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阁救过毛泽东，建国后被划地主写信求助，主席的回复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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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毛泽东邀请早年间的老师李漱清和好友邹普勋到北京会面，李漱清和邹普勋都是对毛泽东早年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邀请他们去北京自然是想叙叙旧，关心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

李漱清算不上毛泽东正式老师，只能算作是“补习”老师，毛泽东在14岁的时候，父亲毛顺生便不想让他继续读书，而是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产业。

毛泽东在休学期间，经常到李漱清那里去讨教学问，李漱清发现毛泽东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少年，就勉励他读书，还把自己的很多书借给他看。

李漱清、邹普勋在北京与毛主席合影

后来李漱清一再劝毛顺生让孩子去读书，在联合了毛泽东母亲家里的亲戚后，毛顺生不得不同意送毛泽东到外面读书。

在后来毛泽东走上革命的道路时，李漱清也积极帮助，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革命，担任毛泽东的助手。

在革命年代中，李漱清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都牺牲了，建国后毛泽东很惦记李漱清，所以才邀请他到北京来。

邹普勋不但是毛泽东的“发小”，也是毛泽东启蒙私塾老师邹春培的儿子，毛泽东8岁的时候就进了邹春培的私塾读书，跟邹普勋整天待在一起，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湘潭刚解放时，毛泽东的表弟毛泽连就在解放军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去见毛泽东，谁知提到家乡，毛泽东直接询问说邹普勋的下落，得知他身体状况很差，家庭生活很苦难，所以这次才邀请他进京。

毛泽东虽然已经成为国家主席，但是对于家乡的亲戚朋友，却并不是谁来北京都行，而是有所选择的。

毛泽东曾叫来秘书下令说，以后家乡来的信件一律由秘书处理，并且表示：“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

毛主席在家乡的亲友到北京

比如毛泽东的有一位表兄叫文运昌，曾经帮助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学习，在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时，文运昌也是积极支持的。

然而建国后，文运昌到北京多次酗酒，喝多了就胡言乱语，并且待在北京不愿意回湖南去，让毛泽东颇为生气，直接下了“逐客令”才让文运昌离开北京。

所以说，毛泽东对于家乡到北京来的亲朋好友都是再三筛选的，这才有了李漱清和邹普勋的北京之行。

然而在他们动身之前，毛泽东又让李漱清去邀请另一位同乡郭梓阁一块进京。

这个郭梓阁是谁，为何毛泽东要让他同李漱清和郭梓阁一块进京呢？

说起来，郭梓阁也算是毛泽东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尽管郭梓阁比毛泽东大4岁，但是他们却是私塾同学。

井湾里有一位叫郭伯勋的大夫，为了郭家子弟读书，就开办了一个私塾，设置在井湾里另一个富户郭石桥家的堂屋里。

郭石桥在井湾里开了一个“福寿全”南货店，是当地的富户，在当地很有口碑，而毛泽东的父亲经营粮食等生意，两个人有生意上的往来，关系很好，因此郭氏私塾就破例让毛泽东到井湾里读书，毛泽东也是这个私塾中唯一一个非郭姓学生。

由于井湾里距离上屋场有10多华里，来回走动不太方便，毛泽东干脆就住到郭伯勋的家里。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与郭梓阁的关系时说道：“我读书时，他娘对我很好，还给我梳过辫子。”

将郭梓阁比作毛泽东的发小是再恰当不过的。

郭家私塾的老师毛宇居是比毛泽东大12岁的房兄，对于这个学生，实在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毛泽东很聪明，对于他让背的书，都能很快的背诵完成，是典型的好学生；

恨的是这个毛泽东太不听话，是郭家私塾里面最淘气的一个，尽管毛泽东当时只有十多岁，却每当毛宇居不在的时候，就领着同学们一块翘课去私塾外面玩。

当毛宇居想要罚毛泽东，让他背课文的时候，他还都能背上来，一点办法都没有。

虽然毛泽东不是私塾中最大的孩子，但是却成了孩子里面的老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小小年纪的毛泽东已经读过很多书，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对于里面的故事很熟悉，常常是毛宇居在课堂上讲完东西，毛泽东在课下就讲故事，结果毛泽东的小课比毛宇居的大课还要受欢迎，在毛泽东的带动下，私塾里的同学也爱看小说。

毛泽东曾回忆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一些。”

正是在读书期间，毛泽东与郭梓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私塾读完后，郭梓阁就在家做生意，生活还算过得去。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当时也希望毛泽东能学做生意，还一度把他送到湘潭的粮行中当学徒，以便让毛泽东将来也能开设一家粮行。

然而毛泽东一心想要外出求学，他认为读书太费钱，不如早日下学去做生意来得实在，因此不赞成毛泽东去读书。

后来在亲戚朋友的施压下，毛顺生也认为儿子外出求学后，会有更大的出息，以便将来能够继承家业。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外出求学期间，毛顺生也认为读书花费太贵，给的钱往往都是打了折扣的，为此，毛泽东经常向郭梓阁借钱，郭梓阁从来不说二话。

