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善化寺与朱弁碑

大同善化寺与朱弁碑

《世界宗教研究》 2009年01期 邢东风

大同善化寺是迄今保存相对完整的辽金佛教寺院，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也是辽金佛教文化的宝库。善化寺内保存的朱弁碑，既是辽金碑刻及书法艺术的杰作，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就朱弁碑文的内容以及相关的人物、史实、历史背景等进行细密考察，其中关于丁暐仁和孔固的情况、朱弁的身世经历，以及他与佛教的关系等问题的考察，或有新的发现和见解，或添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山西大同善化寺，当地俗称南寺，始建于唐玄宗时，原名开元寺，五代后晋时改名普恩寺，明正统十年（1445）改为今名。善化寺位于大同市内小南街附近、原大同城南门内侧，辽金时代则为大同城南郊外，大概明清时期才被圈入大同城内。善化寺目前保存有辽金时代建筑的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普贤阁等；山门内有明代塑造的四大天王像，三圣殿内有金代塑造的华严三圣像，大雄宝殿内有辽金时代的五方佛像，以及二十四护法诸天像；寺内另外还有明代建筑、扁额，以及清代壁画等。善化寺是迄今保存大体完整、规模宏大的辽金佛教寺院，整体布局保存了唐代建筑风格，建筑和造像体现了辽金时代高超的技艺水平，因此不仅是辽金建筑的珍贵遗存，而且是辽金佛教文化的综合宝库。善化寺除了建筑和造像以外，还有寺中保存的碑刻。沿着碑刻提供的线索追踪溯源，可以把握与善化寺相关的历史侧面。

一、朱弁碑的铭文

善化寺内今存碑刻4方，依时代先后，一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朱弁撰于金皇统三年（1143），大定十六年（1176）立碑；二为《金西京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唐代王勃撰文，金明昌元年（1190）立碑；三为《重修善化寺记》，张时中撰，明万历十一年（1583）立碑；四为《重修善化寺碑记》，张朝良等撰于清乾隆五年（1740）。其中题名《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的碑刻，当地俗称“金碑”或“朱弁碑”，在善化寺所存碑碣中刻立最早，碑文所记又是后来有关善化寺历史记载的张本，因此最有价值。这篇碑文通常不易见到，这里不妨全文照录（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号表示另起一行）：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诸佛菩萨之应世也，亦犹哲王之捄弊，或忠，或质，或文，虽制治不同，其趋一也。世人循达磨对萧梁氏之言，遂疑有为功德，不可复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补理故寺，当获二梵之报者。释迦遗训，具存贝典，则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以示现佛菩萨境界，盖将诱接／众生，同归于善，其为功德，讵可测量哉？彼达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亲提教外别传之印，则于有为功德，不无抑扬，是亦因时捄弊耳，非／实贬也。具愿力苾蒭，能克遵付属，而成就兹事，其为功德，尚何訾耶？／

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兰若。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骄兵悍卒，指为／列屯，而喧寂顿殊，掠臧俘获，纷然错处，而垢净俄变。残僧去之而饮泣，遗黎过之而增欷。阅历滋久，散亡稍还，于是寺之上首通玄文慧／大师圆满者，思童戏于画沙，感宿因于移础，发勇猛心，得不退转，舍衣盂凡二十万，与其徒合谋协力，化所难化，悟所未悟，开尸罗之坛，／阐庐舍之教，以慈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为门，咸怀后至之耻。于斯时也，人以须达自期，家用给孤相勉，咸蕴至愿，争舍所爱。彼髓脑／支体尚无所吝，况百骸外物哉？于是辇币委珠金、脱袍鬻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时，殆无虚日。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瓴甓变于埏埴，丹雘供其绘画，榱椽梁柱，饰而不侈，／阶序牖闥，广而有容。为诸佛萨埵，而天龙八部，合爪掌围绕，皆选于名笔；为五百尊者，而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脺容庄穆，梵／相奇古，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来瞻仰，莫不钦肃，五体投地，一心同声，视此幻身，如在龙华会上百／宝光明中，其为饶益，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议矣。圆满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无差别，成此功德，志实有在，非独为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为于治安无事之时，则其成也甚易，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圆满身更兵火，备历革喜勤，视己财货，犹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裒檀信，经营终始，淹贯时序，皆予所目睹也。则其成就，岂得以治安无事时比哉？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众以满之意状其事，以记为请，记事之成，要得其实。今予既身亲见之，其可辞哉？／按寺建于唐明皇时，与道观皆赐开元之号，而寺独易名，不见其所自。今楼有铜钟，其上款识乃是清泰三年岁在丙申所铸造也。其易／今名，当在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后之作者，见其阙文，傥得其本末，为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众之／所欲闻也。皇统三年二月丁卯，江东朱弁记。／

