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副总理，陈永贵受到毛主席的肯定，晚年主动辞去职位

大寨人为他立了一座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农民副总理，他被毛主席称为农业专家，周总理赞赏他是有水平的。

陈永贵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他是黄土地的儿子，也是被一路破格提拔的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他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的声音，他究竟又怎样的光辉事迹，才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副总理？在进入正题之前，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既不错过未来精彩内容。

苦难的经历

劳作是华夏文明大地上最朴素的生活方式，耕作一年又一年，只为的是果腹，在大灾大难来临时，温饱都会成为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逐渐消灭了这样的问题，人民当家作主，只要肯劳动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就有这样一个人，能力出众，不仅带领村民走向了富裕的生活，更是成了人民的好总理，那就是陈永贵。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童年的苦难坎坷不平，正是因为这些经历磨练了他。

上个世纪,陈永贵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在山西省昔阳的一个小山村里，地处山沟，信息闭塞，附近的村民也都是和他家一样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在他五岁那年，家乡遭遇了灾荒，这让原本就很难过活的家庭变得更加艰苦，难以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陈永贵的父亲选择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这样陈永贵和母亲、姐姐和弟弟从此分开了，跟随着父亲来到了大寨村讨生活。

本以为来到大寨村生活会好起来，不曾想贫穷和饥饿依然在，时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陈永贵的父亲在绝望中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留下了孤苦伶仃的陈永贵独自生活。

母亲不在身边，有父亲在时，日子虽然过的苦，但是有家人的陪伴陈永贵还是有安全感的，如今父亲的离开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年仅七岁的他，就过着给地主家打长工的生活，年纪小干不了重活只好放牛，没有工钱但是一日三餐有保障，不管怎么说不饿肚子了，几岁的他就已经承担起养活自己的重任。

等到长大一些，心中十分挂念自己的母亲，在大方打听之下终于见到了母亲，可是此时的母亲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过的也并不富裕。为了不让母亲左右为难，同时陈永贵更不愿寄人篱下，只好告别母亲，重新回到大寨村，继续给地主当长工。大寨村一位好心的老人收养了他，从此与老人家过上了相依为命的日子，他与老人建立了一段深厚的感情，虽然不是父子，却胜似父子。

1926年，此时的陈永贵已经26岁了，顺理成章地娶了同时贫民的妻子李虎妮，两人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小两口相濡以沫，彼此扶持，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一位总理的土地情结

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大寨村，陈永贵被选为当时伪维持会的会长。他表面上是在配合日军，实际上却一直和八路军保持联系，陈永贵反常的举动最后被日本人发现，随后把陈永贵关押入狱。经过全村人凑钱力保他，最后才被放了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寨村也得到解放，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们结束了被剥削的生活，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33岁的陈永贵也获得了土地，大家开始过上了自力更生安稳的日子，也正是这个时候，陈永贵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那就是时任大寨村村支书贾进。

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中她看出陈永贵是一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始终有一股干劲，还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加上他能吃苦耐劳，说话有点水平，贾进决定着重培养他为接班人。1948年，在贾进才的介绍下，经过培养和发展，很快陈永贵成为了一名中国共*党员，由于他积极肯干而且善于思考，更是在几年之后接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的确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在一次劳动中，他发现一个瘦小的身影，个头矮小，瘦得简直就剩下皮包骨头了，看上去压根没有承担这么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这些陈永贵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还发现了，像这个这样的劳动力在大寨村里还有很多。为了解决问题，他找到了贾进一起商量对策。创新性提出组建老少组的想法，把村里的老弱病残集中在一起，将他们统一分配，让他们统一劳动，对于这个建议，贾进十分赞同。

陈永贵被分到有好几个老人的组，他自然而然成为了这个组里唯一身强力壮的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带领全体组员进行生产上，在最后取得成果后，他都会坚持平均分配的原则，让组里的每个人都享受平等的待遇。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作法，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陈永贵也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就是在这一年，陈永贵带领的的老少组竟然达到平均亩产150斤，这样成绩远远超年轻劳动力多的好汉组，虽然老少组劳动力看起来弱，但是大家心劲儿足，都不愿意当拖后腿的人，非常团结，互相帮助。陈永贵这样的作法不仅使得粮食大丰收，还得到了组织的肯定。

黄土硬而且砸不烂，风一吹漫天黄沙，这就是当时大寨村土地的情况，也是大寨村人民以及黄土高坡地区人们贫困的一个根本性原因，那就是自然条件。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陈永贵每天在站在黄土塬上冥思苦想，终于有一天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黄土塬利用地势，自己开荒，让这片光秃的山坡变成梯田。

