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数十次，越狱19次，79岁生日他还干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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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蓝眼睛炯炯有神，白发整齐地梳成背头，风采依旧，但他身体的愈发衰老，患上了高血压和胃溃疡等疾病，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他的妻子劝他回到位于沙滩边的住所。那是一座桃红色的房子，旁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是为退休准备的。附近还有一个“周六之夜”活动，他们可以享受高档肋排，还可以跟其他老人一起跳舞，每人只需15.5美元。塔克还可以坐在一座湖的岸边练习吹萨克斯管。

但是，1999年春季的这天，当邻居们在打高尔夫或者照看孙子的时候，塔克却驱车前往约50英里外的一所银行。

塔克向来对外表极其看重，这次他穿了一身白：折缝鲜明的白长裤、白运动衫、白绒面皮鞋，还有一条泛着光的白丝巾。

他在ATM机前停了片刻，把丝巾围在脸上，就跟盗贼一样。他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把手枪，冲进银行。他走到一号柜台前说：“把钱放进来。全放进来。”

他晃了晃手枪，让每个人都看见。出纳在柜台上摆了几叠5元和20元的钞票，塔克检查了一下里面有没有染料包，那是银行的一种反抢劫装置，放在纸币堆里，会把纸币永久性染色。

他看了看表，又去了2号柜台，然后说：“过来，你也装。”

接着，他把厚厚的钞票装好——超过5000美元，往门口奔。出去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看两名出纳。“谢谢，”他说，“谢谢。”

他把车开进一家附近的停车场，那里存着他的“保险”车，是一辆红色的庞蒂亚克，查不到他的头上。

他用抹布擦了擦这辆偷来的“烫手”车，把自己的东西扔了进去。

他有一把麦林手枪、一把锯短的卡宾枪、两顶黑尼龙帽、一个手枪皮套、一罐梅西防身喷雾、一副史密斯威森手铐、两卷黑色电工胶带、一个警徽、五节七号电池、一个警用扫描仪、一把玻璃刀、一副手套、一顶钓鱼帽。

在那些抢劫道具之间，还藏有一瓶治心脏病的药。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平安到家，仿佛干净利落地逃脱了。

他在家里点了一会儿钱就回到车里，又朝高尔夫球场开去，邻座上整齐地码放着抢来的钱。

这时，他注意到有一辆没有牌号的车在后面跟着。

为了确认，他拐到了另一条街上。

后面的车还在。

接着，他看见一辆警车在后面停了下来。他狠踩油门，想要甩掉警车：左转，右转，再右转，再左转。他经过了一个教堂、一个丧葬服务中心，还有一排车道上停着快艇的粉色平房，最后被逼到了死胡同里。

他掉头后，看到一辆警车挡住了路，有一名警官正要去拿霰弹枪。

塔克注意到警官的车跟木栅栏间有一点缝隙。他身体前倾，踩下油门，朝那冲了过去。

这位警官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位白发老人朝他飞奔过来，脸上还带着微笑，仿佛很享受这一段谢幕演出。

接着，就在塔克将车往堤上开的时候，他突然失去了控制，撞到了橄榄树上。安全气囊弹开，把塔克撞回了座椅上。

警官跑过去，拿枪指着这位奇特的抢劫犯。

据这位警官形容。“他看上去就像经常吃黄昏特价晚餐，刚刚结束了高尔夫课程的老年人一样。”

实际上，这位78岁的老人可不一般。

他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持枪劫匪之一，从业时间已经超过了60年。他还成功越狱18次，堪称他那个时代的越狱大师。

66年来，他不是在监狱就是在越狱

2002年的一天，我去德州看他。

他当时被关在监狱的医疗中心里，因为一起抢劫罪被判了13年。

医院是一座陈旧的黄色砖制建筑，房顶是红色瓦片，建在一座小山顶上，远离大路，周围都是武装警卫和铁丝网。

进去前我拿到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不得携带武器、弹药、金属切割工具”，之后我被护送着穿过了多个房间。我每到达一个房间，要等身后的门封闭后，前面的才会打开。

终于，我到达了一间空着的等候室。

没过多久，警卫就推着一架轮椅出来了。轮椅上的人身着棕色囚服，外面是一件绿色的翻领夹克。他身体扭曲着前倾，仿佛要最后转一次什么东西，然后就凝固住了。

他起身离开轮椅，说：“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塔克。”

