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世说新语》，聊聊魏晋士人为何“孝先于忠”？

忠孝虽然是两种价值观念,但二者却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里，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所以中国很多伦理价值观念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和宗族这里引申岀来的。

忠是政治关系上的等级，孝是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忠是针対于皇权而言的,孝是针对父权而言的,它们的本质都要求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与服从,从共性上来说。二者都是维持封建统治顺畅运行的伦理基础。

一．魏晋士人“孝先于忠”思想盛行的原因

1.魏晋世族社会的性质是这种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

魏晋是典型的世族社会，宗族是魏晋人政治、社会地位的依据和标志，人的命运取决于宗族的命运。宗族対于人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使人依赖宗族胜于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力量。高门大族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变，必然着力于宗族的团结和稳定,因为孝是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日益受到重视，并被提高到了家族道徳的首位。

其中最突岀的是忠孝关系的倒错.依照儒家学说忠、孝是一组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观念.但自东汉后期忠孝概念逐渐分离。特别是入晋以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増强,士人忠节观念淡化，対国家易姓多坦然处之。当时大族写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

南北朝的世族把宗族利益置于王朝之上，保卫宗族胜过捍卫王朝。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迭快，寿命短，远比不了宗族源远流长，人们很自然地重视宗族，依附宗族,重孝道而忽视忠君,重宗族而轻视朝廷。这是宗族决定人的命运的必然结果。

整个魏晋南北朝将近200年的历史中,政权频繁更迭，士人仕宦于篡夺相继之世，要让他们死心塌地忠实于某个政权或王朝，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这也是魏晋时代为什么忠臣极少的原因。

其实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対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

2.阳翟褚氏在东晋前、中期忠孝实践一体化

阳翟褚氏家族真正参与政治是在东晋初年的苏峻之乱中，史载褚氏家族中以平苏竣之乱而功封侯伯的有两人，褚氏家族也以此为契机，逐渐涉足政治，步入门阀家族之列。

苏峻之乱中，褚氏家族捍卫司马氏皇权，履行 了“忠”的封建道德。通过考察苏峻之乱的背景，可以看出褚氏忠君是为了维护门阀大族的利益，具有很大的现实功利目的。

其一，苏峻岀身北方坞主，由军功官至历阳内史，持功“骄溢自负”，又因其从“单家聚众财发迹，对门阀家族素有戒心。后庾亮欲夺其权，诏征苏峻为大司农，从而激起苏峻起兵造反， 导致大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峻之乱是“单家”对门阀家族的反抗，苏峻的胜利必然会损害包括褚氏家族在内的门阀家族的利益。

其二，从当时条件看，门阀政治日趋成熟，苏峻凭“单家”作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胜利，更不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君臣结合。以此实际考虑，褚氏必然起来抵御苏峻之乱，显示其忠君，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褚裒于苏竣之乱中崭露头角，而其政治顶点则是在东晋康帝、穆帝之时。康帝之后即是褚裒之女康献褚皇后，褚皇后在康帝崩后，曾于穆帝，孝武两朝临朝称制，执掌政权。褚裒以外戚身份成为当时掌权的四大家族之一，与何、庾、桓共掌权要，既褚氏家族正式加入政治权力的核心。

在褚氏家族成员有效地控制中央政权时，褚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褚裒忠实地履行了忠的原则，因为家国一体的前提下忠孝也一体。基于此，褚裒一生中力图通过两件大事巩固司马氏王室政权。一在门阀士族政治下，为抑制其他门阀大族的权力，占据形胜方镇以抗拒、制衡中央权要，实现政治间平衡；二北伐，实现司马氏王室利用褚氏控制桓温的目的，防止桓温篡权。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门阀大族之间以及门阀大族与王室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藉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方; 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岀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

褚裒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角逐之中, 然当时褚氏家族相较于朝廷掌权的何、庾、桓家族, 势力依然相对弱小，在争据朝廷势要中无把握完全取胜，为保护实力因而只好向外发展。且当时处于建康上游的荆楚地区已为桓温所领，褚裒只好另寻他处。

东晋一朝，政局家国一体时，褚氏很好地协调了忠孝之间的关系，完美地实现了家族与政治间的结合，家族势力飞速发展。但在东晋与刘宋鼎革之季,面临忠孝冲突时，褚氏为家族利益计，弃忠而择孝，以图实现新的一轮君臣结合。

二．由《世说新语》中说起魏晋士人“孝先于忠”

临川王刘义庆，刘义庆作为宋武帝之侄，属于皇族子弟.其思想自然会打上儒学的烙印。这种思想在《世说新语》的编纂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将“孝”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稳固统治需要，但在客观上也促使 “孝”的观念在士人心中大大加深，成为“孝先于忠” 的观念得以盛行的条件之一。如《世说新语·品藻》中所论述的。

总之，魏晋时期“孝”的政治功用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均大大地超越了前代，因此，统治者对“孝”的提倡也是空前的，这也在客观上为孝先于忠思想的盛行提供了政治土壤。

三．影响

忠君与孝亲孰先孰后问题，东汉前、中期已有讨论，此时这种讨论是纯民间性的，并无政治的干预。延笃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般性趋向，忠孝之先后取舍自由度很大，只是东汉前、中期政治相对稳定，政权统一的 情况下，忠孝冲突较少，往往能合一，因而这时人们多择“忠君”而行，但社会舆论对人们如何处理忠孝先后，并不加以要求或鼓励，从而使这种忠孝选择趋近于一种个人行为。

孝的概念最初只是家族伦理道德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它的实施效力只能局限于家族范畴内部。自汉代 首倡孝治天下孝才与政治结合而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之一，其后历代王朝争相为用。正因为孝渊源于家族，所以孝道的盛衰也始终与家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但王权与家族势力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并且在现实中常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因此，魏晋时期孝道的过分发展，必然会走向反面威胁王权。所以随着唐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世族门阀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与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孝先于忠”的理论也日益失去了市场。而与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相适应,治国精神的重点便由孝悌转为忠义。

但魏晋之后的封建统治者提倡忠并不意味着放弃孝，《孝义传》在史书中还是一直存在着。因为隋唐以后门阀世族虽然逐渐没落，宗法社会的性质却并没有改变，只要家天下的性质依旧，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秩序不变，也就不会放弃对孝悌的提倡,只不过是忠先于孝而已。

在六朝政权频繁更替时，单纯信守对某个王朝的忠，并不能保证政治上长胜不败，所以其时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世家大族，均频频变更政治上的合作对象，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持宽容态度。

政权频繁变更时，个人要保证获得政治权力，往往要依靠家族的力量，在家族之内寻找庇护所；而且，个人的所作所为也往往代表着整个家族的意愿，这样, “孝”就成为凝聚家族成员的纽带。所以贯穿整个六朝，在面临忠孝冲突时，往往舍忠取孝。褚氏家族忠 孝取舍原则与时俱进是当时社会形势所迫。

政权变更时，政治上尽可能早的实现新的君臣结合，可以保证家族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内部，依靠 “孝”、“悌”、“义”，可以凝聚家族成员，齐心协力维护家族整体利益，这一原则使得褚氏家族在魏晋南朝能飞速发展，并绵延下去，在隋唐时家族达到鼎盛，岀现以宰相褚遂良为代表的磅礴气势，占据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