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摘要：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春秋》；《史记》；《汉书》；《文史通义》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历史编纂演进的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书体裁的丰富性及其不同功能、史家的历史思想和再现客观历史的能力，以及编纂技巧和叙事成就等。事实证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跳出目录学、文献学的局限，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特别需要加强哲理层面的思考，通过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更要重视通过创造性阐释，努力揭示历代史学名著中体现的中国精神、蕴涵的中国智慧，增强“文化自信”，并向世界各国推介。这就需要凭借创新观念和研究方法，大力拓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本文着重从方法论层面谈四点认识。

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阶段的特征与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紧密联系起来，恰当评价最早史学经典的重要价值

最早产生的史学名著，其内容和形式都势必处于朴略阶段，但其中蕴涵着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和创造精神，经过长期发展，由涓涓细流壮大为滔滔江河。先秦时期是传统史学创始和奠基阶段，尽管处于创始之初，这一阶段却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中国最早的史学经典——《尚书》的产生。相传《尚书》经过孔子的删定。刘知幾则说，“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1]，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追记。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项，恰恰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特点。首先，它开创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这正是《礼记·经解》所概括的：“疏通知远，《书》教也。”[2]“疏通”是指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是指要追溯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因此，《尚书》不仅是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其更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也是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司马迁开创的通史编纂即由此发展而来。其次，在历史观上，《尚书》总结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认识必须“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变化。殷商时期迷信天命，《西伯戡黎》中记载有殷纣王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仍然执迷于天命的典型言论：“我生不有命在天。”[3]而原先强大的殷朝灭亡、弱小的周朝兴起这一历史巨变却深刻教育了周初政治家。他们认识到天命不可信，得民心才能得天命，这就是在《尚书》记载周初史事的各篇中强烈地贯穿于其中的“殷鉴”思想。《酒诰》篇中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殷商因纵乐、虐民而灭亡，难道不是最大的鉴戒吗？《召诰》篇中，召公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5]，郑重地告诫周朝要认真总结夏和殷灭亡的教训。《尚书》中总结的以前代灭亡为教训的思想有重大进步意义，钱穆称此为“周公精神”[6]。“殷鉴”观念影响极其深远，后世司马迁、司马光分别总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7]3319思想，“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8]，都是对此的直接继承。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强调以历史为镜子，总结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恰恰证明《尚书》所总结的“殷鉴”思想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再从编纂方法言，《尚书》创立了记言体，后来编纂成的史学名著《国语》《贞观政要》都明显地受到《尚书》的影响。尤应注意的是，《尚书》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这在《金縢》《顾命》两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是按事件发生、展开、结束为线索。两篇分别围绕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之，成王病重，临终嘱托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王的线索，记载西周初年的大事。这两篇叙述完整、条理井然，重要的细节也交代得很清楚。完整记述历史事件是著史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创始之初，《尚书》中这种“纪事本末法”的创意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南宋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正式产生了“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并称为三大主要史书体裁。清代章学诚更从理论上阐述了纪事本末法的重要价值，称：“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9]38，并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10]672，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这是《尚书》重要价值的明证，也是中华民族先人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在最早的史学经典的生动体现。

《春秋》是另一部最早史学经典，产生于春秋末年，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而修成。全书文字极为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记载242年史事只用了约1.5 万字，但对其价值绝不能低估，因为《春秋》创造了好几项“第一”：一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由此为起点以后逐步发展，到北宋由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二是第一部体现以“史义”为统帅的史书，极重视运用褒贬手法，“别嫌疑，明是非”[7]3297，“贤贤贱不肖”[7]3297，表达作者的政治主张，寄托其社会理想。因此《孟子·离娄》篇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1]这个重“义”，影响特别深远，被后世史学名家司马迁、司马光等大大发展。故梁启超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12]当然褒贬的著述方法有局限性，有时评判不当，甚至造成对史实的掩盖或歪曲，但不可否认，史学经世的传统是由《春秋》开创的。三是第一部私人纂修的史著。鲁国国史原本由官府封存于宫禁之地，现在经孔子修成而向社会公开，并由孔子作为教授学生的课程，史学知识由此传播到民间。这一意义极其重大，故章太炎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13]。《春秋》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由此产生了分别从史事对它作解释的《左传》，和主要从史义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春秋》和三传合在一起合称“春秋经传”，宛如一个史学家族，其成就堪称中国历史编纂学创始和奠基时期形成的一个高峰。《左传》无论是在记载全中国范围历史，突出春秋史主干，总结大国盛衰历史经验、历史叙事技巧，还是再现重大历史场面和刻画人物，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因而大大推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史义，归纳为“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后董仲舒推进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世说，何休更发展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历史观。直至晚清，“公羊三世说”成为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思想桥梁。