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带着南方腔调。

握手致意后，他拄着拐杖，缓步走向木桌。

“不好意思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见面”，他说完，站在那里等我先入座。

逮捕他的警官告诉我，他从没见过这么彬彬有礼的罪犯；甚至一名给他定罪的陪审员也说，“你忍不住要赞美他，他是个有风度的人。”

“好了，你想了解什么呢？”塔克说，“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在监狱里——除了越狱的时候。我15岁就入了狱。现在我81岁了，还在监狱里。但是，我成功越狱过18次，失败过12次，计划过的那就更多了。我觉得这些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俯瞰着监狱的广场。我很难想象，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跟通缉令和“午夜逃狱”打交道。他的手指跟竹节一样，还戴双光眼镜，说明他既有近视，又有远视。

“我说的越狱成功就是骗过看守，”他眯着眼看着窗外，继续说道，“可能他们最后会抓到我，但我至少跑了几分钟。”

他抬起手，指向一个地方：有一次试图逃跑，他就被击中了那里。“我身体里还有子弹残留，”他说，“当时火力全开，我被击中了三次。”

他的声音有点干，我就从自动售货机里给他买了瓶饮料。他跟着我，透过玻璃罩往里看，没有上手摸。他选了一瓶叫胡椒博士的饮料，“跟樱桃汽水差不多，是吧？”

他看起来很满意。

当我把饮料递给他时，他又瞟了一眼糖果，我就问他还要不要别的。

“麻烦你了，”他说，“我要一块椰子巧克力糖。”

吃完以后，他开始跟我讲“塔克的真实故事”。

他讲了好几个小时，累了就提议第二天上午继续。

我们聊了好几天，而在这期间我们一直都是坐在同一个靠窗的角落里。

聊天的过程中他会轻咳一声，然后我就会去给他买喝的。

他总会跟着我去贩卖机，警卫则在远处看着。

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钱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才发现他的眼睛在四处游走：墙壁、窗户、警卫、围栏、铁丝网。

我突然想到，越狱大师塔克原来在利用跟我见面的机会踩点。

塔克的传奇

“第一次越狱时，我才15岁，”塔克告诉我。

那是1936年的春天，他被判了偷车罪，收押于佛罗里达州的某镇。镇子不大，位于河边，遭受了大萧条的沉重打击。

他告诉警方，偷车纯粹是为了“找刺激”。不过进了监狱后，刺激很快就变成了恐慌。狱警解开手铐的那一刻，塔克飞一般地冲了出去。

几天后，一名副警长在橘子树中间发现了正在吃橘子的他。“那是我第一次越狱，”塔克说，“就是这样。”

司法官决定把他转去少管所。在他短暂的逃亡时间里，塔克把五六把锯条从牢房的窗户里递给了里面认识的几个小伙伴。“他们还没逃出去，不过锯条都在。”

那天晚上，他锯开了一根窗条，然后就溜了出去，还帮了其他两个男孩从那个小豁口中逃脱。

与其他人不同，他对这片很熟悉。小时候在河边晃悠过很长时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在河边发现了他和另一个男孩，他们就躲在警察眼皮底下。第二天，《斯图尔特每日新闻》详细记述了事情经过，标题为“逃狱三人组：昨夜牢房铁窗被锯断，工具为一名男孩提供的锯条、凿子和锉刀。

“这是第二次越狱，”塔克说，“时间很短。”

塔克读过一些讲不法之徒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大都是被不正义的事情逼迫而开始了亡命生涯。

塔克觉得这跟他很像。

他说，“塔克的传奇”开始于一个清晨。

那天早晨他只偷了一点东西就被不公正地送进了监房。

他从小就在反复讲这个故事，后来全城都知道了。到了后来，故事情节越来越丰满，他对这一点儿所窃之物的描述也越来越“轻”。

塔克的儿时玩伴说：“我的印象是，他被关了一辈子监狱，就只因为偷自行车和企图越狱。他变坏也是因为制度腐败。”

当这个儿时玩伴知道了塔克的成长经历后，这种印象又被强化了。

塔克的父亲是一名重型机械操作员，在塔克6岁时就失踪了。他妈妈则在底层行业里挣扎着。于是，塔克就被送去跟奶奶住。

塔克在镇上用废料做独木舟，还自学了萨克斯管和单簧管。“我用不着父亲在我旁边对我指手画脚的。”他说。

16岁时，他就受到了非法闯入罪和单纯盗窃的指控。逃出少管所后，他被判了强制劳役。

跟所有新入狱的人一样，他被带去了铁匠铺，戴上了脚镣。铁镣会逐渐勒进皮肤，这就是所谓的“镣铐中毒”。

塔克只关了六个月就被放出来了，但很快又因为偷汽车被判了十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底被社会抛弃的人，”塔克的律师后来在法庭动议中写道，“他17岁时就被打上了罪犯的烙印，被押着辗转于各种司法流程之间，却没有律师为他辩护……塔克逐渐成为了一名愤懑的年轻人。”

