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关注技能形成 建设技能型社会

视点 | 关注技能形成 建设技能型社会

核心提示

当下，就业领域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比起“高学历”教育，我们更多需要“高学力”教育，对于制造业大国而言，即须走向“技能型社会”。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个体到群体的技能形成何以可行？既往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学领域，鲜见跨学科探讨。张学英与王星分别采用国际观察、国内考察的方式，从劳动经济与工业社会学角度，通过内外梳理、辨析推理、批判扬弃，为大职教开拓了视野，提供了诸多参考。

关键词：技能形成；技能型社会；产业工人；

引言

近期，在学习贯彻“技能中国行动”和《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时，购得两本新书参考，分别是《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来自日、新、韩、印的观察》和《走向技能型社会——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读罢有“数峰青山未醒，千里万里月明”之感。一位曾在南开读书，一个现在南开教书，南北呼应、中外对照，不约而同地跨界关注技能形成和技能型社会建设，这是产业工人培养幸事，也是大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盛事。

结构性矛盾是就业领域主要矛盾

（一）就业难的几种现象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将成为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同程度地存在“就业难”，主要表现为：

（1）受新冠疫情影响，一方面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另一方面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持续下降，处在人力资本高端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较比以往更加严峻；

（2）受“双减政策”影响，教育培训行业规模骤减，部分从业人员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就业；

（3）受技术进步影响，第一代农民工文化基础、数字技能不能适应产业发展变化，导致就业困难；

（4）受躺平思维影响，部分新生代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性而待业，若长时间脱离职场，很难重启就业；

（5）受政策落地时滞影响，一系列促进青年职业技能提升的教育和培训，尚未能大幅度促进就业。

（二）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成因

有研究表明，从需求侧看，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才是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根源，后疫情时代面临更多不可控因素，将扩大这种矛盾。从供给侧看，劳动力供给呈现着不同的区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当城镇化进程趋缓后，劳动力年龄结构与受教育程度结构成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果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教育供给结构失衡相交织，由劳动力供给侧引发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要警惕结构性就业矛盾，不可掉以轻心。

“学历社会”须向“学力社会”转型

（一）产教代表的命题

直观上看，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人难。恰如2021年末，曹德旺对话朱永新[]。曹德旺提及，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类似福耀的工厂却很难招到合适的大学生，有的宁可送快递、送外卖，也不愿意到制造业企业就业。朱永新回应说，现有教育体系培养的大学生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等于学力，中国迫切需要从“学历社会”向“学力社会”转型。

（二）学力的渊源和发展

“学力”一词发源于中国，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也促进了日本人才培养和经济振兴。“学力”原指个体拥有学问的深厚程度，作为实际教学效果的学力则指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所习得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的总括，反映了学习者将学科内容进行内化的程度[]。一般被视为“通过学校里的学习而获得的能力”或“以学业能力为表征的学力”[]。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教育研究所（汉堡）的主张，“学力”包含“自我教育态度”与“自我教育能力”两个维度。日本面向21世纪的课程改革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学力的关键概念。总的来说，“学力”是一个动态发展概念，更强调实用而非虚名。发达国家为应对技术进步下的结构性失业，均在努力提升“学力”，这已成为通行的做法。

（二）学历到学力的探索

就我国而言，大众对“学历”的尊崇程度相当高。但在“学历”系统内部，又存在等级层次观念。对重点本科、普通本科与职业教育同本科教育差异尚心存芥蒂，专科学历和技师资格更是区别看待。为此，关注实践技能需求训练的“学力”教育也许能够为学生提供技能相关知识、能力和态度，更能反应学习者将学习内容进行内化的程度，也许更符合需求侧的预期而突围。

正如朱永新所言，我国须从“学历社会”向“学力社会”转型。比起“高学历”教育，我们更需要“高学力”教育，即以集“多元技能”为一体的“创新能力”培养为人才培养目标，凸显人才的适应性、表现性、技能性、职业性、创造性等特征[]。“学历”只代表着过去，“学力”才意味着未来。通常“高学历”人才的创新体现在学术层面，而“高学力”人才价值则集中在应用、转化以及工作场域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力”也是创造力，更是生产力。

“学力社会”可具象为“技能型社会”