每逢节假日，毛泽东都要到郭梓阁的家里去拜访，将自己在外面见到的稀奇事都讲给郭梓阁听。

后来毛泽东一直在外领导革命运动，而郭梓阁则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乡间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郭梓阁的父亲郭石桥去世后，“福寿全”南杂货店就由郭梓阁来打理。

民国时期的杂货店

“福寿全”南杂货店在郭梓阁的打理下，在当地相当有名，周边的人都前来买东西。

尽管郭梓阁算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在1925年的韶山农民运动中，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5年2月，毛泽东以回乡养病为由，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在回到韶山后，郭梓阁就积极协助毛泽东，将农民的实际情报交代给毛泽东，让毛泽东能够更好的发动农民运动。

因为当时湖南军阀极力反对农民运动，毛泽东等人就制定了秘密发展农民协会的策略，通过极为隐蔽的方式宣传革命。

“福寿全”南杂货店就成了农民协会骨干分子们开会的地点之一，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据点之一。

当毛泽东与农民协会的骨干开会时，郭梓阁就给他们放哨打掩护，还负责保护他们，正是在郭梓阁的保护和支持下，农民协会在井湾里这一带开展的特别好。

在1925年7月10日，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地点就在郭家祠堂召开，而“福寿全”南杂货店也成为重要的革命场所。

尽管由于身份原因，郭梓阁并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在毛泽东有困难的时候，郭梓阁也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支持。

由于毛泽东在韶山开展的农民运动极大的震动了本地大地主的统治，于是联合湖南军阀来抓捕毛泽东，有一次，郭梓阁正在清理货架，毛泽东急匆匆的跑来，郭梓阁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对，也不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立马就把毛泽东藏到囤货的房间。

当把毛泽东藏好后，郭梓阁连忙出去招呼追赶而来的敌人，郭梓阁是做买卖的人，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三言两语就把这些敌人连哄带骗的送走了。

由于担心这帮人再杀个回马枪，郭梓阁就把毛泽东藏到郭家祠堂楼上，由媳妇负责送饭，晚上的时候再进行转移，毛泽东这才脱离危险，顺利到达广州。

1927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两年前毛泽东在韶山撒下的火种，如今已经在韶山燃烧了起来，农民们都积极参加到革命中来，迎接北伐军队的到来。

1927年，毛泽东又一次回到了韶山，在韶山短暂停留了5天，期间，他还特地找到郭梓阁商量如何办好农会，由于郭梓阁在农民运动中的表现，毛泽东代表韶山党组织邀请郭梓阁出任农会的司务长，以便更好的为革命做贡献。

郭梓阁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大老粗，不适合当干部，但是只要是革命需要的地方，他郭梓阁都在所不辞。

为了办好农会，郭梓阁筹集经费，出钱出力，甚至把“福寿全”南杂货店的货物拿出来给农会的兄弟们享用，见了郭梓阁如此革命热情，毛泽东感慨地说：“郭梓阁是个好人。”

郭梓阁在农民运动中情绪最高涨的一次就是组织公审恶霸张茂卿，张茂卿是湘潭有名的地主豪绅，不干好事，勾结湖南警务处特务，迫害农民，在1927年4月中旬，他潜到韶山，妄图与当地的地主豪绅勾结，破坏农民运动，却被农民协会的同志抓获，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公审。

郭梓阁将祠堂的大门取下，搭成了公审台，在4月29日对张茂卿进行了公开审判，随后由自卫队的同志将张茂卿给处决了，随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农民运动迎来高潮。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与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打压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农民协会被迫解散。

郭梓阁这个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而被迫出走，不得不过上东躲西藏的日子。

后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而上了井冈山，继续开展土地革命。

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郭梓阁才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回到家乡继续经营杂货店，从此也失去了和毛主席的联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工作繁忙，毛主席也没有空联系这位“老同学”，到1952年，很多过去的亲朋故旧都到北京来看望毛主席，叙述曾经的友谊，唯独这位救过自己的老同学，一直没有音讯。

毛主席自然想念这位童年好友，于是才让李漱清和邹普勋出发的时候叫上郭梓阁。

然而在李漱清、邹普勋来到北京之后，毛主席看了看来的人中并没有看到郭梓阁，这让他感觉到很失望。

但是对于这位同窗好友，毛主席却十分关注，有一天，毛主席与李漱清等人闲谈中，就询问了郭梓阁的情况，说道：“井湾里郭梓阁先生还在吗？”

李漱清回答说：“还在，只是家里搞绿了。”（韶山土话，意思是家里穷了）

毛主席知道他的这位同窗一向家境殷实，就问道：“他怎么搞绿了？”

李漱清无奈地说：“划了地主。”

然后毛主席又问道：“他们为什么不一起来呀？”

李漱清反问道：“他是被管制的对象，还能到北京来吗？”

这些话也只有曾经当过毛主席老师的李漱清才能说得出口，换作是别人，估计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其实，李漱清对于郭梓阁在革命时期做过的贡献是了解的，而且郭梓阁又与毛主席关系匪浅，他差点就要说出来，只要主席一句话的事，郭梓阁头上的地主帽子就可以摘了。