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丁日韦仁篆额／

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固书／通玄文慧大师赐紫沙门圆满提点／

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定酉初一日癸酉三纲寺主沙门惠躅尚座行完都维那栖演立石雁门解遵一刊／

朱弁碑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诸项：第一，说明“补理故寺”在佛法上的根据。针对人们否认“有为功德”的观点，强调“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不仅可以积累福报，而且可以显示诸佛菩萨境界，引导众生同归于善，因此功德无量。第二，说明普恩寺（即善化寺）被破坏的状况以及修复的经过。辽末以来，该寺屡遭战火，饱受摧残，军队入驻，寺僧离散；荒废已久之后，圆满大师与徒众发心修复；他们以戒律严整和慈信精神感召人心，得到信众的协力和捐助，最终成就修复事业。第三，描写修复后的普恩寺。修复以后，寺内有大雄宝殿、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阁、普贤阁、前殿、大门、左右斜廊等等合计80余间，装饰精美而不浮华，阶梯门窗宽广开阔，绘画塑像出自名家手笔，佛像神态庄严慈祥，生动感人。第四，称赞圆满大师的功德。为修复古寺，圆满大师不仅倾其所有，而且历尽艰辛坚持不懈，“经营终始，淹贯时序”，不图个人前途利益，只为报答君恩佛恩。作者感慨说，成就此等功德在和平时期已属不易，在战乱时期更是难能可贵。第五，回顾作者与寺僧交往的经过，并追溯该寺的历史。作者朱弁自天会八年（1130）移住寺内，“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亲眼目睹修复过程，于是写下这篇碑记。普恩寺建于唐玄宗时，原名开元寺；作者根据当时寺内尚存的清泰三年（936）所造铜钟上的文字，推测寺名改于五代后晋初期，期待后人弄清改名的原因。

朱弁碑自刻立之后，直到清代中期张金吾编辑《金文最》，才第一次被载入书册，1938年，日军侵占大同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到大同调查，后来将包括朱弁碑在内的善化寺碑文誉录发表。2002年，大同古建筑文物保管所编印《朱弁碑帖》，首次将朱弁碑文一字不差地展现出来。

二、朱弁碑的人和事

关于普恩寺“辽末以来，再罹锋烬”之事，虽不见于其他史料的记载，但参照辽末金初的史实，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背景。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之后连年对辽作战，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仅十余年之间，不仅淹有辽国之地，而且攻占开封，灭掉北宋。很显然，普恩寺遭到战火破坏，就在金兵追击辽末天祚帝和攻取西京大同期间。据《辽史》记载，辽天祚帝于天庆九年（1119）9月和次年冬两次到过西京大同①。保大二年（1122）正月，天祚帝被金兵追击至云中（今大同），遗传国玺于桑干河；至保大四年（1124）4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②。又据《金史》记载，金天辅六年（1122）3月，天祚帝被金兵追至西京，西京投降；不久西京复叛，金兵于4月再取西京③。根据这些记载，不难想见金兵当时攻势迅猛，而辽军为了保住西京也曾极力抵抗，于是大同成为辽金两军激烈争夺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普恩寺便难逃池鱼之殃，从而受到战火摧残。根据碑文“再罹锋烬”的提法，恐怕当时普恩寺的遭难非止一次，破坏的程度也很严重。更有甚者，骄兵悍将进驻寺内，僧人被迫离散。碑文虽未明言入驻者系何方军队，但是从金兵最终占领大同的结局来看，很可能就是金兵。

