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王安忆作品赏析

郭进拴|王安忆作品赏析

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南京。1955年7月，母亲茹志鹃转业，随之到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学习，经常参加区、市儿歌写作赛诗会。1967年入向明中学，1969年毕业，却未上过文化课。1970年，赴安徽省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插队。197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参加乐队工作，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1976年，在杂志《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同年发表首篇短篇小说《平原上》。 1979年，发表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少年文艺》年度“好作品”奖。

1980年，由《少年文艺》推荐，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时间，写下一系列小说，后集册为《雨，沙沙沙》，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王安忆因此成名。 1981年，完成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年5月，完成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初稿，发表于杂志《收获》1984年第3、4期；8月，应作家聂华苓邀请，随母亲茹志鹃到美国，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历时四个月。

1985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小鲍庄》，引起反响，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与《69届初中生》先后出版。1987年，被调至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95年，长篇小说《长恨歌》开始在杂志《钟山》上连载，后于1996年首度出版。2000年9月，推出长篇小说《富萍》，该小说入选2000年度中国小长篇排行榜。 2000年10月，《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12月，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2004年9月，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2005年1月，以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同年，到香港岭南大学任驻校作家，教授中文系文学写作课程。 200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导师，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7年12月，连任第八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天香》，当选为第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与陈思和一起正式创办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MFA，开始招收当代文学研究生。 2013年9月，连任第九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2016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匿名》。

2017年6月，推出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共收录《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其中小说《向西，向西，向南》获得第三届钟山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

2018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考工记》，小说讲述一位上海洋场小开经历变革，逐渐蜕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 12月，连任第十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2019年5月，由王安忆编剧，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第一炉香》开机拍摄。 2020年10月，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发表于杂志《收获》2020年第5期， 后登上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榜首。

2021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22年3月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非常注重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在艺术表现上，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多倾向于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从王安忆的作品里，读者还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的人物以“英雄性”，着重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换言之，王安忆的小说讲的多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但她深入探讨的却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得她的作品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王安忆的作品中又时刻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以及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

20世纪80年代，《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69届初中生》等作品使王安忆在文坛上初露锋芒，这些作品大多以“雯雯”为主人公，描写了青春期女孩“雯雯”的情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表达了“雯雯”对于理想爱情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的基本格调是积极向上的，带有一代人的文化印记。《本次列车终点》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讲述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后的生活处境。王安忆意在用生活本身去打动人，展现返沪知青的生活，从而达到启发大众的作用。《雨，沙沙沙》不再以宣传主流思想作为目标，而是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王安忆讲述了青年女工雯雯的故事。下班的雯雯错过了末班公交车，正当她感到失望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在与小伙子的交谈中，逐渐燃起了雯雯对于爱情的向往。故事较简单，但在当时有划时代的意义，文章以雯雯的感情世界为主线，表达了女孩对浪漫自由爱情的向往，暗合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寻根文学一时间成为文学界关注的对象。王安忆也创作出了《小鲍庄》与《大刘庄》，这两篇作品立足于乡村世界，反思传统文化。其中《小鲍庄》在文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以自己早期在安徽插队的经历为创作素材，讲述了小鲍庄的仁义之子捞渣的故事。捞渣因搭救洪水中的鲍五爷而失去生命，去世后的捞渣仍旧造福于小鲍庄，全村人因捞渣的死而继续获益。村人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活，村庄因捞渣受到了社会关注，继而摆脱了贫困。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褒奖捞渣，但实则具有讽刺意味。捞渣作为全村最有仁义品质的人，是全村人的未来。捞渣的去世象征仁义在小鲍庄的消逝，而村人把捞渣作为榜样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从捞渣身上获利。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创作出了“三恋”系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三恋”因其大胆涉及性爱而在文坛上引起广泛关注。在“三恋”中，王安忆颠覆了传统的女性禁忌，深刻地展现了性爱在女性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小城之恋》揭示了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所受到“自然本能”与社会道德的双重压迫，最终“自然本能”战胜了社会道德。《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不安于现状，象征了人本能欲望的强大力量。《锦绣谷之恋》描述了女编辑在一次笔会中与一位男作家的婚外恋故事，五天会议结束后，女编辑重返现实世界，成为理性规范中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王安忆表达了“毫无起色”的婚姻生活对女性生命力的磨损，使女性在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中丧失生命的活力。