毛主席与李漱清

毛主席大概也想到了原因，只是说道：“郭梓阁是个好人。”

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并没有朝着李漱清的话茬继续说下去，这也让李漱清显得有点失望。

李漱清从北京回到韶山后，特意到郭梓阁家里讲起这件事，当郭梓阁听到毛主席说他是个好人，让他深受感动，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依然没忘了他，这份情谊就够说的了。

李漱清于是想到，让郭梓阁给毛主席写封信，把自己的困难说给毛主席，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忙拿掉自己的地主帽子。

想了想后，郭梓阁却没敢写这封信，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地主，没面子写信。”

他曾经与毛主席一块参与农民运动，一块同地主恶霸作斗争，可是在毛主席离开湖南后，他自己经商赚了钱，又大量购置土地，做了地主，他哪里还有脸给毛主席写信。

如果让人知道，他一个地主成分的人曾跟毛主席一块闹革命，那不是有损主席的形象嘛。

李漱清知道郭梓阁的心思，但是他也知道郭梓阁后来成为地主也是凭自己的本事，也没有压榨农民，热心肠的李漱清就以郭梓阁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就算不能摘掉地主的帽子，朋友间的情谊总还是要叙一叙的。

韶山冲

李漱清知道毛主席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也很挂念这位乡间好友，所以此封信也算是让毛主席知道郭梓阁的情况。

毛主席在1952年12月26日收到了郭梓阁的来信，十分高兴，但是却由于工作过于繁忙，没有来得及回信，几个月后，郭梓阁才收到了毛主席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大意是：

梓阁先生台鉴： 来信收悉，家境不佳，深表同情。 你对革命有所贡献，我很了解。 兹寄上人民币二百元，以作生活急需。

这封信让人看了很纳闷，对于郭梓阁的家庭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因为被划了地主，所以生活才变得困难，毛泽东也是“深表同情”的，并且承认了郭梓阁对革命的贡献，还寄来200元，却并没有提关于地主成分的一个字。

为何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交情，又对革命有贡献，最后却被划为了地主，毛泽东却没有替他说一句话呢？

原来郭梓阁在1937年回到家乡后，继续打理杂货店，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几年郭梓阁家境又富裕了起来，还用自己的继续置办了一些田产。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都进行了土改，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对家庭进行划分，郭梓阁家因为土地多，自然而然被划成了“地主”。

对于郭梓阁被划了地主，不要说郭梓阁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只要毛泽东一句话的事情，压在郭家头上的帽子就可以摘掉，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替他们家说一句话。

毛主席韶山冲故居

有人会认为毛泽东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这也正体现了毛泽东在为人处世上的大智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毛泽东深知如果把权力和友情、亲情掺杂在一起，反倒是不纯粹了。

因此，对于韶山的亲朋好友，毛泽东向来是公私分明，按章办事，绝对“不能搞特殊”。

郭梓阁的地主成分是地方政府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的，如果自己越级干涉地方行政，将会给地方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

所以，从“公”的角度，毛泽东不能给郭梓阁摘掉地主帽子。

但是从“私”的角度，毛泽东却从来没有忘记郭梓阁，时常牵挂他。

1953年郭梓阁生了病，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当毛泽东从亲友那里获得消息后，立马给写信问候，并且寄去了200元用作看病。

1958年，毛泽东得知郭梓阁家生活依然困难，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给郭梓阁写信，并寄上200元生活费。在信中写道：

梓阁先生： 来信收悉。遵照主席指示，兹寄来人民币二百元。请查收见复。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接见了许多父老乡亲，郭梓阁闻讯，欲赶往韶山冲见毛泽东，但因疾病缠身，行走不便，未能如愿。

毛主席回韶山

等他挣扎着在家人的搀扶下赶到冲里时，毛泽东已离开了韶山冲，这让郭梓阁十分伤心。

大约十天之后，韶山公社派人送来了请柬，请郭梓阁到韶山宾馆吃饭，说是代主席请客。

郭梓阁这才知道，原来，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嘱咐当地负责人请乡亲们到松山赴宴叙旧，就特地点了郭梓阁的名。

因当时有部分乡亲因病或有事未能赴宴，所以毛泽东临走时，又交代公社代他请客，郭梓阁佩服毛泽东想得真周到。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暂时困难。毛泽东知道郭梓阁此时面临困难，生活无着，又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写信，并寄上200元生活费。

1964年春，韶山有人到北京来，毛泽东又问起郭梓阁的情况，得知他将不久于人世，又寄去300元钱，作为老同学的慰问费。

郭梓阁在临终前收到了这笔钱，行将去世时，他说了一句“地主分子”不应该说的话：“这个江山应该是毛泽东的！”

他至死，毛泽东也没为他说一句话摘掉地主的帽子，但是，在韶山冲所有的人，郭家兄弟是收到毛泽东汇款最多的人，总共为1700元，这就是毛泽东的私情与公心。

1965年，郭梓阁病逝于韶山朝阳村井湾里，终年76岁。

在他临终前，毛泽东还从北京寄来人民币300元，资助其家用，可见对他挂念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