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世界工厂里的“镜像”究竟是什么 | 东莞制造业镜像

尽管制造业缺人，但企业并没有过于悲观，一方面，旧有产业没有停止进化，另一方面新的业态在不断涌现，制造业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与此同时，来自成本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挑战又的确是巨大的。

记者 |李紫宸

图源 |图虫创意

2021年7月15日到24日，我到广东省东莞市进行了为期10天的采访，主题围绕近年在工厂“用工荒”背景下该市制造业发生的最新变化。我试图给该地制造产业勾勒一幅能够尽量接近真相的肖像。

做这个专题也是因为，近来在国际关系日渐撕裂的大环境下，国内对于中国制造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讨论颇多，乐观的论调认为，中国制造在诸多产业上已经赶超先进制造国；极度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制造始终囿于中低端，在人工成本上升、国际分工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前沿地区之一，珠三角的东莞有其地域的个性，但地方产业的发展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内制造业的诸多共性，这是该系列报道定名“东莞制造业镜像”的缘由。幸运的是，采访期间，该地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研究当地经济的学者，对于来访一律抱持开放、坦诚的心态，交流的效果是良好的。

我的观察结果是，尽管制造业缺人，但企业并没有过于悲观，一方面，旧有产业没有停止进化，另一方面新的业态在不断涌现，制造业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与此同时，来自成本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挑战又的确是巨大的。

换言之，中国制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兹将若干结论总结如下。

一、工厂“缺工”是普遍的，用工会成为很多制造企业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这是我走访的数十家企业给出的共同反馈。和脑力劳动者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相比，工厂中的劳动者流动性（淘换率）始终更高，这给企业的稳定发展和技术的积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企业管理者认为，基于父辈的努力，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观，他们不再乐意接受上一代的工作模式。

成本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压力。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相比，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人力成本上升，机器换人的潮流势不可挡，劳动密集型企业势必无力生存下去。

二、制造业“缺工”不代表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的短缺。

缺工不意味着中国真的缺少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缺工”像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这与就业结构有很大关系：首先，中国人才市场供给的结构性问题突出，每年大量高等教育学历的年轻人存在就业难问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又不愿意进入生产系统，制造业不是他们的优选项。其次，互联网尤其是电商的兴起，又让全社会业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分流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去向了非制造业。

三、教育制度安排的滞后性。

人力资源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也跟教育结构紧密相关，但教育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现有的教育制度安排远落后于市场的变化和产业的需求。产业结构一直在转型升级当中，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相应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现有人才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并不匹配。职业技术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

四、让人流向制造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制造业因对缺乏吸引力进而阻碍了自身的创新能力发展。但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一个系统性的改变。它需要文化基础，例如对制造业劳动者的社会尊重和认同，同时也有赖一个健康经济结构的支持。

五、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业版图上的枢纽。

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业的枢纽，即便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短期内也不会改变这个格局。在东莞可以看到，除了服装鞋履、电子代工等少数人工密集型产业的外迁，东莞依然是那个产业形态极为丰富的制造之都，甚至产业的丰富程度比以前更高。所谓的制造业外迁没有想象地那么严重，至少目前如此。

六、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工厂智能化的时代已然到来。

机器化替代，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脚步更快，涉及的范围更广。企业管理者认为，再过几年，智能化会在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铺开，平台性公司和技术的崛起，提供了底层的服务，中小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加便捷简易的操作，实现车间的智能化生产和管理。

七、创新在制造业不断发生。

创新在制造业不断地发生。这是基于中国产业链发展至今形成的固有优势，新能源汽车、国产手机、国产机器人等产业的兴起，必然在中国发生。正如企业管理者所言：“在东莞，你可以做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

八、高精尖技术领域几年内无法追平发达制造国。

高精尖的产业链环节，中国与全球顶尖者的差距还是很大。追平这种差距需要时间，不是短期就能弥平，即便是数字化革命也无法缩短其进程。

很多情况下，最终产品的差距不是仅由某一个环节造成，而是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差距，例如，在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环节即已经形成了区别。

九、重新定义“产业工人”。

伴随时间的推移，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上一代制造业劳动者正在退出历史，产业工人队伍即将完成代际的更迭，年轻的第二代产业工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群体特征。在技术浪潮的推动下，“产业工人”需要被重新定义。

第二代产业工人在从业环境、职业认同感、社会待遇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诉求。这种变化是是由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共同推动和决定的。科技的进步让第二代工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社会的进步则使得体力劳动者（蓝领）和脑力劳动者（白领）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上的差距逐渐缩小。

十、人的流动性背后是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工厂中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背后是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通常情况下，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涌向发达地区的工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力在其工作地定居。

十一、房价是制约制造业竞争力的突出因素。

高昂的房价对一座城市的制造业竞争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房价使得企业生产成本日益抬高，这不仅造就了国内制造业在不同地域中的转移，也适用于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十二、大量三线以下城市制造业面临较大的挑战

制造业的竞争背后是城市间的竞争。由房价、人才政策、交通、教育、医疗、人文环境等共同构成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决定了人才的流向。

东莞的制造业位于具有人才吸引力的珠三角，产业链的的积累、创新要素、技术要素和人才要素的聚集，让它能够持续良性发展下去。但对于四五六七线城市的制造业，由于人才上乏善可陈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面临挑战。尽管对于多数产业，目前中低端制造依然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与此同时用工成本还在可承受范围内，这让大量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尚有喘息的空间，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命运或许会变得不可捉摸。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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