塔克自己说：“骰子已经掷出去了。”

在24岁被假释时拍摄的照片里，他剃着板寸，身穿白色T恤，曾经瘦弱的手臂满是肌肉，目光充满穿透力。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超凡的魅力，女孩们老是围着他转；与此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他身上的愤怒在不断积蓄。

“我觉得他特别想告诉全世界，他是个人物。”他的一个亲戚说。

起初，塔克想去迈阿密的各大乐队吹萨克斯管，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另一位格兰·米勒（著名爵士乐手），但这个目标不了了之。

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婚姻失败后，他放下萨克斯管，拿起了枪。

“抢劫了，姑娘们”

在美国人的想象里，法外之徒是带着浪漫色彩的：他是一个“好的”坏蛋，是一位越狱大师，一位神枪手，而且还讨女人的喜欢。

塔克是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因为贷款违约、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事情，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愤懑之情。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氛围中，银行劫匪这个身份的魅力达到史上顶峰。

1934年，联邦调查局击毙一位著名银行抢劫犯后，许多人驱车来到现场，用衣服擦掉他的血迹。以此人生平为题材的好莱坞电影有不下10部，其中一部高呼：“他的故事铭刻在子弹、鲜血和美女之中！”

抢劫是公开的，因此它一般会吸引具有特定性格的人：胆子大、虚荣心强，天不怕地不怕。与此同时，大部分银行劫匪也知道，公众固然会为他们陶醉一时，但最终还是希望他们消失掉：被关押或被处死。

塔克的犯罪生涯始于40年代末，而那个时候大部分传奇劫匪都已经被枪毙了，但这并不影响塔克把他们视为榜样。

他会身着定制西装，脚蹬双色皮鞋，用枪指着镜子里的自己。

1950年9月22日，他终于出手了。他把手帕系在脸上，像杰西·詹姆斯那样拔出枪，冲进迈阿密的一家银行，抢到了1278美元。

几天后，他又回到这家银行，这次目标是整个保险箱的财物。不过他在努力把箱子弄开时被捕了。

他的劫匪生涯比大部分银行劫匪的都要短暂。但是，在县里的监狱中，他暗下决心，绝不能当一个普通的抢劫犯。

“他们判多久我都不在乎，”他说，“我是越狱的艺术家。”

他在监狱里四处寻找所谓的“弱点”。圣诞节前后，已经谋划多日的他开始痛苦地呻吟。狱方赶忙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阑尾切除手术。

在康复期间，铐在病床上的他开始鼓捣手铐了。他学会了用任何物件开锁——一根钢笔、一个回形针、一段电线、一把指甲刀、一根手表弹簧……

几分钟后，他从病房走了出去。

他去了加州，犯下了多桩新案，横扫银行柜台，拿着枪大喊：“我是认真的！”他身着鲜亮的格子正装，开着一辆偷来的两侧装着加速器的浮夸轿车绝尘而去。

他讲话也有一股《低俗小说》的味道。一名目击者说，他当时是这么讲的：“抢劫了，姑娘们。我有枪。别说话就没事。”

塔克想要扩大他抢劫的规模，于是开始寻找搭档。

“我不要疯疯癫癫、贼眉鼠眼的搭档，”他说，“我这人是传统流派的。”

最后，他找上了贝娄。此人高大英俊，一头黑色卷发，智商很高，干过骗人的勾当，现在在当小偷。贝娄跟塔克一样以30年代的劫匪为榜样，和舞蹈演员女友过着逃亡生涯。

但是，塔克选择他另有原因：“他总是让我数钱。”

他们抢了一家又一家的银行。一次抢劫后，目击者称，他们最后只看见绝尘而去的车后座上挂着一排正装。

两人抢劫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常年霸占当地报纸的头条，甚至盖过了1952年总统大选和麦卡锡听证会的风头。

有关塔克和贝娄的描绘是这样的：他们是“恐吓”受害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是“衣冠楚楚”的“抢劫艺术家”……他们会“娴熟地拿走”柜台的钞票，留下“抢劫非常专业”的印象……以及一辆逃跑用的车”。