普恩寺的修复始于金天会六年（1128），完成于皇统三年（1143），竣工时间与碑文的写作刚好同年。修复工程历15载，可见进展艰难。工程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为圆满大师。当朱弁写作这篇碑记时，圆满74岁，然则当其发起修复工程时，已是60岁的老人。关于圆满的生平事迹，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幸亏有朱弁碑的保存，后人才得以知道大同善化寺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功德无量的高僧。

根据朱弁碑的落款部分，可知当时题写碑额的是丁暐仁，书写碑文的是孔固，刻碑人叫解遵一，主持立碑的是普恩寺僧惠躅、行完、栖演等。由于史料有缺，其中大部分人物的情况今已无考，但是关于丁、孔二人，尚可略知消息。

碑额“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12个篆体文字，工整秀丽，出自丁暐仁手笔。碑文落款处，在他的名字之前标有“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开国伯”等一系列头衔，其中与大同有关的官职为“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由此可知他是当时大同的地方长官。

据《金史》本传，丁日韦仁（？～1181），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今北京西部）人。皇统二年（1142）进士，先在武清（今属天津）、磁州（今河北磁县）、和川（今山西安泽）等地任官，大定三年（1163）以后任定武军节度副使，又在各部任职，以后历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刺史、同知西京留守事、陜西西路转运使等职④。史传中没有说明丁氏在大同任职的具体年代，但根据碑文的记载可知，当大定十六年（1176）此碑建立之时，他已在大同任职。

丁日韦仁乃好学之士，史传说他“冲淡寡欲，读书之外无他好。辽季避难，虽间关道塗，未尝释卷”。他在各地任职期间，曾多次兴办学校，来到大同以后，“首兴学校，以明养士法”⑤。恢复文教，创办学校，似乎是他为官生涯中比较突出的业绩，如果再考虑到他为此碑题写碑额的情况，可知他在大同期间不仅兴办过学校，而且参与过佛教复兴的事业。

显然，朱弁碑的建立得到了当时大同地方长官丁日韦仁的支持。丁氏此举，大概不单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且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应。综观他的任官经历，大致相当于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统治期间。金世宗在当时就有“世宗之仁”的美誉，在他当政期间，金国出现了自建国以来难得的和平时期，政治比较安定，对外没有大规模战争，因而被史家称为“世宗之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包括佛教在内的文教事业才遇到了恢复的契机。丁氏题写碑额，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一幕。

此碑除碑额以外，通篇碑文由孔固书写，颜体正楷，苍劲雄浑，极见功力。碑文落款处，在孔固的名字之前标有“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等一系列头衔，其中与大同相关的官职为“西京路都转运副使”，由此可知他当时在大同担任转运副使；此外还可知道他当过骑都尉，封地在鲁县①。

孔固的传记不见于正史，只在其他史料中留有零星记录。其中之一是南宋徐梦莘的记载：

孔固，字徳远，孔子四十七代孙，状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少卿。②徐梦莘（1125～1205）的《三朝北盟会编》收录政和七年（1117）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共45年间的史料，书中第245卷除了收录范成大的《揽辔录》之外，又详细记述金国的制度和人物，孔固也在其中。根据徐的记载，孔固于葛王登基之后升任宣徽院少卿。其中提到的葛王就是金世宗。世宗原为葛王，大定元年（1161）登基，孔固于是年任职宣徽院。《三朝北盟会编》记录的历史刚好也到这一年为止，其中记录的孔固显然活跃于金世宗在位期间，与作者徐梦莘时代相同，朱弁碑的建立（1176）也在这一期间，因此徐梦莘所记的孔固与朱弁碑的书写者应为同一人物。