（一）技能型社会的特征

当我们在辨析“学力社会”与“学历社会”的概念时，《“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印发以及“人人持证、技能型社会”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等带来了新的思考逻辑：对产业工人或更广义的技能人才培养而言，内化考量的“学力”外显为劳动力的“技能”形成，“学力社会”具象化为“技能型社会”，更适应于经济发展需要。“技能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可简要描述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是我们前进的重要方向。

（二）技能型社会的基础

我们通常将职业技能看作是一种个人的能力，看作是由个人的天然禀赋与后天学习共同塑造的体现在个体身上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心理及动作特征的集合，进而将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局限于课程与教学，通过微观层面的改革——课堂教学改革、学校制度改革来提高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然而，技能的培养与提升，除了依赖于课堂和学校场域，更依赖于工作场域，通常须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或组建实践共同体来习得技能。可见，技能不仅以个体为载体，更依赖于超越个体层面的组织、组织间的协作关系以及宏观的制度。个人和组织均为技能的载体，传统的“学历”教育更强调个人载体，而“学力”的提升则更强调组织作为技能的载体，其储存和承载的技能不是单个成员技能的简单加和，而是因具备自身特性而深刻影响着个体层面的技能运用和技能形成[]。

因此，技能形成不仅是个体受教育结果，更是关涉技能形成多元主体行为范式的制度集合的抽象概念，这也决定了技能形成不仅是个体责任，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政府责任，如我国政府推出“技能中国行动”“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责任。日本的“职业能力开发基本计划”、新加坡的“未来技能战略”等战略均是如此。

（三）技能型社会的起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开发、职业能力建设等多领域事务已上升到“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技能中国行动”层面。特别是2021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有关省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均将建设技能省市（技能天津、技能河南、技能浙江、技能辽宁等）作为重要内容，加强部省联动，推动各地加大技能人才工作力度。例如，山西印发《山西省新发展阶段“人人持证、技能型社会”建设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按照“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的需要，培养技术工人、高素质农民，通过全民技能提升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成效显著。

简言之，面向“技能型社会”培养人才：只在个体层面下功夫，不足以促进技能提升；只在课堂层面下功夫，不足以提升技能教学质量；只在院校层面下功夫，不足以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效率；只在职教领域内部下功夫，不足以满足产业界的技能人才需求。劳动力的技能提升问题，须将放在“技能形成”的范畴内，在建构技能型社会的战略视野下做好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推进“技能中国”政策制度体系的建设，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技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合作”四大行动框架的内涵。

走向技能型社会的“两种视角”

张学英教授的研究重点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王星教授则在工业社会学领域，他们所关注的技能形成体系乃至技能型社会建设，并不局限于职教场域，他们均将技能形成视为一个过程：

张学英认为，技能形成是指劳动者获得技术、技巧和能力的过程……技能形成并不单单指劳动者技能习得的微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过程，而是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宏观社会建构过程[]。王星认为，技能形成是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操作以及实践经历获得工作能力的过程，包括技能知识学习和技能经验累积两个环节，前者发生在学校，后者发生在车间[]。就如何促进我国技能形成制度体系的改进，张学英侧重观察邻国而外取，王星侧重探究历史而内求，两者视角结合对启迪技能型社会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开拓、辩证、借鉴和预测作用。

“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来自日、新、韩、印的观察》

邻国观察：日韩新印的经验

张学英教授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国际比较与借鉴》中全面考察了亚洲四邻国致力于促进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为经济发展战略匹配“适销对路”产业工人的实践轨迹。系统梳理了其技能形成的经济发展背景及技能需求演变的历史轨迹，以及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管理机构、制度和政策、项目实践等，深刻阐释了四大邻国技能形成的制度特征。他山之石，资源丰富，经验宝贵，教训深刻，该书裁剪取舍得当，读来颇觉有用。