1953年3月20日，塔克逃出医院两年多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将他团团围住。他当时正在从一个银行保险箱里取回赃物。

之后探员去到了塔克登记的住址，那是一间宽敞公寓。

那时屋内有一名年轻的金发女郎，叫雪莉。她自称从没听说过塔克。她说自己的丈夫是个写歌的，很有钱，每天要到市内通勤，不久前才为5个月大的儿子换了大房子。

她对警方说，她老公叫贝娄。然而，当警方给她看了塔克的照片时，她一下子哭了出来。“我真不敢相信，”她说，“他人那么好，那么有钱。”

她回忆起丈夫每天晚上回家之后逗孩子玩的场景。孩子名叫小贝娄。“我们的小宝宝该怎么办？”她问道，“他以后要叫什么名字？”

逃离恶魔岛

“我跟你讲讲恶魔岛吧。”塔克有一天对我说。他还是坐在会客室的角落里，手杖靠在腿边。他把餐巾在面前摊开，吃了一颗我给他带的肉丸，又喝了一口胡椒博士：“恶魔岛只关过1576个人。我是第1047号。”

恶魔岛又称“巨石岛”，原为军方监狱，1934年转而关押重刑犯，这里至少有半数犯人尝试过越狱。

恶魔岛周围是冰冷汹涌的洋流和嗜血的鲨鱼，把监狱建造在这里就是为了杜绝逃狱。

恶魔岛照片

塔克于1953年抵达，时年33岁，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在入狱照中，他依然穿着夹克，扎着领带，棕色头发向后梳，还打了发油。

但他很快被扒光了衣服，接着一名医护人员检查了他身体，看是否携带了工具或武器。

牢房很狭窄，伸出双手就能碰到边。“牢房里太冷了，睡觉时必须穿大衣、戴帽子来保暖。”塔克说。

他说，自己躺在床上时会想念妻子和孩子。他还记得与妻子初次见面是在一次单身派对上，记得两人在湖上滑冰的美好时刻，记得那场朴素的婚礼，记得她在合唱团里唱歌时他就坐在一旁听，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还记得儿子出生时的样子。

塔克和妻子的结婚照

“我们真心相爱，”塔克谈起妻子时说，“我不知道如何告知她真相，告诉她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入狱几周后，狱警把他从牢房里放了出来，领进一个窗户很小的小房间。他透过窗户看到妻子坐在对面，然后拿起了话筒。

“真的很难开口，”他回忆道，“我们不得不隔着玻璃看对方。她告诉我自己要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了。我说，‘能追求自己的生活就最好了，还有咱们的儿子。’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再烦你了，不管我有多想你。我再也不会打给你了。’”

几个月后，他接到通知说，两人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了。

现在，他已经总结出了几条原则，包括“警卫越多，越狱方法就要越离奇”。他跟狱友格林开始精心谋划了。格林是一名银行劫匪兼越狱大师，曾穿着神父的衣服骗过警察，还藏在一箱旧衣服里逃出了州立监狱。

他们两人，再加上另一个狱友，开始从监狱工厂里偷运工具，然后藏在洗衣房里。他们还在其他犯人身上放置钢丝绒，触发金属探测器，好让警卫以为机器坏了。他们在马桶里面挖了洞，把工具藏在里面，然后粘上修补漏缝用的泥。到了晚上，他们就用工具在下面打地道，想通过地下室逃走。

该监狱内部资料上记录着，有一天，一名单间犯人建议警卫检查牢房里的马桶。一场大规模搜查就展开了。

很快，三人都被打上了“越狱风险极高”的标签，关入了管教囚室“地洞”。

一天晚上，他听到窗户外面传来了声音，久久萦绕在耳边。他往外看，没看见有人。

声音是从下方传来的，那是狱警的孩子们在唱圣诞歌。

“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他说，“那晚是平安夜。”

塔克开始自学起了法律。没过多久，他就给法院写了一大堆上诉申请，都是精心用印刷斜体写的。后来，一名检察官称塔克是在“做梦”。

但塔克还是于1956年11月获准召开了听证会。开庭前一天晚上，他在县立监狱里说肾疼，于是被赶忙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每扇门都有警卫把守。塔克偷偷掰断一根铅笔，猛刺向自己的脚踝。

