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 重温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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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真正的经典著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值此新年之际，智库君跟大家一起重温教育经典。我们推荐的“教育经典”其观点都对我国的教育理念产生过重要影响，作者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教育“大家”。每次重温这些经典著作，都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和启迪。新的一年，让我们回归常识做教育。

他，师从美国教育大师杜威，满怀爱国之志，学成归来投身平民教育事业，为人民大众进入知识殿堂带来希望之光。

他，是生活教育学说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三大理念”成为教育人百年不变的探索与追求，“四种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创办晓庄师范为百万乡村培养优秀教师，他举办育才学校让苦难儿童走进精英教育的殿堂。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成为我们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昭示着一代代教育人的赤诚之心。

宋庆龄说他是“万世师表”，董必武说他是“当今一圣人”。他，就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他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目标，激励和启迪了一批又一批国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说起陶行知，你是否只知其名，不识其人，更不了解其学说？你心里是否有个问号：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陶行知？

百年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育所面对的质疑、所探讨的问题和先生在时有诸多相似——

今天，我们做情境教育、项目化学习，近百年前，先生就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在晓庄师范为我们展示了生动鲜活的成功案例。

今天，国家出台“双减”政策，还孩子快乐童年，近百年前，先生就指出：要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时间、空间，解放儿童的创造力。

今天，我们探讨应试教育，研究评价改革，近百年前，先生就呐喊：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

今天，我们倡导“教育家办学”，近百年前，先生就立志，做“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曾经有人说：一个没有读过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今天，我们想说：读陶行知，追寻中国教育精神。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成果丰厚，为世人留下了500余万字的各类文字成果，包括《中国教育改造》《生活教育论集》《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多部著作，为共和国培养出了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程今吾等大批杰出人才。他留下的学术成果经后人整理编辑成册，出版了《陶行知全集》。1984年湘版的《陶行知全集》出版后，张劲夫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誉其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

新年期间，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经典，今天为大家推荐陶行知《陶行知全集》。这本书着重收录反映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观点的代表性著作，对现代教育者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是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源头。

不重应试重“行知”

在陶行知时代，应试教育问题集中反映在会考制度上。对于完全以应试为指挥棒的教与学，陶行知深恶痛绝。1934年6月1日，他在《生活教育》发表《杀人的会考和创造的考成》一文指出，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中国传统教育界展开了许多幕的滑稽悲剧。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

同年7月，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行知”，主张“行知行”。这是他关于学习过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会考制度见“知”不见“行”的有力回击，对应试教育的坚决抵制。

有意思的是，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去演讲，适逢河北省会考。他了解到在会考的69个学校之中，南开中学男校考列第18名，女校考列第37名。当晚他和张伯苓一见面，便向他道喜并专门做诗一首：“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陶行知不看重成绩，不看重分数，他真正看重的是南开学校认真的办学态度和学校精神。他认为，正是南开在教课之外，相当注意学生整个的生活，不把学生当作书呆子教，成就了南开精神。陶行知给当时应试教育开的药方正是生活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重视“行”，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从实践中学习，再返回实践。

那考些什么功课呢？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陶行知明确表示，投考的学生必须有农事或土木工经验，方才有考取的把握。这是一项重要的资格，这两个条件完全没有的人不必来考。凡是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的都最好不来。这样一来，直接把应试教育下的人挡在了门外。

重视“行”对今天的教育而言，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行”“做”和“实践”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与方法。不管是杜威的做中学，还是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与间接经验一样，直接经验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与方法。直接经验的获得，不仅沟通了学生的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这本是同一个世界），而且在经验中，学生在活动和作业中找到意义感。

第二，“行”“做”和“实践”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陶行知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诚然，在今天的教育中，学生主动解决具体的问题时，不仅动手能力得到了培养，而且在行动中存疑，动脑动手、知行合一，有益于创造力的培养。

第三，重视“行”“做”和“实践”，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品德等和谐发展，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且具有独立个性的健全个体。陶行知指出，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重视实践，强调知行合一，不仅促进智力、体力的发展，而且是德育的重要方法，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操练品行，深化认识。

生活即教育

与同时代一些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统建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毕业于世界知名的教育学院，师从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自觉自发地建构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从归国前后到去世前夜，陶行知始终围绕着“生活教育”理论笔耕不辍，著述多达400余万字，建构起了一套目标明确、内容丰富、理论完善、操作可行的学说体系，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认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源自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点。在结合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情况后，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不断累积过程，而经验又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要提倡这种实践，那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机会，所以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的观点。

杜威强调实践取向、儿童取向的这一理论对民国教育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尤其是经过杜威访华两年间的不断宣传。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杜威的理论是在进步主义教育已经兴起的美国提出的，这一理论对中国这一“后发国家”有无指导和实践价值尚需要时间的验证。陶行知在经过与中国国情的调适后发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在中国显然是无法生根立足的，为了将这一理论能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匹配，陶行知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生活教育理论更包含三个层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强调的是生活本身的教育意义。陶行知认为，“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在陶行知看来，与生活产生了关系，以生活为中心，便产生了教育。也就是说，与生活能够产生密切联系，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

陶行知之所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个个儿，是因为杜威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是为了生活做准备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提供必需的基础。但杜威的理念是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才能够实施的。可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教育即生活”根本没有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来说，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将教育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凡是生活就有教育的可能，这将每一个国人都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可以说是在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即学校”强调的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实施场域。之所以反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因为陶行知希望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将社会中的一切力量运用到教育中去，发挥社会的教育功能。在陶行知看来，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是将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外面自在的世界里捉到笼子里，以学校的所有功能来代替社会的全部功能，实际上这样所学的知识仅仅是以适应学校为标准的。而正确的做法是将小鸟放到大自然中，将学校的外延扩展至广阔的社会与自然当中。这一做法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在当时学校教育还未普及，大多数民众还处在文盲的状态下，借助社会教育的功能，发挥民众的教育作用，才能扩大学习的范围。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陶行知在杜威“做中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得出的。陶行知认为，也只有了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才能够具有可操作性。教学做合一则解决了当时中国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问题，以及将教、学、做三者分离的教育状况，而是将劳力与劳心相结合，实现了教、学、做三者合一的目标。

以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都收录在《陶行知文集》中，这些经典的教育思想，直指教育本质，新的一年，我们回归常识做教育。

编辑丨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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