《发廊情话》以城市街道口的一间窄小发廊为叙事地点，写经常来此聊天的闲人中，有一位曾经开过发廊的上海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她讲述自己如何因高超的理发技术认识了戏剧学院的老师光头客，结识了吃过官司的老法师，又讲述了老法师复杂的人生历程，最后她解释道，她老公就是老法师。这篇小说借助发廊闲人的讲述，写出一个上海普通女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同时，它也表明了王安忆对城市不同情况下普通女性婚姻之路的思考。

王安忆以上海为背景创作出了《鸠雀一战》《好婆与李同志》《长恨歌》《富萍》等作品。这些作品蕴含着上海特有的文化底蕴，个人对城市的反思。《鸠雀一战》写了小妹阿姨一辈子为人服务，但到头来连一间栖身之所也难以获得的悲剧。《富萍》展示了乡下人在上海的生活。虽然生活很艰难，但那些棚户区的人们依然保持着纯真善良的生活品行。生活的贫困、粗俗并未使他们的内心变得粗粝，他们依然保持着人性的光辉。《长恨歌》从普通市民的口常生活变化角度，通过描摹一个城市普通弄堂女性王琦瑶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人生命运变迁，以写城市女性口常生活史变迁为依托，勾勒出一个城市命运的变迁；以塑造女性形象为城市代言人，集中刻画出一个地域城市上海的形象。

同时，王安忆在部分小说中所投入的一个新关注点，是对城市中犯罪者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思考。《米尼》《我爱比尔》和《遍地袅雄》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米尼》叙述的是上海城市普通弄堂女孩子米尼如何走上歧路的故事。小说中，米尼从此岸走向彼岸的命运轨迹体现出城市女性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现实困境，她们的人生选择大多是一种无奈。《我爱比尔》涉及的也是城市女性犯罪问题，讲述上海艺术学院大学女生与外国男性之间因性爱问题走向歧路。《遍地袅雄》写的是处于城乡交替地带的男性在城市中因出租车被劫后逐渐走上歧路的故事。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力求以稠密细腻的工笔手法创造出小说的意境之美，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同时展现人物在命运的旋涡中丰富不定的生活方向。王安忆创作手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细致全面地铺垫细节，以营构出一种气氛。《长恨歌》中，上海胡同潮潮腻腻、扑面而至的气息，十里洋场中西杂兼的风情，故事的升起和陨落间犹如女人强留风韵的伤感，这些是由形形色色的景观、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细末调研而成，单看一个细节看不出的，它腾升在实物之上，在它们须臾的呼吸间若隐若现。《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的目光触及之处，那些最细微的变化和触动是伴着滴水穿石式的耐心出现于文字之中；那种在新时代渐渐突起的振奋大胆的精神不是依靠豪言壮语凸现出来，而是在不经意的琐琐碎碎的生活中渐渐显露；那种面对过去的流逝不自觉的怅然甚至连主人公都觉察不出，可是竟慢慢在读者心中升起。

王安忆一直坚持着以“小”见“大”的日常叙事，以一个人物的命运映射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他们都是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他们虽然不是时代舞台中心的人物，但都以自己的视角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并将一切宏大的命题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日常离不开人们身处其中的生活空间。《长恨歌》开篇，王安忆便用将近2万字的篇幅写了主人公王琦瑶的生活空间弄堂，并由此延伸开去，讲述了上海三种不同住房空间的各自特征。到了《考工记》，王安忆选择将镜头对准老宅，对它的里里外外、历史渊源进行了精细的考量。