由于脚踝受伤，警卫取下了脚镣，把他双手铐在医院的轮床上。

当塔克被推往X光室时，他一跃而起，打倒两名警卫，冲出了大门。

不过，在享受了几个小时的新鲜空气和正常世界的光景之后，他在一片玉米地里被抓了回去。他身上仍穿着病服，手上仍戴着手铐。

这次短暂的越狱让他判了刑，但也强化了他“越狱大师”的名声。

然而，塔克最了不起的一次越狱要等到23年后。

三个老枪手

他当时已经出狱了，然后再次由于持枪抢劫被捕，于1979年夏天被关进了圣昆廷监狱。

这是一所最高安保等级的监狱，孤悬海上，被广大囚犯称为“角斗士学校”。

圣昆庭监狱内部，1950s

塔克在狱办工厂找了份工作，然后在两位狱友的帮助下，秘密收集了一些边角料，然后把它们切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藏在篷布底下。在电工储藏间，他们顺走了两根杆子和几个水桶。在家具车间他们找到了最后的部件——塑料防尘罩、颜料和胶布。

他们为越狱准备了几个月。在8月9日这天，塔克在院子里向两名同谋点头示意——一切就绪。

塔克的两个伙伴在木料储藏间外面盯梢，塔克则施展起了儿时就擅长的本领——他将那些部件组装成了一条14英尺长的小艇。

“锤子的声音太大，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和螺栓。”塔克说。他的颜料只够涂一边，也就是对着警卫塔的一边。

其中一位伙伴后来对一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船真的很好看。”

他们戴上了水手帽，穿上了运动衫。塔克把运动衫涂成了亮橙色，上面还有“马林游艇俱乐部”的标志，他以前见过这家俱乐部的船从身边驶过。

趁警卫没看见，他们赶紧把小艇推下了水。出发之后，风速超过每小时20英里，巨浪涌上了小舟。

“这船一点都不漏水，”他的伙伴说，“我们划到澳大利亚都没问题。倒霉的是浪太大了。我们好不容易划到了圣昆廷边上，这破玩意儿竟然沉了。”

这时候塔上有一名警卫注意到了他们。他看到这三个人抓着翻了的船，用腿蹬向海岸。

警员上前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没事！就是一对船桨没了，我的天美时表还在正常工作呢！”，一位伙伴说着还抬起手腕。

警卫不知道有三名囚犯越狱。他大笑，然后回到了岗位。

当年逃脱的小船

加州很快发起了全州追捕。与此同时，另外两州也报告了几起蹊跷的抢劫案：作案手法出奇地一致，都是三四个人冲进杂货铺或银行，亮枪要钱，然后开着偷来的车飞速离开。

目击者们众口一词，都说按劫匪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是爷爷级的。有一个似乎还戴着助听器。警方将他们比作电影《三个老枪手》里面的小偷，称之为“爷爷帮”。

“我那时候真的很会抢劫。”塔克告诉我。到了60岁的时候，他的抢劫技艺已经炉火纯青了。

没有假发也要干

有一天，我们坐在监狱会客室里，塔克身体前倾，开始教我抢银行的技巧。

“首先，旁边要有高速公路，”他说着戴上了双光眼镜，眼睛一眨一眨的，好像在想象具体布局，“然后要踩点——不能莽撞。你要熟悉它，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

“以前的劫匪就像牛仔似的，”他继续说，“他们冲进去就开枪，大喊大叫，让所有人都趴下。但是，我觉得只有新手才那么暴力。”在他看来，最优秀的劫匪就像舞台剧演员一样，能够用纯粹的人格力量掌控全场。有些人甚至会化装，练习进入角色。

“只要掌握窍门，抢银行就是一门艺术。”塔克说。虽然他的形象一度比较浮夸，但他说，自己后来形成了一种更微妙、更“自然”的风格。

“对了，工具。”他进入了下一话题。他说，在理想状态下，抢劫需要指甲油或强力胶、玻璃刀、手枪皮套、帆布袋和一把枪。

他说，枪只不过是“道具”，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说着突然停顿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称之为“塔克的符号”，也是爷爷帮成功的关键：助听器。他说那其实是警用扫描仪，用来判断是否触发了声音警报器。

他从兜里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进去后直接去找大堂经理，告诉他‘坐下’。你不要把枪拔出来，亮一下就行。接着你冷静地跟他说你是来抢银行的，最好不要惹出大动静。除非有人开枪，否则不要从银行里往外跑，那样会暴露。然后走到逃跑的车那里，一定要冷静，开到来的车旁边。然后踩油门，赶紧跑。”