另一条记载见于《山东通志》（以下简称《通志》）：

孔固，宁海州人，骑都尉。③

这里提到的孔固，在《通志》中为金代人物，而且也是骑都尉，与碑文书写者应系一人。金代海宁州的辖境包括今山东烟台、威海、牟平、文登、荣成、乳山等地，治所在牟平，孔固就是这一带出身。不过，《通志》为清代编修，不知其所据资料何在。

今将朱弁碑、徐梦莘以及《通志》的记载综合起来，可知孔固字德远，孔子第47代孙，宁海州人，进士出身，骑都尉，金世宗时曾在宣徽院任职，当朱弁碑建立前后，他在大同任西京路都转运副使。朱弁的碑记作于皇统三年（1143），碑立于大定十六年（1176），孔固的书丹自然不出这一期间；不过按照通常情况来说，他的书丹很可能完成于立碑之前不久，即1170年代前期。

和丁日韦仁一样，孔固也是由于曾在大同任官而得以和善化寺结缘，并为朱弁碑的建立作出贡献。由于他的书法非常出色，所以他的手笔也为善化寺和朱弁碑增添了光彩。

三、朱弁的生平事迹

朱弁者，朱熹（1130～1200）之叔祖父也。朱熹不仅是朱弁的侄孙，而且还曾撰写过《奉使直祕阁朱公行狀》①，详细记述朱弁的生平。后来《宋史》朱弁本传②就是根据朱熹所作的《行状》而成。通过朱熹和《宋史》的记载，可以了解朱弁的生平。

朱弁（？～1144③），字少章，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少时聪慧好学，20岁后入太学，受到太学教授晁说之的赏识。后曾一度在史馆奉职④，又随晁说之归新郑（今属河南），娶晁氏侄女为妻。新郑离古都洛阳不远，地处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朱弁在这里跟随博学多才的晁说之游学，见闻日广，学问日进，以至于对科举仕进也失去兴趣。他在这里生活了20年⑤，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安逸而又惬意的时期。

1126年12月至次年3月，金兵攻占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当金兵入侵之际，朱弁一家曾到大隗山（今河南新密）避难⑥，结果还是落得家破人亡。1127年5月，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南宋建立。此后不久，便往临安（今杭州）迁都，在经过扬州（今属江苏）的路上，急忙召募使者前往金国，名为慰问两宫（指被俘的徽、钦二帝），实则为向金求和。当时战事未休，朝中竟无人敢应，朱弁正在南归的路上，闻讯之后自告奋勇前往应募，于是被朝廷派为通问副使。1128年正月，与正使王伦一道出使金国，从此踏上了长达17年的留胡之路。

朱弁入金之后，曾对金相粘罕申明和解之意，但是不被理睬。后被安置在云中（大

同）使馆，表面受到礼遇，实则形同软禁。1132年，金人告知可以议和，但只允许朱、王二人中一人回朝复命，朱弁毅然决定留下。王伦临走前，留下使者印信，朱弁从此怀抱印信，起卧不离于身。1130年，刘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号称大齐。此后金人胁迫朱弁出任伪齐官职，并以其地接近南方作为利诱。朱弁拒绝说：“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国贼，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愿归之。”

朱弁的回答激怒了金人，金人断其食物，朱弁不仅毫不畏惧，而且从屋中反锁自己，“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无奈，只得重新以礼相待。此后，金人又要朱弁出任金国官职，朱弁回答说：“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上书金国要人：“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表现了宁死不屈、绝不放弃使节职守的气概。此外，金主曾因得子实行大赦，允许宋使自便还乡，当时有的宋使自称家在淮北，以求侥幸靠近江南，只有朱弁和洪皓、张邵明言家在江南，不图侥幸接受恩赐，不尽使命绝不南归①。朱弁不屈不挠，金人最后只得不再勉强。

