来，那就是得到所有在法庭上出席的人的同意，便可以算作结算案件。

在当时的行政规划当中，村、百户区还有郡是常设的三个地方组织，其中村并无资格单独设立法庭，百户区每四周开庭一次，郡则一年开庭两次。前文已经说到，协调各个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封君法庭的主要作用，而其中的封建主其实还包括国王本身。

事实上，在当时的英格兰七国当中，它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生产力较低、政治制度不够先进的情况下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机构，封君法庭思想在其中发挥出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这不仅仅是因为封君法庭这一制度本身，更在于封君法庭背后所代表的封君封臣制度，这才是适合当时英格兰齐国国情的制度。

二、英格兰七国时代的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如果从当时来看，英格兰七国的政治体制与同时期其它政权相比，具有太多的特殊性。在孤绝海外的情况下，英格兰来自外敌入侵的忧患被大大减少，这既极大保障了它们 的安全，但也使他们失去了改革奋起的动力和机会。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早期政治家在国情特殊的情况下摸索出来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极大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政治经验缺乏的环境中，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保存下来了英格兰文化。

另一方面，贤人会议虽然在后期逐渐转变为贵族政治，但无论是其存在早期所具有的形式还是它从始至终就具有的精神，仍然展现出一定的民主特征。

尤其是“共同同意”这一原则的存在，更让其充满了古代民主的遗风。虽然我们不能说英国近代民主革命是受到它的推动，但其中的影响或许是跨越时代相传的。

三、总结

总的来说，在英格兰七国时代，在特殊的时代、地理以及文化环境之下，英格兰七国创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道路。贤人会议体现出了一种早期的民主特色，封君法庭则是一种当时的国王在与其它封建主达成某种妥协之下的特殊权力行使方式。

我们并不能简单评判这些政治制度的好坏，事实上，只要这些制度符合当时的国情并且为稳定社会局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无用的。更何况，这些制度的某些精神理念直到现在也有所传播，其作用之体现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