说完以后，他似乎很满意，“我可是把抢银行的秘籍都传授给你了，”

他又想了想，补充了一句，“这门手艺没法教，只能在实践中学习。”

一位曾着手“爷爷帮抢劫案”调查的退休警察告诉我，“他们是我遇过最专业、最成功的劫匪……他抢劫的经验比我们抓抢劫犯的经验还丰富。”

他当年是个大烟枪，留着络腮胡子，啤酒肚微凸，没日没夜地追捕爷爷帮。随着安保技术的进步，传统银行劫匪越来越少，大多是孤注一掷的瘾君。但爷爷帮不仅是在逆年龄而动，简直还是在逆时代而动。

“他们每天起床后就开始准备抢银行，”退休警官说，“就像辛苦多年的焊工和作家一样，他们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一年的时间里，爷爷帮在两个州内至少干了60票，而附近三个州的多起抢劫案也被认为是他们干的。

1980年12月，这位退休警官曾和至少来自3个州的40名执法人员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应对方案。“他们把枪举在别人面前，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就此改变。”一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告诉我。

塔克似乎停不下来，不管已经攒了多少钱。

1983年春天，他开始谋划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一次行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一家安保完善的银行。他和同伙要假装是乘防弹车的警卫，要例行取款。塔克相信，这次计划是“抢劫艺术的一次突破”。

3月7日，就在防弹车预计抵达时，他们化好装，戴上了假胡须。由于不久前的一次大雪，他的假发缩水了。但是，他们决定不要拖了。

没有假发也要干。

成为犯罪神话

银行的出纳把他们放了进来。

根据警方报告，就在他们进入地下金库时，经理注意到“一个人的深色胡须和另一个人的白色胡须是假的”

这时候其中一名“警卫”拍了拍自己的枪说：“抢劫。”

也就是这次，警方找银行经理和两名出纳锁指认时才发现，爷爷帮的首领就是三年前乘着自制小艇从监狱逃跑的犯人。

而这时，塔克又躲到了佛罗里达，每天和恶魔岛的老兄弟格林泡在一块。

6月的一天清晨，塔克开着车进到了格林的车库，停在那里，等着他的朋友朝他的车走去。

“我当时看着他就在想……”塔克回忆道，“妈的，他这身衣服真有派头。”

这时候一个人跳到塔克的车前面，大声喊道：“联邦调查局，不许动！你被捕了。”

警探们从车里、树丛里出来，一拥而上。

塔克对格林怒目而视。他相信是朋友“把自己卖了”。塔克坚持说自己那时并未持有手枪，但多名探员说看到过他持枪。

“他有枪！”一名探员一边蹲下一边喊道。

车库里满是枪声。子弹打碎了挡风玻璃和水箱。

塔克双臂和一条腿中了枪。他躲在仪表盘下面，猛压油门，从车库里冲了出去。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开着车朝他驶来。“我靠近的时候，看见他身上的血越来越多，几乎满身都是，”她后来做证时说道，“我就想，这人真惨啊，被汽车给撞了。”

她提出载他一程，于是他就上了副驾驶座。然后，她从后视镜里看到有人端着一把步枪。

她六岁的儿子喊道：“罪犯！”

正当她正犹豫着时，塔克一把抓住方向盘，厉声说道：“我有枪——赶快开！”

她的儿子抽泣了起来。

他们开了半英里，进了一条死胡同。塔克小声说了句“好吧”，而就在这时女人乘机从车里跑了出来，并把两个孩子拽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会儿，塔克自己也从车里走出来，接着昏倒在地。

《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专栏如是总结了长期逃犯兼爷爷帮首脑被捕一事：

塔克身上有一种模糊的吸引力……大家一般不会把老人跟大案联系在一起……塔克从旧金山的圣昆廷监狱逃脱，这桩奇遇必定会引来崇拜。当然，我承认，这是一种扭曲的崇拜……塔克可以把他的逃狱传奇高价卖给好莱坞，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然而，他却选择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他是老年版的劫富济贫罗宾汉，而被劫的人也大多买了保险

终于，塔克的故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罪犯神话”。坏掉的小舟已经被捐赠给马林游艇俱乐部，后来又放置于一家监狱博物馆。奥克兰儿童医院即将举办一场浴缸划艇比赛，请求批准塔克担任活动的总指挥。