朱弁于死毫不畏惧。他曾致书洪皓以告决别，说：“死生由命，要当舎生以全义”。又与羁留大同的其他宋使友人共饮，酒至半酣说道：“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毕命报国，诸公幸瘞我其处，且识其上曰：‘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众人不胜感伤，朱弁谈笑自若，说：“此臣子之常分，诸君何悲也？”面对生死的选择，朱弁的态度是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不过，朱弁还算万幸。他在大同期间，不少金国达官贵人请他为师，以为子弟传授知识，许多人还争相传颂他的作品，并以得到他的作品相夸耀。金人虽为异族，但是并不排斥汉族的文化，对宋使的知识学问也颇为尊敬，因此除了朱弁以外，如洪皓、张邵等留金宋使也都为金人子弟当过教师②。

1143年8月，宋金达成和议③，朱弁与洪皓、张邵一同回到临安。回朝以后，朱弁建议高宗把握时机，在遵守和议盟约的同时，不忘收复失地的准备；又献上在金国得到的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书画，并将北方10余名忠臣义士的死节事迹上奏，请求朝廷褒奖。高宗感其艰苦忠贞，欲授官职，却遭奸相秦桧作梗，结果只落得直秘阁（相当于文史馆）的闲职。次年4月病逝。

朱弁生前写过很多著作，如《聘游集》、《奏议》、《尚书直解》、《曲洧旧闻》、《续骫骳说》、《杂书》、《风月堂诗话》、《新郑旧诗》、《南归诗文》等等，包括诗文、诗话、杂著以及经典解说，其中《聘游集》、《曲洧旧闻》和《风月堂诗话》都是他羁留金国期间所著，可惜流传下来的完整著作只有《曲洧旧闻》和《风月堂诗话》，他的诗作在元好问的《中州集》中有若干收录，还有一些作品散见于其他历史文献。

四、朱弁与佛教

朱弁本为儒家学者④，但对佛教问题也有关心。他的遗著中还有涉及佛教的文章，朱弁碑就是其中之一。这篇碑文的开头就“有为功德”的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在他看来，人们依循菩提达磨对梁武帝的说法而否认有为，实际上佛教的教义必须通过经典来传达，诸佛菩萨境界也要由寺庙来体现，有为不仅可以积累福报，而且可以诱导众生，因此功德无量；达磨提出的只是解救一时弊病的权宜之说，并非真的否认有为功德。关于达磨与梁武帝的对话，原本出自唐代禅僧的杜撰，意在说明皇权扶持下的佛教徒有表面的堂皇，其实缺少真正的宗教内涵①，后来一般当作禅宗提倡的道由心悟、不在事相的典型说法。宋代以后，禅宗流行各地，即使在北方的金国，佛教也很流行，且以禅宗为盛②，于是此说也广为流传。修复善化寺需要浩大工程，若从注重修心的观点来说，也属“并无功德”之类。但是朱弁认为，达磨的说法并不适合善化寺的场合，而且有为并非没有功德，从而否定了禅宗信奉的达磨关于造寺度僧并无功德的观点。

尽管禅宗否认有为功德的说法流行甚广，但是持相反看法的也一向大有人在，所以朱弁的观点并不新鲜。问题是他何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有缺，今已不知其详，不过从他与晁说之的密切关系来看，不排除他受到后者影响的可能，因为晁说之刚好既信奉佛教，又持有类似的观点。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号景迂，司马光弟子，博学多识，兼长诗画，元丰五年（1082）进士，历任太学教授、中书舍人、徵猷阁待制。曾因上书受到党争牵连，被放逐明州（今浙江宁波）作船场监③。晁家世代为书香门第，且有兼崇儒释的家学传统④。晁说之在被贬明州期间，曾与天台宗僧人明智有过直接交往，并从此倾心天台教法，自称“天台教僧”或“洧上老法华”，后来被《佛祖统纪》列入宋代天台宗明智中立的弟子。政和元年（1111）11月，晁说之受托为明智的祖师四明尊者法智当年得到的赠诗作序，序中说此我高祖文元公与杨文公（指晁迥与杨亿—引者）之所称叹者”⑤，足见他有清醒的家学传统意识。