陈永贵提出的想法，这一次却遭到了村民们的集体反对。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山上，没有任何工具、没有前人的经验、没有相关知识作为支撑，农民们一时间没有信心。倔强的陈永贵却没有轻易地放弃， 而是挨家挨户地去说服村民，不断地做工作，给村民们讲道理，做规划，画蓝图，最后村民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大家扛起了锄头，跟着陈永贵书记战斗在高高的黄土坡，头顶烈日，挥汗如雨的开荒。有的村民家中有娃，无人照看，便用小被子包住绑在在自己背上，背着孩子一起上山劳作。在全村上下的努力下，一条七百多米长的土沟奇迹般地变作了鳞次栉比的梯田，征服了一座山就转战另一座山，最后将黄土塬变成了一片片梯田。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陈永贵立下愚公移山的壮志，带领大寨村民们共开垦出这样的梯田达到三百亩，粮食总产量也由原来的118.5公斤增加至387公斤，一改贫穷落后的局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寨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整座寨子遭受了严重的毁灭性打击。很多村民们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田地嚎啕大哭，捶胸顿足，陈永贵却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又拿起锄头带着村民艰苦奋斗，战胜天灾，不断鼓舞士气，帮大家树立起重建大寨的信心。通过连续几个月的扎实勤奋地埋头苦干，不仅没有给国家添麻烦，

而且更是不负众望，以亩产七百多斤获得了大丰收，上交了20多万斤商品粮，这样出色成绩让大寨村一时间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村寨，陈永贵也被邀请到各地分享成功的经验。

从贫民到国务院副总理

这样惊人的成绩很快就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在确实大寨村在数字上没有弄虚作假后，全国一时间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陈永贵的名字也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了当时人们踊跃学习的人物。甚至在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还被请到北京，登上了人民大会堂作演讲。

讲台上的他头裹一条白毛巾，身上穿着半旧的布衫，脚上穿着家庭自做的布鞋，是典型的黄土高坡农民形象。在这场演讲中，陈永贵详细讲了发生在大寨村感人的故事， 以一个个发生在农民身上的朴实故事，作为农民的陈永贵，用最朴素的语言影响力了当时在场所有人。

毛主席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并对此高度重视，从此这位农民陈永贵走进了主席的视野，也是因为此，陈永贵被毛主席请进了北京。1975年，在毛主席亲自指示下，陈永贵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农业的工作。

陈永贵当得知自己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那一刻，有些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担如此大任呢，最后还是周总理给宽心，说你是党员就要服从党组织对你的安排，这才让陈永贵接受了副总理职务，但他也向中央提出了他的请求，那就是他的工作要实行三分制，就是把他的时间分成三份，一份时间留在中央，一份得在各地考察，还有一份时间要留给大寨村，并且坚决不要工资。毛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

上任后，陈永贵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朴素作风，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工作上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经常在北京与大寨之间来回奔波。他手里的锄头没有丢，手上一层层的厚茧子没有退，一有时间就和社员们一块下田劳动，有时从外面开会回到大寨，跳下车就下田干活。他还和大寨社员一样地生活，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坐在炕头和社员一块谈心，坐在地头和社员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

陈永贵还有个退警卫员的故事，那时他还是山西省委书记，省里派了一个叫小刘的同志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坚决不同意，但是，小刘还是来了。自打这个警卫员一来，他就天天动员小刘回去。并说“小刘，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只是一个农民，就给我派了一个警卫员，那全国五亿多农民呢，你也一人派一个警卫员，那能行吗?”

他永远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没有变质，因为他自己心里深知：自己终究不属于这个地方，大寨那片肥沃的土地，才是自己的根脉。

人民的好干部

1980年，六十五岁的陈永贵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回归了他质朴简单的农民生活。退休后，被中央安排在北京居住，虽然工作上不忙了，但是陈永贵并没有闲下来，在家种起了花花草草，甚至花盆里种植一些农作物，后来因为闲不住，主动写信给组织，请求让他重新回到岗位上，随后，中央批准了这份特殊的求职信。陈永贵到北京东郊的农场当起了顾问，继续和土地打交道，来到这里的陈永贵可谓是如鱼得水，继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所作为。

在农场工作的期间，不仅亲自下田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问题，即使掌握病虫害问题，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俨然一副老农民的样子，始终保持勤劳朴实、谦虚敦厚，充分调动了农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廉洁奉公，朴实无华是这位农民副总理一生的坚持，在陈永贵辞去总理一职后，按照国家安排，依然享受副总理的待遇，国家还为他特意安排了一套大房子和一辆小轿车。但他外出却坚持搭乘公交，短距离的路程则选择步行，断然拒绝乘坐公家的小轿车。

还有他住的房子，陈永贵却总嫌太大了，让他住是浪费，最后只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的部长楼上，这次大小合适他很满意。搬家的时候，负责的同志和陈永贵说，可以把在这里用过的东西都带过去继续用，可他说不了，东西够用就行，只带了他的床、一部电话和一个旧的电视机，以及其他的日常衣物，剩下多余的都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当然，对于那些拿着金钱和礼品，到他这里走后门的人，他坚决不见，甚至会当场教育他们，并且义正言辞地告诫他们，不要走后门，搞坏社会风气。他的正直无私与坦荡，在退休后依然本色不改。

1985年，在一次体检中，陈永贵被检查出肺癌晚期，第二年在北京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