联邦调查局则前往佛罗里达州的一家高档退休社区，据说塔克曾居住于此。

最后一次减刑

开门的是一名50多岁的女士。探员问她塔克的事，她说从没听说过此人。

她说她的丈夫名叫鲍勃，是一名事业有成的股票经纪人。前任丈夫去世后不久，两人相遇并很快结婚。探员跟她解释说，“鲍勃”的真实身份是四年前越狱的“塔克”。

听完后她的泪水涌了出来。“你们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信”。

她是一家小搬家公司的财产继承人，小时候长得有点像梦露。她记得第一次遇到塔克是在一家名叫“鲸鱼与海豚”的私人俱乐部里。她从没见过这样有骑士风度的男人。“他走过来请我共舞，就这样。”她告诉我。

她还记得当时去探监的情境，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她看着他躺在那里，血迹斑斑，面色苍白。

她已经知道，他从16岁起就是惯犯了。但她仍然沉浸在对他的爱恋中。

当塔克求她宽恕自己时，她对我说：“我只想抱住他。”

起初，塔克在迈阿密等候出庭期间尝试过越狱，用手锯弄开了牢房的一根窗条，然后用自制的钩锁爬上了房顶。但是，他妻子不顾亲友的错愕，承诺只要他改过自新就不离不弃。塔克发誓要好好改造，“我告诉她，从今以后，我只在脑子里想越狱的办法，”他又补充道，“她是万里挑一。”

他回到了圣昆廷监狱，被称为“船长”。也正是在那里，他看似坚不可摧的体格第一次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1986年，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病房门口仍一直有警卫站岗，但那时的他已经真心觉得自己就是个违法乱纪的人了。

多年以前，他在恶魔岛提请上诉，最终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那里。他成功地证明，在判决时，当被告没有律师时，法官不应该考虑被告先前的罪名。现在，身体状况恶化的塔克又不断提出上诉，最后成功将刑期减了一多半。

“感谢你，”他在给一名法官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获得减刑，也是最后一次。”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一件事中——以自己的经历出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他觉得这才是他犯罪生涯的巅峰。

塔克看过各种有共鸣的片子，包括《逃亡》、《逃出亚卡拉》和《博妮与克莱德》。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的故事成为美国经典，长留人们心间。

他把事迹公布在报纸上，每次五页。“外人是写不出恶魔岛的内幕和真相的。”他写道。他的第一本书《恶魔岛：真实的故事》已经长达261页了。

他对下一部作品《越狱者》的创作野心更大。在书中，他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对“高智商、非暴力的威利·萨顿式犯罪”的回归，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反抗宏大的、压迫性的制度的落魄英雄。”

塔克对自由和逃脱的执念已经自我转化为一种游戏精神，”他写道，“他一生都在被追捕，这就是他保持精神健全的方式。每次新的‘越狱’都是一场游戏，一场与当局的智斗。”

1993年，73岁的他出狱，搬进了庞帕诺滩的一处桃红色房子。这是他妻子为两人买的养老房。他在家里整理手稿，还开了一间音乐室，开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课，收费每小时25美元。

“我们日子过得很好。”他妻子说。

他本来以为人们会对他的越狱手稿产生兴趣，但实际上并没有。“我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秘书打电话，她却说‘除非你有经纪人，否则他不会看的’。”

《越狱者》的作者觉得越来越憋屈，沦为了一个平凡的老头。

“一个78岁的老人不会逃跑，可他会”

终于，1999年的那一天到来了。78岁的塔克涂上指甲油，脸上缠好白丝巾，带着枪冲进了共和安全银行。

“他不是为了钱，”他妻子说，“我们有新车，房子也不错，都付过钱的，还有漂亮的衣服。他什么都有。”

“我觉得他就是想成为传奇，博妮与克莱德那样的。”一位警长说道。前不久，据信他在佛罗里达一带实施了4次抢劫，最后一次终于被这位警长抓获。

一名法庭心理专家为塔克做了检查，他指出：“我看过许多自我夸大型的人，想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是，我必须承认，除了在电影里，我还没听说过哪一个人真想靠抢银行名留青史。这已经超出了心理学预测的范畴。”

塔克被捕后，警方把他半隔离了起来，害怕78岁高龄的他还会试图逃跑。虽然律师提出他的客户可能在这种状况下死去，但保释还是被驳回了。

“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78岁的老人不会逃跑，也不会危害社会，”地方法官说，“但是，事实证明，塔克先生不是一般的机敏。”