晁说之倾心天台和净土，而于禅宗多有批判。例如他曾批评人们对净土信仰持有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疑而不信”，二是“信而狂且愚”。其中后者“不知悟心以入观，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净，孰非净土？他认为这种看法表面上似能为维摩之言，而身实天魔之民也”⑥。众所周知，禅宗推崇维摩诘，主张心净则佛土净。他在这里批评的显然就是禅宗。

此外，晁说之还作有《明智法师碑论》，记述天台宗的传法谱系并说明天台教法的正统性。其中关于达磨说：“磨（指达磨—引者）在梁时始来东土，于六度中特以禅名，虽云顿示，岂能无方便？虽云不立文字，初传则有《楞伽》。后五六叶则尚《般若》，览教照心，不在茲乎？”就是说禅宗标榜的达磨顿旨，实际上并不能离开经典文字。文中谈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时说：“或曰教外別传，不知教无等等，何外之有？传授圆成，何別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为文字？”就是说佛法圆成，无分内外，文字微妙，禅宗所说“文字”的意义不明，因此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并不成立。最后他干脆直接抨击禅宗，说：“又曰传道益微，言禅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冐乎嚣昏，放乎淫荒，吾将合马鸣、龙树之道焉。”①显然，在晁说之看来，禅宗的教法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禅宗信徒不过是一些狂妄自大之徒、扰乱佛教的异端。

上述晁说之否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观点，与朱弁碑记中肯定有为功德的看法一脉相通。朱弁不仅是晁的学生和侄女婿，而且二人交往密切，意气相投②，他长期跟随晁说之游学，知识学问深受其影响。小栗英一曾指出与晁说之的相遇决定了朱弁一生的学问立场③，其实这一判断同样适合于朱弁看待佛教问题的场合。

朱弁自号“观如居士”④，这个字号本身就显示它的主人深知佛理。关于朱弁与僧人的交往，史传没有记载，但是根据朱弁碑文的记述，可知他在使金期间绝大部分时光在善化寺内度过。大概朱弁初到金国时期，金人千方百计迫使他屈从变节，但是威逼利诱不见效果，于是将他弃置冷落，结果善化寺成为朱弁的栖息之地。他长期住在善化寺，显然与寺内僧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朱弁在碑文中对圆满大师称赞备至，显然不仅熟知其人，而且深怀敬意。另一方面，善化寺僧请朱弁撰写碑记，也表明寺僧对他恭敬有加。关于这一点，清人朱彝尊早已指出：“当其时，宋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学自命，顾寺僧独以公之言为足重于世，亦以见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远也。”⑤在朱彝尊看来，寺僧偏偏选中朱弁以为碑记的作者，并不仅仅是因为看重他的文才，而是因为更尊敬他的忠信。如此说来，朱弁与圆满之间，应是惺惺相惜。不仅如此，朱弁嘱托朋友日后将自己埋葬其处的“近郊某寺之地”，朱彝尊认为就是善化寺⑥。善化寺位于当时大同城的郊外，朱彝尊的推测应当不误。果真如此，则善化寺对于朱弁来说就不仅仅是可以一时栖身的去处，而且是可以生死相托的所在。当然，后来的结局是朱弁回到了南宋，最终长眠在西湖旁边的智果寺①。这个地方虽非善化寺，但毕竟还是佛教寺院，他与佛教确有生死不解之缘。