以上分析证明，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点与对后世的影响联系起来，才能更恰当地认识古代名著所具有的特质和宝贵价值。

二、确立整体观念，提升理论层次，深入总结史学经典所蕴涵的深邃哲理和高度审美价值

中国史学名著是卓越史学思想和体裁运用高度审美价值二者的统一。历史编纂学史本质上也是思想史，史著体现的历史洞察力、布局的安排、史实的剪裁、体裁体例的运用，都是由史家的历史编纂思想所决定的，换言之，编纂特点和成就是编纂思想的外化，尤其是传统史学中杰出的鸿篇巨制。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进行评论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达到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分析能力和艺术家的鉴赏力，才能恰当地总结其中的智慧、魄力和匠心。譬如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自班彪父子以下，历代学者都大加赞誉，若论评语最为精当者，则应归于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14]。用今天的话来说，“全史”就是指达到全方位、多层面再现历史，“极则”就是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典范。如说司马迁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做到五体各司其用，而又互相配合补充。做这样的评论固然正确，但似尚未将这位“中国史学之父”的著史神韵表达出来。司马迁的卓越之处，是在观察角度和再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维历史视野，实现了多角度、立体式著史的目标，这才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极则”。

司马迁创造的五体配合，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一是时间维度；二是人物活动维度；三是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和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联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最后，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正是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重大成功，而确立了其著史楷模的地位。提高理论层次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创立“五体结合”著史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质，就是运用多维历史视野，是他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15]。这一成功，更加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司马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著史的方法影响极为深远，直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及其后几代学人，都深受启发，探索如何编纂新型的中国通史。

具有极高价值的内容，要有恰当、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二者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结合，这是事物普遍规律。《史记》正是这样，内容上，史识卓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多层面记载客观历史，而在形式上，五体有机结合，组织周密有序，体例严谨，处处运用匠心，因而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这里以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为例证。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即大有讲究。写列传必须有人物的活动可以记述，伯夷、叔齐即为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还有，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16]因此，《伯夷列传》被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

特别是被置于结尾的《太史公自序》，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更是关于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论述了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临终嘱托，要求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志愿，记载“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7]3295的功业，这些正是《史记》这部巨著产生的由来。二是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表明他尊儒的态度，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三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 篇的撰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7]3319，“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7]3320。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部不朽巨著，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17]的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对《史记》体例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使之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确立整体观念，能让我们更加认识《史记》是如何较好地达到内容与形式二者的统一，这是其一。其二，这一项，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继承、重革新、重包容、重和谐的文化基因。对此深入地进行总结，不仅十分有利于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认识。

三、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克服片面之见，彰显史学名著的独特光彩

关于“历史主义”，列宁有精辟的论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这同中国学者所主张的“知人论世”、对古代人物和学说予以“同情之了解”，指向完全契合，即：研究古代人物的际遇、思想和著作，必须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否则就会造成评价失当甚至歪曲。对《汉书》的评价即为典型例证。

