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全卷伪内容伪题记伪印章伪写卷混入，如何鉴别真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许多敦煌伪卷都和近人李盛铎（1858-1937）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阅读敦煌文献，很容易走入误区。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

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少量为刻本），大部分为英、法、中、俄的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少部分经过各种渠道，展转流入各地的中小图书馆、博物馆或私家手中。

一般认为，后一类藏家手中的敦煌写本，由于来路不一，构成复杂，存有伪本的可能性较大，利用时应注意加以鉴别。

凡不属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而后人仿冒假托的，则可称之为伪卷。具体而言，敦煌伪卷包括如下几种情况：如浙敦65号《三娘子祭叔文》和《尼灵皈遗嘱》，《浙藏敦煌文献》定作“唐写本”。

余欣指出原文系据罗福苌、罗福葆《沙州文录补》伪冒，原书缺字的地方，作伪者故意将卷子撕成残缺状，以求逼真的效果。[1]该号凡四纸，右上纸为“祭叔文”，左上纸无文字，右下纸为“遗嘱”，左下纸为黄宾虹题跋，《浙藏》叙录称“右下纸为宣纸，其馀皆麻纸，纸色褐”。

余欣指出“敦煌文书用纸通常是由大麻及楮皮造成，极少数为苎麻或桑皮所制，从未见所谓‘宣纸’者”。

也就是说，该卷不但内容伪，而且纸张也有可能是后人伪冒的。[2]这种情况多半与后人利用前代纸张原有的空白书写有关。如敦研352号，正面为《大般涅槃经》卷三六，字体楷正秀丽，应为敦煌写经无疑。

背面则为另一人所书，内容似为道经，无题，《甘肃藏敦煌文献》题作《道经》，叙录中说：“经名待考。从文字的写法看，不像宋初以前人所书，可能是本卷从藏经洞出土后，今人利用背面所抄写。书体拙劣，墨色浮。”[3]《甘肃藏敦煌文献》编者谓本卷背面所写“不像宋初以前人所书”，极是，进一步的论证请参看本章第三节例五。

题记通常在正文之末，交代写本抄写日期、地点、目的以及抄写人等，是研究写本内容的宝贵资料。有题记（尤其是名人题记）的写本往往身价倍增。
伪造者为了抬高写本价值，有时便利用正文末原有的空白，杜撰题记。

如西北师大6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七一，首尾完整，卷首“初分难信解品第卅四之九十”品名下署“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卷末篇题后有题记云：
“贞观二年史文华写。”但字体与正文明显不同（图19-1）。

《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三卷收入此卷，施萍婷在卷端的“概述”中说：“《大般若》只有玄奘译本，而玄奘贞观三年始赴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龙朔三年（六六三年）才译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贞观二年，玄奘尚未西行取经，此时哪里有甚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汉译本！但是，此件的纸和字是真的，只是题记是无知者为得高价而加上去的。”[4]施先生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原藏者利用原卷卷末馀留的空行，加上“贞观二年史文华写”题记，结果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古代书画如果有名人的题跋或鉴赏印章，等于其真实性得到确认，自然也是身价倍增。

近人李盛铎（1858-1937）曾从甘肃押运入京的敦煌写本中攫取部分精华，当时广为人知。李氏去世后，其印章落入书商手中，书商为抬高自己经手的敦煌写本的身价，便加盖李氏鉴赏印章，甚或伪造李氏印章钤印其上。

近人恽如莘《书林掌故续编》记载：“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5]荣新江教授在对李氏藏敦煌写本及其印章作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也说：“李盛铎家中有敦煌真卷，是引发谋利者托其名以造假的根源所在。李盛铎印鉴的流失，为这种造假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造假者可以用真印印在伪卷上，也可以模造一个假印印在价值本不高的真卷上，以李家真卷的名来求得高价。”[6]

这种混入敦煌文献的非敦煌文献写本应该说并非伪卷，但两者的鉴别方法有共同性，所以也放在这里一并加以讨论。

我们在上一章谈敦煌文献断代时已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又如《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305页至326页间有十馀件字书碎片，《俄藏》均未定名，据内容、字体及行款，可以推知这些碎片来源于同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音》写卷，据经本，先后顺序如下：
Дх.19027、Дх.19010、Дх.18977、Дх.18981、Дх.19033、Дх.18976、Дх.19007、Дх.18976、Дх.18974、Дх.19052、Дх.18981、Дх.18981。
碎片中切音用“××切”，“戀”字作简体字“恋”，皆其他敦煌写本所未见，而为宋代以后所始见；

又“阐明”的“明”字原卷作“”，缺末二笔，当系避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父德明讳。据此，上揭《大方广佛华严经音》碎片当属西夏黑水城文献，而非敦煌藏经洞之物。[7]

土地庙写本是否来源于藏经洞，学术界有不同看法[8]。笔者检视该批写本时，也发现了若干区别于敦煌写本的蛛丝马迹。如敦研12号《粮食入破历》，《甘肃藏敦煌文献》叙录称此件“土地庙出土”。

但如图19-2所示，该卷多处把“斛”字写作“”形（合“十斗”二字会意），这种写法的“斛”字经见于吐鲁番写本文书[9]，而敦煌写本中则别无所见。所以该件是否确为敦煌写本，或者说是否的确来源于藏经洞，恐怕是有疑问的。