这篇碑记作成的前两年，亦即皇统元年（1141），朱弁还写过一篇《台山瑞应记》。文中记述雁门使君侯文彦在五台山见到的奇异光景，并对此类“瑞应”加以解释。朱弁认为，诸佛菩萨与大阿罗汉，由于悲悯众生，经常变现奇异以化导迷情，凡在名山胜地示现的境界，皆为有目共睹，五台山的文殊菩萨也为诱导迷情而以“瑞应”出示方便；昔日世尊曾经身放金光，因为须达乃大檀越，所以佛光先照其家，侯家世代奉佛，于五台山多有施舍，所以文殊菩萨所现奇迹“亦犹世尊之于须达”；张商英曾于元祐年间（1086～1094年）游五台山，将他遇到的神奇变异记录下来，为的是化导众生，可是却遭到喜好禅悦之人的诟病，其实张商英既是“黎民所宗仰”的高官，又是“释子所依赖”的外护，侯使君与张商英有着同样的心境，且其所见“瑞应”乃众人共睹，因此必定真实不妄②。通过这篇文字，可知朱弁不仅对诸佛菩萨身放光明变现奇迹之类的“瑞应”深信不疑，而且认为此类现象是诸佛菩萨为了引导众生而施设的方便。在这里，他再一次附带着对那些追求禅悦而轻视“事相”的人们作了旁敲侧击。

不过，朱弁对禅悦并非一概排斥。例如他在留金期间，有一次得到虞侍郎赠送松皮，朱弁按照北人的办法，将松皮与园中蔬菜一起进食，感觉“珍美可喜”，于是作诗答谢。诗云：“吾老似出家，晚悟愧根钝。滋旨却膻荤，禅悦要亲近。……跏趺得一饱，万事皆可摈。……宴然默不语，草木雷音震。得法于此公，骨髓传心印。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欲将无上味，为我洗尘坋。食之不干余，感激在方寸。”③大概朱弁的父亲信奉禅宗，而这位虞侍郎又曾从之学禅得法，所以朱弁由食松皮菜的美味而想到禅悦清心之乐，从习禅者的角度对虞侍郎表示感谢，其中不禁露出他对禅者的欣赏之情。

除了佛光之类的“瑞应”以外，朱弁还相信定光佛转世的说法。定光佛又名燃灯佛，佛教经典中一般把他作为释迦牟尼佛以前的古佛，说他曾为释迦授记，预言释迦成佛。大约从五代时起，始有定光佛转世普度众生的信念，并有相应的各种传说，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祖就是定光佛转世④。朱弁的著作里也有多处关于定光佛转世的记载，其中之一云：

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见而惊喜曰：“异哉！予之外兄赵，盖宗王也。丙午年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外兄曰：‘吾尝梦梵僧告予曰：“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难，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惊，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併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①

这里提到的友人乃赵宋宗室，与朱弁同样囚禁于金，其人最初不相信念诵定光佛的名号可以消灾弭难，当看到朱弁关于定光佛的记述之后，始相信定光佛转世之说。朱弁认为，定光佛初出世和再出世都在丁亥年，这不仅是与真命天子降生相应的“流虹贯日”之瑞应，而且这种年代上的巧合本身也是一大奇异现象。所谓定光佛初出世的丁亥年，是指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年代（927）；而定光佛再出世的丁亥年，则是指宋高宗赵构出生的年代（1107）。宋太祖建立北宋，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宋高宗建立南宋，保住了宋室的半壁江山。在朱弁看来，这两位帝王的降生，都是定光佛转世普度众生、保佑天下太平的具体表现。

综观朱弁与佛教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他与善化寺僧人有过直接的交往，关系密切；二是他对佛教中一般流行的功德、果报、瑞应、境界、转世等说法深信不疑；三是在佛法抉择上推崇天台和净土，而对禅宗心法有所不取，但也不是一概否定；四是他的佛教观点与晁说之基本一致，或者说他直接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五是他的佛教信仰与忠君爱国的观念互为表里，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尊敬既深信佛教又忠于国君的僧人，以及相信宋太祖和宋高宗为定光佛转世的说法。此外，他的《曲洧旧闻》记录北宋的逸闻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佛教故事，这些逸闻大多得自晁说之的传授，同时也表现了朱弁本人对佛教的关怀。

朱弁使金的经历可比于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故事，他和苏武一样是中国历史上讲忠义、重气节的民族英雄。如今，朱弁的遗迹多已不存，所幸大同善化寺保存尚好，朱弁碑完璧如初，它们是集文物古迹、英雄事迹、忠义精神以及佛教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历史丰碑，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