《史记》与《汉书》本来同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历代学者多马班并举。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论著出现贬低《汉书》的倾向，人为地将马班对立起来。这些正是离开了当时历史条件，违背“知人论世”原则而造成的误判。实际上，尽管班固有其时代局限，其才华和气魄也不及司马迁，但在总体上，《汉书》却自觉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取得出色成就。《史记》《汉书》是双峰并峙，同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力的证据，如：继承了纪传体多角度、多层次记载历史的宏大格局，同时首创“断代为史”，使《史记》著成之后长期只能零篇续作、修修补补而出现的大难题得以解决，《汉书》创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长期连续记载得以实现；“十志”的著成，使典制体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体现了“通古今”的思想，新创的《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4篇志对于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都有重要作用，《刑法志》揭露刑狱严酷，残害百姓，很有进步意义；具有洞察历史变局的卓识，对于西汉藩国问题、武帝晚年改悔实行政策转变、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西汉晚期的衰亡等重要历史变局都作重点记载并有中肯评论；体例严谨，记述翔实生动，不少篇章堪与《史记》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与东汉初年国力兴盛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因此《汉书》列传中的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应特别提到，在集中记述重要人物的专传中，如《张骞传》《苏武传》《霍光传》《赵充国传》等，借人物写了历史大关节点，张骞通西域、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在百般威胁利诱、困苦磨难面前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霍光辅政为昭宣中兴创造条件，赵充国为安定西北少数民族做出重大贡献。还有《魏相丙吉传》，写两位贤臣全力辅佐宣帝保持强盛局面。这些篇章都难能可贵地做到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成功表现出人物的卓识、韬略、毅力和气度，因而成为历代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班固苦心经营，为地位、性格、气质相近、功业相当的多位人物撰写合传，写出其事迹、品行、胸怀，而特别寄意于借此写出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状况演变的特点。《隽疏于薛平彭传》《王贡两龚鲍传》两篇合传，大力表彰隽不疑、疏广、贡禹、彭宣等由儒学进身，而能清廉自守、不恋权位、犯颜直谏的“清节之士”。班固又以非凡的史识撰成《匡张孔马传》，贬斥匡衡、张禹一类以儒学装潢门面、登上高位，而实则贪婪自私、阿附媚从的伪善人物，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篇章的重要史学价值在于，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行事，证明儒学盛行之后，滋养了一批体现民族文化精华、气节高尚的人物，同时又有一些贪鄙的庸才以诵习经书作为向上爬的手段，成为尸位素餐、不顾民生疾苦的禄利之徒。这些因儒学而进高位的人物，生性虚伪鄙陋、自私贪婪，其行为劣迹斑斑，侵夺百姓、祸害国家。匡衡在元帝时任丞相，却连年冒收四百顷田租，当郡县官员发现事情蹊跷查问时，匡衡竟布置亲信下属施压掩盖，知法犯法，“专地盗土以自益”[19]。张禹在成帝时任丞相，却奢侈淫乐，虚伪欺蒙，当时吏民纷纷上书对王氏兄弟擅权误国表示责问时，张禹却颠倒黑白，诬称吏民“乱道误人”[20]。孔光在哀帝时任丞相，马宫在平帝时任大司徒，却都对王莽阿谀曲从，成为其打击政敌、陷害忠良、篡夺政权的工具。这篇《匡张孔马传》合起来，有力地表明班固有过人的历史洞察力，及时总结出儒学成为士人进身之阶会造成一批志节低下的禄利之徒，贻误国家，并且形成对照，加强了表彰廉直之士、贬斥伪善人物的作用。在此，班固总结了“独尊儒术”以后社会现实和学术风尚形成的两种趋向，揭示出了社会的本质性问题。与此密切联系的是，班固在《儒林传》中指出，汉儒传经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热衷支离破碎的解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21]。这样任意附会、凭空臆说，必然引人误入歧途。所以用百余万言来解释一部经典的烦琐笺注，早就被历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发儒学真谛、继承早期儒家本色的良臣贤士，与利欲熏心的俗儒及专搞烦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楚。这对我们今天在反思儒学演进的历史时候，如何做到把历史上以经邦济世、弘扬儒学真义的正直儒家人物，与口称仁义而一心投机钻营的伪善者，及惯于琐屑饾饤、不明世务的章句小儒分开来，做辩证地具体分析，使之互不掩盖、互不混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班固撰写列传，其内在的旨趣，是要结合传记写出国家治理的情形、社会状况和学术风尚，按照这样的“知人论世”“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和方法深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史识的宏远和著史技巧之高明，更加体会《史记》《汉书》同为楷模的崇高价值。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汉书》“传记”中还有不少成功之作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评价，如《元后传》《王莽传》等。

贯彻“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坚定地确立《史记》《汉书》双峰并峙、同为传统史学优秀楷模的认识。诚如刘节先生所言：“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与班固，真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且用光华灿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22]几十年前讲的这段话，正是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眼光，至今读来，不仅感到评论精当，而且极其亲切有味，确能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比较研究的功能是通过对比，更好地显示研究对象的特点，激发灵感，推进科学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总结和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预示学术演进的新前景。对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宝贵价值的认识，便是很好的例证。