王安忆小说凸显出了作者对于美学的独特认识，小说结构实质是指小说作品不同部分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式。在王安忆创作的大量小说作品中，其小说结构类型主要包括了片段式结构、圆形结构以及双层结构。片段式结构出现在了王安忆小说《姊妹行》、《蚌埠》中，该种小说结构创作手法指的是将故事情节内容中的不同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心理感受独立片段拼接在一起，不再是追求详细完整描写文中具体故事发展情节，塑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采用碎片式将人与事物累积拼接在一起成为一部小说作品，这种小说能够科学有效反映出人们的日常状态。例如，在王安忆创作的小说作品《姊妹行》中，作品通过采用片段拼接方式有效塑造出了文中活泼率真的宗明子、老实憨厚的孙侠子等不同人物，当人们在读到这些碎片式的人物情节内容时，往往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到常人所经历的农村生活，从而充分体验感受作者眼中农村居民心灵的美好与单纯。

圆形结构是王安忆小说作品中的另一个结构特色，该种小说结构创作能够让小说故事表现出一种“终则始，始则终”的循环状态，作者在小说内容叙述时会带有一种循环观念。比如，在王安忆创作的小说《小鲍庄》中，该小说故事的发生场景是起于洪水和捞渣，故事结尾场景同样也是止于洪水和捞渣，能够给人带来深刻的记忆。而在其创作的优秀小说作品《长恨歌》中，当文中王琦瑶即将死去的时候，她眼前浮现出了几十年前的清晰画面，仿佛回到了小说故事创作发展最开始，这就是小说圆形结构的循环创作观念，会让人唏嘘人物命运发展的无奈，赋予小说作品一种悲凉忧郁色彩。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叙述特色，其将纪实与虚构同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发挥到了极致，能够帮助读者有效消解掉对任何独立一方的信赖，这种小说创作手法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的。比如，在王安忆创作的小说作品《伤心太平洋》中，看上去该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纪实故事，文中“我”指的是作者自己，父亲是王X，曾祖父带领全家出国，同乡王木根说他保留了一本福建同安的王世家谱。王安忆创作该小说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纪实故事基础上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2]，其巧妙将“纪实”和“虚构”这两种不同话语融入到一个小说作品中，利用纪实创作手段达到了自身文学世界虚构的目的。王安忆这种叙述方式看起来是为了强调凸显出自身的人生阶段经历，体现出故事发展情节的纪实性，其实是借助纪实去表达出自身内心抽象东西，与个人经历并无多大关系。

在王安忆创作的小说作品《叔叔的故事》中，作者在叙述手法上作出了自身的创新突破，其在小说前期“雯雯”系列和“小人物”情节故事中均是“直接呈现出画面”[3]，并无任何叙述上的巧妙设计，作者王安忆在该小说中大胆将虚构和议论结合在一起，促使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产生了各种可能，这种小说叙述创作无意识王安忆创作生涯对自我实践经验的一次超越。《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到处充满议论的主观色彩故事，读者在阅读理解该小说作品时需要散发自身的思维进行深入分析推理，才能够找寻到真实的体验感觉。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通过塑造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来达到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概括。她没有塑造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认可的立体逼真的圆形人物，而是着意塑造有着独特色彩的类型化的人物。王安忆认为，小说是一种写实的艺术，如果没有人物就丧失了具体的内容。以前的理论强调人物性格，注重表现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她觉得是一种局限。在长篇小说中，人物一定靠思想来支撑，和思想相比性格是很狭隘的东西。因此，王安忆塑造的人物更多强调概括性和思想性。如在《小城之恋》《荒山之恋》等作品中，王安忆文本中的人物很多没有具体的有个性的姓名，只是以“他”、“她”、“大提琴手”、“金谷巷女儿”，这就减弱了人物的个性化和具体化，“她”和“他”的情爱故事便不是某一个人的，人物的生命经验具有了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意义。