2000年10月20日，预定的开庭日期已经很近了。这时，他在妻子身边认罪了。他被判处了13年有期徒刑。

我见过一份管教部门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塔克的一生。报告连篇累牍地列举了他惊人的抢劫和大胆的越狱行动，结语却另有一番风味：被告不了解女儿的情况。他说自己没有为抚养女儿长大出过力……被告不了解儿子的情况。被告没有参与抚养这个孩子。

我追踪到了他儿子小贝娄的消息。他在内华达州生活，开了家打印店。“我本来以为他（塔克）出车祸死了，”他在电话上跟我说，“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为了保护我吧。”

他说自己直到20岁出头才知道真相，当时塔克正要被假释。

“我妈妈害怕他在街上碰到我，然后把我吓坏。”

他还说父亲被带走以后，警察把家具和东西全都没收了，因为它们都是用偷来的钱买的。后来母子二人只好搬去跟外祖父母同住，他妈妈当女工养家。“他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我们的日子全被他毁了。”

小贝娄知道塔克最后一次被捕的消息后，第一次给他写了信。“我想知道他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牺牲一切。”

虽然塔克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两人至少还是开始了通信。

有一次，小贝娄给我读了塔克最近寄来的一封信：“事情变成这样，我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带你去钓鱼，看棒球比赛，或者看着你长大……我不奢求你的原谅，毕竟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希望你好好的。爱你。你的爸爸，塔克。”

小贝娄说，他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跟他通信。不是因为塔克对他怎么样，而是因为对他妈妈做的事。“他把我妈妈的生活毁了，”贝娄告诉我，“她再也没结婚。她以前经常给我唱一首歌，叫《我和我的影子》，主题是孤独和忧郁。她后来患了癌症，没多少日子了。我当时很崩溃，她就给我唱这首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苦乐。歌里唱的就是她的一辈子。”

第19次越狱

2002年春天，我去庞帕诺滩看望塔克的第三任妻子。她似乎还没有缓过来。她70多岁，个头不高，打扮得很精致，做过好几次手术，现在一个人住。

“塔克走了，没有人能修补裂痕，”她说道，然后停顿片刻，扫了一眼以前摆放乐器的书房，“孤寂是最难熬的。”

她给我看了一张两人以前的合影，那是在他们彼此认识不久后拍的。他们并排站着，胳膊碰在一起。他穿着红衬衫，打着领带，卷发整齐地梳向一边。

“天哪，他以前是那么俊美，”她说，“我遇见他的时候，他简直像个人偶。”她反复翻弄着手中的照片。

当她送我出去她还擦着眼泪，说“我等了这么多年，以为余生就能在一起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在最后几次去监狱里跟塔克见面时，他有一次显得特别虚弱。他脸部肌肉松弛了，双手也在颤抖。

我了解到他入狱之后曾多次中风发作。一名心血管医生的结论是，血凝块正在逐渐切断他的大脑供氧通道。他女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会死在监狱里的。”

“每个人都说我聪明，”塔克对我说，“但是，我在人生选择上并不聪明，否则怎么会干出这等事来。”

除了被捕后引起了一阵关注，他很快就被遗忘了。

“我死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我，”他说道，声音几乎像是耳语，“我多希望有一份真正的事业，比如搞音乐。我真后悔没有安心工作，好好养家。别的事我也后悔，不过这一件事就够让人受不了了。到了深夜里，躺在监狱的硬板床上，你就会琢磨，你失去了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本来能干成什么。然后就是后悔。”

他说，妻子正在考虑卖掉房子，搬到一个人气更旺的社区。塔克说两人还会定期说说话，但她妻子的身体没法来看他，因为身体太虚弱了。

“我最痛心的是……我知道自己对妻子的辜负有多深，”他顿了顿，“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我痛心了。”

他起身离开时，从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

“我昨天晚上给你做的。”他说。

纸上列出了他所有的越狱经历，打印得很整齐。

在纸张最底部写着“第19次”。比实际越狱多了一次，后面没有内容。

警卫把轮椅推来时，他抬手让警卫走开。

“我用不着这东西。”他说。

接着，他弯着腰、靠着墙稳住身体，慢慢挪着步子沿着走廊离开了。

这不仅是一个传奇犯罪者的故事，还是一个人用尽一生想被记住，最后却被遗忘的故事。
这篇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但网络上都是主演的名字，早把他盖过去了。塔克曾经告诉记者：“当我死的时候，没人会记得。”最终他在2004年去世，至死依旧籍籍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