章学诚生活在考证学大盛的乾嘉时期。与周围人士群趋于细小的具体问题考证迥然不同，他治学特别重视宏观大局和演进的趋势，强调自得之见、别识心裁。《文史通义》命名所揭示的治学宗旨便是打通“文”“史”两大领域，要从整个的学术史、文化史范围考察；治学务必求“通”，贯通古今上下，打通各个具体学术门类，反对拘守于一隅，力戒烦琐考证的不良风气；特别倡导以“史义”即思想、观点做统帅，探求本质性问题，要达到具有哲理意义的高度，以此作为治学的方向。他对历史编纂学的卓见，集中体现于书中《书教》《释通》《申郑》《史篇别录例议》《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中。

章学诚自觉继承自孔子、司马迁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同时重视革新创造。其理论要点是：一是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三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23]，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所长。”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人至千名，卷盈数百”[24]426，“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10]672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更指出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所在[25]。二是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酿成灾难性的局面，因此亟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开创新局，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他在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的同时，又中肯地指出纪传体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24]427，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而到了正史编纂的末流，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地限制了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9]37。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其次，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章学诚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9]38“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9]39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

这些主张是传统史学后期的重要理论成果，突出体现了章氏立意高远及使命精神，正为当日时代条件下所迫切需要。因为，乾隆末年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又正处于近代社会的前夜，时代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发展观点和革新精神，历史编纂也亟须开拓新局，撰成能够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著，帮助推动社会前进。章炳麟20世纪初年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他从章学诚主张中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吸收纪事本末体长处，使记载能显示历史大势，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26]。章炳麟极少表扬人，却高度评价了章学诚。

而要正确评价章学诚思想的时代价值和革新勇气，就需要拿当日考证学营垒人物的观点来作一比较。最具有比较意义的是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它撰写了传统史学各类著作的提要，也浓缩了关于各部著作编纂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专论历史编纂学的成果，恰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观点具有可比性。四库馆乃是当日考证学家的大本营，《史部总叙》代表的正是考证学家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特点和现状的认识。在其总叙中便提出，贯穿于整个作史和读史，都必须以考证史实为主旨，强调“此作史之资考证也”“此读史之资考证也”[27]397，离开考证史实，既不能作史，也不能读史，故考证是第一位的工作。

《史记》在史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史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间博士”，一称“宣帝时为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说法，引了《汉书》、张晏、刘知幾诸家说法，最后提出“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尝删去十余万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27]397-398。全篇《史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之高明、发愤著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长二倍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当[28]。对于《史记》这样一部气魄宏伟的巨著，对其杰出的史学思想、高度的编纂学成就、生动感人的叙事才能和深远的影响等，竟一概避而不谈，讲到的都是枝节问题的考辨，无关宏旨。篇中对于《汉书》《资治通鉴》及众多史著的评论也大体如此。整篇提要中更找不到对历史编纂演进历程的反思、对面临困难局面的清醒认识和解决办法。

章学诚对史学优良传统的深刻总结和植根于此而对改革方向的探索，其价值和意义不是更加清楚了吗？上述各项与他的理论主张相比照，更加凸显了章氏的开阔视野和使命担当精神，章学诚对综合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而创立新体裁的大胆设想，自20 世纪初以来被几代优秀史家所继承、发展。其对发挥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拘常格、灵活变化、以明历史演进大势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也从此后魏源著《圣武记》、夏燮著《中西纪事》、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欧洲战役史论》等成功之作中明显地得到证实。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以及章学诚在乾嘉时期的特立独行精神和远大目光。而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也更能显示出发掘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9]与西方史学相比较，历史编纂应为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这里有极其丰富的矿藏，其中蕴藏着中华文化无比宝贵的特质和优良传统，从中能够发掘、总结出大量成功经验和非凡智慧，用以激发当今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推进现代化大业。本文所着重阐发的贯彻发展观点、确立整体观念、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比较研究法四项，还亟须推而广之。笔者更热切地期望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在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创新，从而使历史编纂学这门新生学科更加繁花似锦，放射出夺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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