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友好型社会任重道远
杨舸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已有20多个省(区、市)着手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通过构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提高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中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发放生育津贴等内容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政策出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任重道远。
延长假期，还需完善配套
修订后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产妇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有3周岁以下子女的职工，每人每年可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河北、江西、浙江等地规定，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产妇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90天产假。重庆的育儿假更为慷慨，父母一方可以休育儿假至子女1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在子女6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5至10天的育儿假。
产假延长的确能帮助职业母亲分配更多精力照顾儿童，但过长的产假可能会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会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劳动力，这种风气可能反过来降低女性结婚和生育的意愿。
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但实际情况因地而异，因单位性质而异。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各地均不同程度延长了产假时长，这使得生育保险基金逐渐产生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方将生育保险基金整合进社保基金体系，统筹收支，弥补生育津贴支出的增长。因此，面对再次延长的产假，各地政府对于谁来支付额外的产假津贴始终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过长产假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压力和企业的负担，必须尽快研究出相应对策来避免生育给女性就业权利带来的伤害。
增加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让社会机构承担幼儿一部分抚育责任，对生育率提升有明显正向作用。2019年全国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总体入托率仅为5.6%，与部分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
为此，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2020年1.8个提升到2025年4.5个。国家多部门和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普惠型托育服务发展。这些政策的效果可以期待，但仍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注意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差异化需求。育儿家庭因经济条件、父母职业状况和社区环境的差异，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应注重多层次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杜绝粗放式发展，将普惠型托育资源投入重点短板地区和重点人群。
二要注意满足幼儿早期发展的要求。托育产业必须高质量发展，实施较其他行业更严格的监督、审查机制，使幼儿真正获得科学健康的早期教育。
三要注意相关机构的可持续运营能力。大规模财政补贴会催生托育机构和行业的快速扩张，但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更值得关注。要鼓励和支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探索灵活多样的优惠措施，帮助解决专业人才欠缺、运营成本高等问题。
总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仅需求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投资，还需要涵盖婚恋、生育、照料、教育、住房等家庭福利的一揽子政策，更需要增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社会环境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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