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 | 明代的四季

卜正民

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至少我们的晚明作者（在此姑且隐其姓名）身处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眺十四世纪漫长的历史之路时，是这么想的。王朝的前半期对他来说犹如一幅真正合理有序和生活安定的画面。“家给人足”，他坚信，“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男人和女人们遵循着由来已久的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诈伪未萌，讦争未起”。一切都按照它们应该的样子存在着。

我们的作者宣称，距离他一个世纪以前，王朝的静谧冬季开始让位于春季的喧闹。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随之而来的是能力和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当发财的美梦点燃起贪婪的欲望的时候，维系社会的道德秩序开始让位。“互相凌夺，各自张皇”，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明王朝春季的喧嚣萌动与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还算温和得多。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王朝夏季的疯狂冲动中，“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社会的农业基础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随着道德堕落的悄悄渗透，“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

我们的作者对明王朝季节的描述终止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此后他便步入了自己的成年时代。到了秋季，明代社会已经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他声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如同预言般，他洞察到社会将坠入拜金狂热之中。“于是鬼蜮则匿影矣”，他警告说，“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防止这种严峻局面出现的唯一办法就是“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但我们的作者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办法不可行。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任绝望淹没自我，发出那一声最平凡的苦恼的哀叹：“嗟夫!”完了，一切都完了。

上述关于有明一代的叙述来自1609年的《歙县志》。歙县是南京南面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内陆山区县。1609年的《歙县志》，是由地方刊印的记述该县政治生活和历史的著作，是该县的第一部地方志。歙县在方志的编纂方面可谓姗姗来迟。那时，明朝的大部分县都已有了自己的县志，或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歙县是那个时代商贾巨富的家乡，而在这种显赫地位的映衬之下，它的贫困落后显得格外刺眼。但在当时，商人是被排除在多数士绅的社交圈子之外的，而正是这些士绅撰写了歙县的方志。

执笔者是由朝廷任命的该县知县张涛。1607年上任后不久，张涛就与当地的乡绅们商议要编纂一部地方志。他成立了一个编纂机构，次年委任了编纂人员。1609年方志修成，刻版付印。尽管依照惯例，知县会挂名为主修者，即使他并不参加任何具体工作，但歙县的县志却真的是张涛的著作，记录着他的个人观点。不管有何种疑问，张涛给遍布全书的编者按语前加上了一个不那么谦虚的署名：“张子曰”。其中的一段编者按语便是我们刚刚提及的关于明代四季的论述，那是“风俗”一节后面的总结性评论。这一部分是编纂者评说当地风土民情，考察其“刚柔缓急……好恶取舍，动静亡常”的地方。

张涛在明代历史上是个小人物。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四川省的一个县官，任期为三年。他的出色表现使他得到升迁，被提拔到北京担任工科给事中。这个职位赋予他调查官员腐败的权力。张涛为人耿直敢言。根据《明史》中他仅有的一次亮相，他加入了弹劾举止温和的首辅赵志皋（1524—1601）的行列。赵志皋就任首辅时已年逾七旬，勉为其难地想竭力保住他的杰出前任们（如财政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在位时聚集起来的权力。与主宰京城政治的权贵发生冲突，张涛别无选择，只好退居黄陂。在以后的十五年中，他在家中从事写作，远离政治。

借助方志、文章、墓志铭和当时的书信中留传下来的明人的思想，这本书得以探讨，随着经济对新的消费和纵乐欲望的刺激，中国人的经历在有明一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些明代观察家所感受的兴奋和困惑，或许对我们今天来说只是遥远的趣闻轶事，仅仅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过程的令人好奇的文化脚注。但是那势必使我们忽视历史的警示。读者的任务应是记住明代的中国处于另一个时空，是一个与我们今天的看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大不相符的世界和时代。他们对物质文明的疑问和喜悦也许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疑问和喜悦也可能与他们的毫不相关。我们应当聆听，带着他们所有的恐惧和期盼，脑子里时刻记着，当像张涛那样的人们在哀怨地诉说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今天的人会在这里倾听他们的绝望悲歌。

明代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纵乐的困惑抗争的时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人一个反复出现的焦虑，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如果没有两千年的话。时至今日，它还在中国文化内部引发着争论。尽管这种担心延续至今，但今天的情形与明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

张涛对他的王朝之外的循环规律和自己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明朝本身，他将它的兴衰描绘成一条四季更替的抛物线。我用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来编织本书的叙述，为的是能够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

从本书来看，张涛的主张并不妥帖。虽然他未能活着看到明朝的灭亡，但他看到了自己陷于没落时代，大势已去，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发现。晚明时期，与张涛一样，许多人都为自己身处衰败时代而感到不满和失落。然而，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不无悲剧色彩地陷身于王朝覆亡危机中的社会精英阶层又重新站起来，立足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基础之上，重新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衰落时期过去了，秩序重新得到确立。当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结束这趟明代之旅了，告别这位倔强古怪的导游。他怀念日渐消逝的秩序，为这个未曾如他所愿的时代而感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依然要以他为伴。如果说他发现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

本文节选自《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