1.日本经验。日本形成了包括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职业训练和企业内训练在内的稳定体系，且以企业训练为主。在设计上，政府通过法律宏观引导，但在微观上放权，依靠企业内生制度规范。在对象上，政府全员覆盖，企业全员训练。其中，一个鲜明特点是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使得企业规避了因员工离职而遭受的培训成本沉没风险。正是自用为主和自训为主，克服了正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的弊端，企业内训成为正规职教后技能人才培养当之无愧的接力棒。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日本多数企业采取退休后的继续雇佣制，体现终生在职、终身职业能力开发的理念。这些做法，对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培训、老龄化社会应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韩国经验。韩国的技能形成制度也比较有特色：在法制建设上，《职业训练法》（1967），《国家技术资格法》（1973），《职业能力开发法》（1997），《国家职业能力标准（NCS）》（2014），《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职业能力开发革新方案》（2019）陆续出台，构建了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在机构上，设置有雇佣劳动部（下设韩国产业人力公团、韩国科技专科大学等）、工作岗位委员会（直属总统的咨询机构）和国务调整室及其下属机构（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韩国劳动研究院）；在技能竞赛上，韩国是世界技能大赛强国，近十年在第41-45届世赛中，韩国累计获得53金31银28铜82优胜，总排名连续五届稳居前三，总体实力强劲[]；在目标上，通过技术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的职业开发培训体制，引导劳动者认识融合技术技能并引导他们参与未来技能提升；在激励上，对技能需求方和技能供给方，均有职业能力开发支援。还有很多做法，与我国颇多类似，值得省域参考和学习。

3.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建构了以政府为主导，吸纳资本方、劳动者、社会组织共同推进的技能供需协调体系。因其产业比较单一，故对产业转型和未来技能发展趋势十分敏感。在对象上，强调分类分层和强针对性。在时空上，着眼于涵盖劳动者一生各时段的职业培训计划，着力建构终身学习社会和平滑就业迭代机制，从根本上弱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从供给侧观察，参训者可享受高额补贴，培训成本低，技能获得感强，因此积极性较高。从需求侧观察，各项技能提升计划会同时兼顾对企业的激励，推动传统企业升级改造，倒闭企业参与员工技能提升计划，不少措施很好地兼顾了企业的技术升级与员工技能提升。这些做法，虽无普适性，但对我国一二线城市，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

4.印度经验。印度作为人口大国，拥有极为丰厚的潜在人口红利。但由于基数庞大和技能培训不足等原因，其劳动力就业能力和产业发展需求也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现象，技能短缺和较高失业率并存。在政策上，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国家技能开发政策》（2009），《国家技能开发与创业政策》（2015）；在机构上，2015年以后设立了“国家技能开发与产业部（MSDE）”，下设国家技能开发公司（NSDE）、国家培训总局（DGT）、国家技能开发局（NSDA），还成立了跨部门的国家技能开发团（NSDM）；在对象上，制定了针对不同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政策，如针对存量劳动力技能提升的国家技能资格框架（NSQF），针对低技能劳动力、新增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弱势群体都采取了差异化的技能提升策略；在制度落脚点上，旨在促进基于劳动力技能存量的分层技能开发，基于供需匹配的技能开发。还有诸多做法，与国内有一定的共同点。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其不足值得警醒，其优势值得学习。

近年来，一些“逆全球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担忧，主要表现有：贸易保护主义增强，极端政治倾向加重，民族主义抬头[]。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推动全球化责任更重。其间，继续睁眼看世界，我们须向国际技能领域学习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专业化命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一些技术技能领域的普遍规律，可以通过观察学习他国的行为和行为结果而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要重视榜样的作用，注重自我动态调节，从而建立较高的本土自信。

作为观察学习的佳品，张学英教授的著作不仅是国际比较的成果，也是文献研究的集成，还是跳出职教圈子看职教的极好标志物。其团队云集了一批青年才俊，跨越了汉英日韩等语种，参考国内相近提法给出了毫无违和感的术语表达，这为读者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成本。集腋成裘，述而不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忍粗读。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学英教授作为曾经的职教学历欲求而未得者（80年代没上中专，详见其《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的新视野——基于职业教育社会学的思考》），不忘初心，孜孜以求，从渤海湾到大湾区，走进“技能之都”——东莞，近距离观察中国制造，研究产业工人，坚忍不拔，精神可嘉。

