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夜权？汉人不许有名字？关于元朝的谣言你信了几个｜文史宴

文/文瑾

关于元朝“四等人”“初夜权”“汉人只许以数字起名”“十户汉人共用一户菜刀”等说法都是谣言。其中有一些是清末革命党为民族革命加以夸大而构建的，这其中还可说有可理解之处，另一些则是网络明粉为歌颂朱元璋而加以捏造，下作无比。我们会持续破除这些谣言，这是第一篇。

本文欢迎转载。

元朝真相相关文章：

近些年来，网上出现了不少比较低级的历史谣言，诸如“八月十五杀鞑子”、“初夜权”、“十户一菜刀”等，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故事绘声绘色，煞有介事，不少人信以为真，把故事当成史实。

但其实认真考据分析，不过是一些特定时期具有特殊目的的“历史发明”。

“蒙古人享受初夜权”是谣言

以流传最广的“初夜权”来说，较为大家熟知的一种说法认为，蒙古族统治期间，谁家姑娘要出嫁，必须先把姑娘送到管辖范围内蒙古长官那里去过一夜，不仅满足蒙古人变态欲望，又能够在汉人血脉里混入蒙古血统，所以为了维护汉民族血统纯正，新娘会把第一个小孩摔死，这就是所谓的享有女性的初夜权。

对于这一谣言，目前可考的最早记录来自南宋遗民徐大焯的《烬余录》，原文记载：

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

虽然书中没有直接提及“初夜权”，但这段文字就是对“初夜权”的直接阐释。但是这本书来源就很可疑，徐大焯编写完成后藏在画册中，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才由李模抄录出来，于是这一“黑暗历史”才得以大白天下。

可惜这是实打实的谣言，关于《烬余录》一书，基本就是稗官野史，其记载多不可信，而且对于这一屈辱史，大明立国二百余年，无一字提及，也实属不正常。

对于元朝而言，由于是非汉族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且群众对其兴趣不大，了解不深，所以往往成为“历史谣言”的最佳朝代。

在普通历史爱好者看来，蒙元的铁骑无情的踏碎了临安的偏安梦，两宋耀眼的成就付之一炬。而后强盗入室，洗劫一空，幸哉苍天有眼，胡无百年运，基层贫苦百姓朱元璋顺应天命，揭竿而起，推翻异族，开创大明两百多年的基业，其光辉成就着实瞩目。

于是，短暂的元朝就成了最好的攻击目标。诚如著名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说的那样：

某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学家横着少数民族做了皇帝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元史权威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

值得细读，正本清源

辛德勇先生说：

读历史，也就是用自己眼睛去观测史料，再用自己的脑子去辨析史料，判明基本的史实。

“汉人只能用数字起名”是谣言

我无意去洗白什么朝代，也无意去粉哪个朝代，只是将一些史料、史实爬梳出来，让大家自由判断。

故事还得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父亲叫朱五四，大哥朱重四，二哥朱重六，朱元璋的祖父叫朱初一，合计下来，这老朱一家子的名字不仅随意，而且都带有数字，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呢？

老朱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在翻阅一些资料后，人们发现元朝大部分汉人的名字都是由简单的数字构成，如同编号一般，于是结合所谓的蒙元四等人政策，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不允许汉人、南人取名，只能用数字来替代，一方面百姓有编号，便于管理，另一方面能够打击汉文化，侮辱汉人尊严。

故事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细细想来并非如此，因为大家熟知的元末明初的一些著名人物，名字都还算正常，并非故事所说元朝只允许汉人用数字为名。其实这个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考究下来，是有一定出处的。

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清末学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里面写到：“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

徐诚庵和俞樾闲聊，说看见他们那的《蔡氏家谱》里面有句话说根据元朝规定，平民百姓没有官职的不允许取名，只能用自己的排行和父母的年龄相加起来的数字为名。

那么为什么这种规定于史无徵呢？作者也进行了解释，“此制于元史无徵，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申，无疑矣。”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是考证朱元璋兄弟的名字，正好符合这个制度，所以该制度是元朝施行的确凿无疑。