在《叔叔的故事》和《长恨歌》等作品中，“叔叔”同样也代表着那一辈的有着坎坷经历、身心遭遇折磨但又被欲望毁灭的伪理想主义者。王琦瑶追求华丽安稳的物质生活最后却繁华落尽，她的梦想代表了上海的小女人们的梦想。所以“叔叔”的文革经历和王琦瑶的情爱故事就具有了广泛的和普遍的意义。在《小鲍庄》《弟兄们》和《姊妹们》等作品中，王安忆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塑造不再分主次轻重，笔墨均分，所以“小鲍庄”里几个人物难分彼此，《弟兄们》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也极易混淆，作者想探讨“纯粹精神上的交往到底可以达到怎样的深度”，追求人物所凝聚的独特的精神意向和内涵，来达到对人生的勘探和思考。《纪实与虚构》中的叙述者“我”是整个工业社会的人类没有家园的孤独无依感的写照。《歌星口本来》中阿星的悲枪代表了时代的一部分人因时代变化而理想失落，以后的人生道路无以为继的悲呛。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讲述了王琦瑶和上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根据王琦瑶的生活改编的，她的生活是由许多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即使她是“上海小姐”，而作为国民党重要人物的情人，她经历过未婚生子等生活事件，生活中有女性的直觉。这是解放前的50年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鼎盛时期。

《长恨歌》，当代中国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1995年发表于《钟山》杂志，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本书中，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还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

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的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

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

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

谈到《长恨歌》时，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是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

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

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己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

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

《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

我首先是 被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这个名字吸引，又看了获奖作品的短评，决定就看这部了。小说刚开始是关于上海的弄堂、闺阁、留言、鸽子的描写，虽然文字细腻，描绘得像工笔画，我还是看不起兴趣来。这样的环境描写，粗略看起来啰嗦、冗长，看得人头皮发麻。仔细地体会，你就不得不佩服作者笔力深厚，驾驭文字的能力超强。作者不惜用几张文字来进行环境描写也只不过是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以及悲剧的一生进行铺垫。

　　王琦瑶长得很美，偏偏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这样的女孩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女人，心性高，又有着上海女人的精明，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以及同学吴佩珍、蒋丽丽的社会关系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跻身上流社会，当选“上海小姐”以后，不惜给一位高官“李主任”做“金丝雀”。就是这一决定和短短一年的情妇生涯，为她此生的悲剧拉开了序幕。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短暂的生活，李主任给王琦瑶留下一个雕花箱子，里面装的金条成为王琦瑶在李主任死后物质上的依靠。王琦瑶和李主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互取所需。李主任看中王琦瑶的青春美貌和单纯，在王琦瑶这里他可以得到放松。王琦瑶看中李主任的权和钱，在这里她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李主任对王琦瑶虽然没有爱情，但是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对王琦瑶承担着责任——他给她留下一箱金条，成为她以后活下去的一个依靠。

　　康明逊——这是王琦瑶唯一爱过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二房所生，又是家中唯一的男丁，从小就看到生母受到大房的欺负，也因此学会了生存的技巧。他有生活情调，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却有着致命的弱点——软弱。王琦瑶和他同病相怜，日久生情。明知自己不能娶王琦瑶，康明逊还是与王琦瑶暧昧。得知王琦瑶怀了他的孩子之后，没有勇气与家庭决裂，甚至连陪王琦瑶上医院的勇气都没有。王琦瑶怕影响他的名誉，不惜抓有着苏联血统和共产党遗孤背景的萨沙来做替罪羊。为了这个男人，也为了给自己有个依靠，最终，王琦瑶生下了这个孩子，并将她抚养长大。从心底里王琦瑶不恨康明逊，因为她知道自己做过别人的情妇，没有资格正常的嫁做他人妻，也就没有资格怨恨。

