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龙应台在即将大陆出版的《野火集》序言中写道：
“当年横眉立目演讲万恶**的我，没想到有一天将在湖南出版自己的作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道路上，中国人总算从仇恨逐渐走向理性……”
我觉得不仅是理性，还有自信和谦逊——这二者毫不矛盾；兼而有之，外在表现就是包容的器量。
彼时我还在上中学，《野火集》被同学们争相传阅。其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等更是引起好大轰动与争议。
30多年后，偶尔拿起来重读，突然有个心得：
30年前对岸所经历的、争议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争议着——我们有理由推测，也许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也都能一一解决或改善，如同对岸。
翻开序言即感慨万千：30年前的尺度，让人恍如隔世。
这篇名为《开往梦境的火车——写给家乡的读者》的序言，特别适合于当下的形势里细品。然而，在大陆出版的新版本中，已经被替换掉。
为了避免遭遇和谐号，我就只放几张照片，有心的读者可以认真看看：
《野火集·1988年序言》片段一
《野火集·1988年序言》片段二
《野火集·1988年序言》片段三
《野火集·1988年序言》片段四
1985年12月，初版的序言《传递这把火——写在出书前夕》也颇值得玩味。鉴于以上两个序言都没有被新版收录，我摘录如下：
“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
“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评能力的众。”
“<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
序言中也提到龙应台所遭到的攻击与谩骂，与今天我们这边的一些作家学者一样（你应该能想起一些名字）：
“写<野火>也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有一些报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中华**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龙应台的应对是：
“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吗？”
一位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是没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
龙应台回答：
“我怎么会有答案呢……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
“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
“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本书……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极为戏剧性的是，在这个序言中，龙应台写下了一个错误的预言：
“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
然而，27年后的2012年，龙应台成为**地区第一任‘文化部长’。
这个错误的预言，恰恰证明了《野火集》的价值。
也正因为如此，在30多年后，当我无意中翻开这本定价3.2元、已经褪色发黄的《野火集》时，依然从中感受到力量与希望。
虽然我对中国的未来始终持乐观态度，但也在以往的文中，问过与龙应台一样的问题：
写这些东西，有用吗？
我当时的回答是：万一呢。
重温《野火集》，我的答案变了：
有用，一定有用。
龙应台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1985年初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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