同时，在绍兴乡间，也有不少用数字命名的百姓。“如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

在徐诚庵说完后，俞樾也没有盲目相信，而是做了一番考证。原文写道：“考明功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

看起来有充分的证据，有确凿的文字记录，于是元朝迫害汉民，不允许汉人取名，只得用数字为名的“史实”证据就这样诞生了。

但其实《春在堂随笔》后面还记录了一段作者的考证。

俞樾发现在洪迈的《夷坚志》里面，出现了大量的以数字为名的普通百姓，如兴国军民熊二、鄱阳城民刘十二、鄱阳小民陈六，楚州山阳县渔夫者尹一、徽州婺源民张四，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最后得出结论“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用数字作为名字可能就是宋代里巷小民没有名字，取名比较随意，没有什么讲究。

俞樾原文

作者这种猜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刘邦发达之前就叫刘季，按照当时的传统，“季”代表排名，表示刘邦是最小的一个，按现在翻译过来就是刘三。到了唐代各种数字为名的就更多见了，什么刘十九、刘二十八、李十一、元八、元九等。

可见这种命名方式由来已久，并非网上以讹传讹的民族压迫，可惜笔记中的“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的真相也没有多少人在乎了。

数字起名的源头可能是唐代士族的大排行

宋代因宋儒的宗族建设而进入百姓家

非常高端

诚然，蒙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管理中确实有一些带有歧视性的不平等政策。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禁军器，刷马匹，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不得回手”等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性的政策。

但这也无法证明蒙元的不平等、压制性管理能够干涉、控制百姓的取名，这个锅达鲁花赤不背。

蒙元的治理远比朱明宽松

实际上，元代根据职业将百姓分为不同种户，称为诸色户计，用于管理百姓，并且吸收继承古代基层管理制度，最终形成了以里正、主首、社长为主的乡里管理组织。

对于最基层的具体管理，《通制条格》记载：

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杜，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杜。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杜者听。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本处官司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

将五十户组成一社，挑选年高且通晓农事的人为社长，督促大家及时耕作务农。对于“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社长要叮咛教训，同时“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

由此可见，最基层的管理通过社长来实现，其内容也不过是劝课农桑，宣扬教化。

并且这种“社”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古代宗族部分互助互济、解决邻里纠纷等功能。

如“本社内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举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本社内遇有病患凶丧之家、不能种莳者，仰令社众各备粮饭器具，并力耕种锄治收刈”，对于劳动模范，及时奖励表扬，对于无法耕作的贫困家庭，由社众一起帮助劳作。

“诸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一般的社内普通民事纠纷，也先由社长进行调解。

对于乡的管理，《元典章》记载：“一乡拟设里正一名，每都主首，上等都分拟设四名，中等都分拟设三名，下等都分拟设二名......仍每年于一乡内，自上户轮当一乡里正、各都主首。”

元朝希望通过里正、都首的碎片化管理，实现对整个大元辽阔疆域的控制，但这种管理基本只是对金朝和南宋制度的沿用，再加上中央政府的管理也带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分散、粗放型特点，最终导致这种近乎无效的控制给了民众较大的自由权，也成为了元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连朱元璋都直呼“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蒙元的这一教训也成为朱元璋最好的治国借鉴，并由此开启了明初惨无人道的残酷统治。

因此，讹传的元朝管控百姓取名，只用数字编号作为名字，纯属无稽之谈，反倒是因为过于宽松的管理政策，与明初的高压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遗民。

朱重八的死亡凝视

与现在历史爱好者眼中朱元璋“驱除胡元，恢复华夏”的光辉形象不同，在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对于这个投机取巧又卸磨杀驴的皇帝及政权，是充满否定和不屑的。

“王气幽州歇，妖氛国步屯”、“纷纷攘攘厌黄巾，妖血徒膏草野尘”，对于朱元璋集团胜利，元末士人们并没有给出赞颂，表现地更多的是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和妖寇胜利的厌恶。

大司马隆重推荐班布尔汗兄的大作《细读元朝一百六十年》，并且祝班兄生日快乐！读完这本书，你会知道一个真实的元朝，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中国史的整体认认知。

欢迎参加征文大赛！奖金多多！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