　　与王琦瑶有情感瓜葛的还有一个男人——程先生，这个男人是真正的爱王琦瑶，也有担当。他最先发现王琦瑶的美，并尽力的发掘出这种美。他给她拍照片并推荐给杂志社，还鞍前马后的支持她竞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当选上海小姐之后，疏远了他，投入有权势的李主任的怀抱。李主任死后，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之后，生活陷入困境，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她。就是这样一个真心爱着王琦瑶的男人，王琦瑶对他只有感恩，没有爱。像程先生这样的男人，想要的并不仅仅是王琦瑶美丽的躯壳，他要的是王琦瑶的心。当他知道王琦瑶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之后，在服侍王琦瑶坐完月子之后选择了离开。

　　在独自抚养女儿的艰难日子都过来之后，王琦瑶到晚年却爱上了一个有怀旧情结的年轻人——老克腊。这位老克腊爱上的是老上海的影子，王琦瑶身上正好有着老上海的影子。当王琦瑶提出用金条来换取老克腊陪她度过余生时，老克腊选择了拒绝。这情形有点像当年李主任用金条来换王琦瑶的青春，可惜王琦瑶想错了，老克腊不是当年的王琦瑶，老克腊始终是一个要融入主流社会的男人，不会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一位年老色衰的女人。于是，王琦瑶只能感叹：只有靠自己。想要有所依靠的王琦瑶，一生都没有什么依靠。亲情是隔膜的，在她最孤苦伶仃的时候，母亲对她也是一番刻毒的羞辱。辛辛苦苦养大了女儿，女儿对她也不贴心，从小就跟她作对，长大后随丈夫去了美国。或许，唯一看得见的依靠就是那一箱金条，这是支撑她活下去的一个念想和指望。到最后，长脚要抢夺她的金条时，她不顾力量对比悬殊，死死抓住不放，还想把长脚送进监狱，最终让长脚掐死了她。这个女人靠金条而活，最后又因金条而死。

　　纵观王琦瑶的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一辈子活在寂寞与回忆当中。她的悲剧是由自身的依赖性和软弱性造成的，她本来可以找个下层小人物过着平淡的生活，甚至她也可以和真心爱她的程先生结合。这些机会他放弃了，她一辈子都不放弃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看看她后来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与她交往的男人都是些有小资情调却靠着祖辈产业过日子的人，当然这些人身上也就少不了软弱性，她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对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自然也知道这些男人都是靠不住的。想依靠男人这条路行不通，最终想用金条来换取一个男人的陪伴也不可得，悲剧也就到了极点。

　　小说取名《长恨歌》，可通篇看下来，没看出作者要表达的恨在哪里，或许作者是想通过一个女人四十年的人生经历来揭示社会的变迁对一个人的影响。王琦瑶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美丽女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的美丽女人的悲剧。女人长得不好，容貌上不占优势，自然也就不会依靠美貌来换取自己想要的锦衣玉食和歌舞升平的日子，这些女人相比而言更加容易接受平淡的日子，也就容易获得平凡人的幸福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人长得不好是悲剧，女人长得太好，又没有用对地方就是更大的悲剧。作者要表达的恨是什么？是王琦瑶的真的不独立？还是男人真的没有担当？或者是社会变革对一个女人的毁灭？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个人感觉王琦瑶被长脚杀死这个结局有些仓促，也不够理想。对王琦瑶来说寂寞、孤苦的活着，靠回忆活着才是最大的悲哀，爱情梦破灭之后，死死守住金条不合情节的自然发展与推进。一些重要的配角最后的下落也没个交代，比如那个对王琦瑶付出一片纯情的乡村少年阿二和萨沙。在前面作者可是花了大气力来写这些配角的，就这样让这两个男人不明不白的失踪总是觉得有些缺憾。

郭进拴，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鳌头村。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