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与道德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从认识天地开始就已经探讨自然和宇宙的规律了，而且还会对自身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传统哲学并非无懈可击，引入道德之后，就变成了道德的附庸，反而不得自由。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既博大精深，又疏可走马，每次有所发明，往往气吞六合，然而却简略浑融，不待深挖下去，就一下子陷进道德范畴里去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怪异的现象？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是“人学”，讲人性，因为“仁者，人也。”《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宋儒继承了这种思想，但很快就拐了弯，拐向了“圣人之德”、“无人欲之私”。要存天理，灭人欲，要成就圣贤之道，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依附于道德的说法而已。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都离不开人，都要人作为主体参与到其中，实现成仁和取义。而他们所谓的哲学也大多靠向了风俗和教化，却不会对君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孔孟的思想只是被君主拿出来说说的，有利于道德的提倡和实行，却不会有利于政治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虽然这种儒家的哲学可以让人顺从，听君主的话，听父母的话，听长者的话，但并不一定能形成稳固的朝堂秩序。朝堂秩序还是要靠权力来维护，而不是靠所谓的道德和哲学来维护。于是，哲学就成了统治者需要提倡的一种道德，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治国之道。真正的治国之道是法家的那一套，是靠强有力的手段来实行的，靠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靠武力来征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而不是靠道德说教，更不是靠哲学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宣讲。

如此一来，哲学家们要想实现自己的哲学理想，把自己的哲学观念散布出去，并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好的捷径就是先取得君主的认可，靠君主手里的权力强力推行，就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孔子周游列国，要很多国家的君主推行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还是治国之道。只是，很多君主都看中了别国的土地和人民，而不是看中了孔子的“仁”。即便要推行，也只是作为道德风尚提倡一下，却不会切实执行所谓儒家的治国之道。毕竟，儒家的治国之道大而无当，很多地方漏洞百出，没有切实操作性可言。而当时的国君们并不傻，能看清儒家道德的大而无当，也知道其中必定有道德的成分，当然也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可以遵循，也就只能应付一下，作为道德提倡一下了，而对于其他的哲学学说，也只是了解一下，并不能当作治国方略。

到了孟子之后，提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明人的怵惕恻隐之心法自人性之本源，“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也就是说，孟子自始至终都在讲纯然的人性，可是，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和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就拐到道德范畴去了。偷换概念之后，“人”变成了被改写的“仁”，而“仁学”从本质上讲是政治的、伦理道德的。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内容，西方人称为“应用哲学”，行为规范、道德文章以及典章制度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无论孔子说的“仁”还是孟子说的“义”都不具备具体可感的属性，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也是一种道德提倡，不然，也不会获得君主们的垂青。孟子讲到的“浩然之气”，更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其实连他自己都“难言也”。到了宋儒那里，“气”有了物质属性，“气者，器也。”与形而上的“理”相对，可是仍然难以说明是什么东西，反而拐到“体仁”上去了，还是在宣讲道德。

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要是君主好佛，就要大兴佛教，广建寺庙，供养僧人，当然也只是一种道德风俗的提倡，而不会让很多僧人入朝为官，不会让僧人成为政治体制的支撑者与维护者，可以招纳僧人国师，政权却不会受国师控制，只是让国师来提倡佛教的轮回说，并保证君主的君权神授属性，以神权统治万民。道教也是如此，道教徒不能做官，不能动摇官场秩序。不过，宋徽宗弄了一套道教品级制度，让道士可以晋升为官僚，结果亡了国。佛道的哲学思想也只能借助皇权才能大放异彩，才能够传播久远。而皇权看中的并不是那一套哲学思想的高级属性，而是看中了风俗教化的作用。历代的君主们都知道统治秩序的重要性，而哲学要是具备了推翻君主的意义，那么这种哲学就是危险的，也一定不能被利用，而是要剔除那些思想，改造之后，粉墨登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除那些道德说教的成分，剔除那些大而无当的玄虚之学，要留下启迪人智慧的学问。

但是，往往这样的剔除容易出问题。在权力支配下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改写，一般都会出问题。还是保留原汁原味吧，读者喜欢读什么就去读里面的什么东西，自己辨别真伪吧。不过，去除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道德成分，似乎可以看到传统哲学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