历史探究：身份职业的变迁

王星教授的《走向技能型社会》一书关注国家技能制度体系，落脚点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其前传为《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其田野考察的方法殊可称道，一是质性研究，二是参与观察与个案扩展。这是社会学的看家本领，也是王星同志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和产业工人老大哥嘘寒问暖、拉家常而来的智慧结晶。其后传为深圳“宝安工匠”评选，在其指导下，遴选出“技能水平、经验水平、劳动贡献、工序难度”等4个一级指标体系和12个二级指标用于改进产业工人技能评价方式，弥补了以往过度依赖学历评价技能人才的不足。从书斋到工厂，从案例样本到政策条款，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华南新制造基地，其学以致用的轨迹值得我辈学习。

“从学理上重新认识“技能”，倡导对技能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分析

言归正传，就《走向技能型社会》一书而言，依然是在社会学的大框架里俯瞰大职教和大技工，研究方法依然是实证、田野、文献，其对象取自广州、深圳、中山、温州等制造业强市，其逻辑自是理论起步抽丝剥茧，而后历史考察从计划到市场，再后结合现实“技工荒”到工匠精神，比较国别后提出“技能经济学到技能型社会学”转变的学术命题。

作为大部头的著作，《走向技能型社会》一书抚之甚重，读之更重。马克思、布雷弗曼、舒尔茨、贝克尔、卢卡斯、托夫勒等理论，不明觉厉。技能知识学习发生在学校，而技能经验的累积发生在车间。技能知识的学习与技能经验的累积是一个前后连接的紧密序列，只有知识学习的学校和经验累积的实训车间之间有机互动才能促进有效的技能形成。诸多文辞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势大力沉。

“何为产业工人：身份还是职业？”在日常口语中，技能人才、产业工人、技术工人、工人阶级等概念非常相近。该书分析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工人是一种阶级，更多是身份标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产业工人慢慢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职业者，更多是职业标签。

从历史的视角，王星教授归纳出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直到近期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变迁历程，既批判了行政深度卷入带来的消极后果，又充分肯定了劳动与生产相结合的多种措施，还深入分析了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外部技能形成体系面临的挑战。例如，职业教育供给规模经常参照普通教育体系的发展规模而不是产业的需求，农民工职业培训受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属地化管理机制，多数中等职业学校变为“保育机构”或者“升学机构”而偏离了职业教育的使命。秉笔直书，无加掩饰，读起来跌宕起伏。

该书认为，“技工荒”体现在技工数量短缺、技能质量滞后、技能不匹配三个层面。其中谈及，制造业产业结构与技能供给不匹配，热门技能（第三产业）培训饱和而工业技能培训错位，大学毕业生技能与市场脱节，多年“去技能化”策略已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技能基础。不少劳动者不管是产业工人与否，均觉得车间里的工作都是苦、脏、累的，其对工作岗位的兴趣普遍冷漠，不少人“努力学习技术的目的就是将来不做技术”。其悖论告诉我们，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职教作为产业工人外部技能形成体系的分析中，该书提及产教融合，高等职业教育扩招，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变迁、1+X证书制度等热点职教话题，从社会学视角看来，别有一番风味。王星教授尝试从学理上重新认识“技能”，倡导对技能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分析，正是当下职教研究所缺。

书末强调，对科技知识的迷信以及知识与知识生产的高度商品化催生了文凭主义。以文凭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的文凭社会里，知识被信息化、数据化进而被符号化，对文凭的追逐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对技能型社会的倡导，一方面意在提醒我们警惕文凭证书泛滥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到应对知识生产过度异化的出路。回到曹朱命题，“学历社会”须向“学力社会”转型，“技能型社会”建设确实时不我待。

尾声

时值岁末，天津突发“奥密克戎”疫情，王星教授偶困于广州，张学英教授则新迁东莞，同在制造业城市集群，隔江河而论学术。见此巧合，浅读两书而摘录，挂一漏万，定有不少曲解。欲知详情，建议亲阅。

也许，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践，没有指导不了实践的理论。如果说有，那就称不上是一个正确的理论。我们关注现象，也要重视理论。从曹德旺之问，到朱永新之对，再到王星和张学英两家的内外梳理、辨析推理、批判扬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超越时空的疑难焦虑及其应对。古人讲，是技皆可成名天下,惟无技之人最苦；片技即足以自立天下,惟多技之人最劳。使天下劳动者皆有其技[]，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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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

作者：李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