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为什么那么频繁？真的是因地主压迫剥削所致？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一个接踵而至、不断出现的吊诡现象，教科书中甚至有“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之说辞，这似乎也成了国人脑海里已成公式般的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大凡“物不平则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起义并非中国独有的特色，而是世界史上一个普遍现象。

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历史现象。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之多、之频繁、程度之剧烈、破坏之惨重，放眼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

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是以推翻政权为目标。当初，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死于东巡途中，葬入骊山豪华陵寝的第二年，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刘家集）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戍卒起义，其苦心经营，希翼传之千秋万代的赢氏江山即开始倾塌了。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为时仅6个月即宣告失败，可谓旋起旋灭，但其来势之猛，反抗之烈，历史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见的。

陈胜、吴广起义带来的示范效应不可小觑。从此好像铸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疯狂历史规律，一次次农民起义，对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留下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以及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都被这些来自底层的反抗者们所掀起的一场场惊天巨澜中被破坏殆尽，甚至荡然无存。

陈胜、吴广后，有爆发于新莽（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爆发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尤其是发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的太平道黄巾大起义，竟聚起百万之众，搅得刘氏四百余年江山社稷天地翻覆，汉高祖刘邦创下的基业彻底覆灭。之后，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有隋末的瓦岗起义、唐中后期的黄巢起义、北宋末期的方腊起义（宋江起义根本不入流）、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参与人数众多，“动辄百万之众”，农民军和镇压他们的官军一样，手段也是极度酷烈的，基本把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公序良俗破坏殆尽，其铁蹄所经之处，到处尸横遍野，残垣断壁，寸草不生。

除了这些能使各个封建王朝迅速衰败的大型农民起义运动外，各种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堪称史不绝书，几乎遍布中国历史典籍上的每一个章节。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规模有限、组织松散的农民起事几乎都发生于王朝统治较稳定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三国时期的共有50次，西晋19次，东晋28次，五胡十六国时期22次。南朝刘宋24次，南齐9次，梁朝32次，陈朝2次。北朝之北魏发生农民起事92次，东魏、北齐各30次，西魏、北周各22次，整个魏晋南北朝见于史料记载的农民暴动居然多达330起。在明朝封建经济比较繁盛的洪武、永乐年间，竟也爆发了103次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明实录）。到了清朝中后期，因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农民的反抗也愈演愈烈。据《清史稿》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十余年间，爆发的较大规模起事就有110多起，光1847年1年，就发生了26起农民暴动。

如此长时间频繁地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暴力行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这似乎与中国人所特有的隐忍、谦和民族集体性情格格不入。

毫不夸张地说，农民起义几乎与中国整个封建王朝贯穿始终。

综合史料，你会发现西欧的农民起义非常稀少，从公元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多年间，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农民起义仅有8次。而且欧洲的农民起义更像抗争，不像造反，更不以推翻政权为目的。

东亚的日本、朝鲜农民起义次数很少，规模也不大。中东、印度也很鲜见。俄罗斯农民起义较多，有些也为推翻沙俄统治，但总体次数比中国仍差之千里，并且从未发生过农民起义推翻政权的现象。

和中国农民动不动就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同，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事更像是一种抗议，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夺权。

东西方这种迥然不同的抗争活动值得深入研究一番。

饱受诟病的“土地兼并制“并非农民起义多的病根所在。税赋愈发苛重、没有最低保障、缺乏基本权利或许才是症结之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之多，为患剧烈，并不都是因为地主剥削沉重所致，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把所有的锅都让地主背。因为水平所限和资料欠缺，探讨只能到此为止了。

许多辉煌的历史遗存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奇迹的创造者从来不是它的享受者或直接受益者，反之创造者却要为之付出个人或家庭难以承受的巨大牺牲。

在一定的时期内，当深受暴戾之苦的人们的想法会变得很实际，并非他们缺乏像哲人一样的思辨头脑，只是被艰难的生活逼上绝境后，人这种自然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智慧动物，也就只剩下唯一的生存、觅食本能——向死求生，奋起反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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