伪卷或用机器造纸，多用树木为原料，纸张略薄，抖动声音发脆。即便同样是手工纸，由于年代不同，原料不同，纸感纸色也有区别。但必须注意前代纸张被后人重新利用的现象。

戴仁《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一文指出：“那些原先是仅写在一面上的各种形式的写本，后来又重新使用了被留作空白的背面……这种重新使用的作法最多地是发现于汉-藏文写本中。”[11]……其实，由于当时敦煌纸张的紧缺，重新利用的现象也常见于汉-汉文写本中。近代的作伪者东施效颦，也“用由敦煌盗出之唐人写经纸和旧墨及其书仿之”[12]，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但敦煌写本的形制原来就不划一，加上作伪者存有模仿的可能，所以在鉴别真伪时，写本形制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来使用。而伪卷墨色较浮，墨与纸张纤维的结合不够紧密。部分敦煌写本遇水潮湿，卷面有水渍印，但由于书写在前，潮湿在后，所以水渍印浮在字面上；有的伪卷在写字前也伪造了水渍印，但往往字迹浮在水渍印上，作伪痕迹明显。

同一卷号的敦煌写本如果出于同一抄手，前后的书写风格应该是一致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呈现他所在时代的特点。而造伪者虽然也会竭力模仿古人的书写风格，但要完全体现这种风格是困难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造伪者所在时代的书风，从而露出破绽。

而伪造者为了抬高写本价值，往往杜撰名人题记，纪年也动辄是魏晋六朝，但由于不懂历史，常常会露出马脚。

另外伪造的文献通常是一些最为常见的经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而且往往是在敦煌文献中有所本的，假如我们能找到伪卷的底本，一加比较，则妍媸立现。

相反，假如我们在敦煌文献及其他传世文献中无法找到“伪卷”所据，那么是否确是“伪卷”也就成了疑问。但一些小馆和私人藏品，则由于来历不一，存在伪卷的可能性较大。

通过对相关书目、藏家题跋和印章等的研究，弄清写本的来历和传承经过，是判断写卷真伪的重要一环。特别是许多伪卷都和近人李盛铎（1858-1937）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故凡经李氏收藏或盖有李氏印章的写卷都应重点给予“关照”。

敦煌伪卷概观

敦煌文献主要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文献。

一、全卷伪

即卷子内容连同纸张都是后人伪冒的。

又如本章第三节所举前四例，卷子内容连同纸张也都是后人伪造的。

内容伪

卷子内容为后人所写，但纸张却是真的。

题记伪

卷子内容、纸张都是真的，但题记却是后人伪造的。

收藏印章伪

卷子真，但收藏者的印章是后人加盖或伪造的。

其他写卷混入

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后期入藏及一些小馆收藏皆有部分非敦煌文献混入敦煌文献之中，相应的出版物亦多混杂而未予揭示。

敦煌研究院藏写本中，有一部分是1944年从土地庙中发掘得到的。

敦煌伪卷鉴别方法

敦煌伪卷的鉴别方法，前贤已有许多先行的研究，对此，戴仁、方广锠、荣新江等都作过系统的总结[10]，本节主要根据他们的归纳，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纸张

敦煌文献用纸都是手工制作，多为麻纸，纸张略厚，抖动声音发沉；

二、形制

如同上文第十八章《敦煌文献的断代》第四节所说，敦煌写本纸张的大小、每纸行数、每行字数、界栏的高宽及划法等等都有一定之规，可用于鉴别写本真伪的参考。

三、墨色

敦煌写本历年久远，墨色沉而不滞，墨与纸张的纤维紧密结合，部分卷面摩擦较甚者，纤维有露白现象；

四、笔迹

不同时期汉字的书体各有自己的特征。

五、内容

敦煌文献大抵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人物、时间、地点往往是可靠的，即使有误，也是无心之误。

六、流传

一般来说，英、法、俄、中四大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的敦煌文献基本是可靠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后期也入藏了少数疑伪写卷），尽管其间也混入了若干非敦煌的写本。

[1]《浙敦065号文书伪卷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41-47页。下同。

[2]笔者经目验原本，该号四纸，仅左下纸黄宾虹题跋为宣纸，其馀皆麻纸，《浙藏》叙录“右下纸为宣纸”的“右下纸”应为“左下纸”之误。黄宾虹题跋所用的宣纸为今纸没有疑问，其馀三纸皆麻纸，呈褐色，似确为古纸。

[3]《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

[4]《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卷，卷首“概述”第4页。

[5]转引自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4页。下引周钰良《我父亲和书》一文荣氏亦已引用。

[6]《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4页；又改题《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本段内容亦主要据荣氏此文改写。

[7]说详拙作《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3期，第26-35页。

[8]主张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的，以施萍婷为代表，详见施氏《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39-46页；又《甘肃藏敦煌文献》卷首“概述”，第4-5页。认为非源自藏经洞的，以李正宇、池田温为代表，详见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92-97页；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敦煌文薮》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1-38页。

[9]参看拙著《汉语俗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9-360页。

[10][法]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赝品》，刘冰译，《法国汉学》第5辑（敦煌学专号），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李伟国主编《敦煌话语》“敦煌遗书的辨伪”节引方广锠语，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2-205页；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十八讲《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第353-364页。

[11]《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原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74卷，1985年；收入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37页。

[12]雷梦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1990年，第67页。

文章节选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