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苏常熟，天下足”，且看湖广如何代替苏州成为粮仓

从南宋时期开始，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江南地区的农业水平发展迅速。苏州、常州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中心。

民间流行“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而明清时期，苏州、湖州及太湖流域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商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提高，农业商品化倾向加剧。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大量耕地改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粮食产量随之下降。

且人口数量繁衍迅速，形成人多粮少的缺粮局面。与此同时，湖广地区引进优质早产稻与耕作方式，粮食产量不断提高，通过湘鄂赣三省粮食集散地，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向江南地区输送大量余粮。于康乾时期，“湖广熟”取代“苏常熟”，湖广地区成为全国的粮仓。

“湖广熟”取代“苏常熟”

一 “苏常熟”的衰弱

1 赋税差异

唐宋以来，江浙一带就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财赋来源。明清时期湖广与江浙在赋税上的差异更为明显，成为影响两地粮食生产与贸易的重要政治因素。明人邱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中，邱濬进一步解释了韩愈提出的观点，认为苏、松、常、嘉、湖五府承担了

全国大部分赋税。指出洪武年间，全国赋税以石为单位总计 2943 万余中，浙江达 275 万余，苏州 280 万余，松江 120 万余，常州 55 万余。一省三府的税额就超过了总额的四分之一。苏州府以约全国 1%的农田，负担了近 10%的赋税，可谓“苏松熟，天下足”。

2 经济结构变化

“苏常熟，天下足”的衰弱，除了有人口压力以及重税负担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其农业本身的结构属性发生了变化。

明代起政府就鼓励江南地区种植棉花，主要产区在松江府、太仓州，松江府“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受益于棉花的高产量，棉织业在明中叶后逐渐推广开来。江南产的棉花主要输出邻省，南贩至福建、广东，其商品经济特征明显。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发展过程中，江南地区人口与耕地未成同比例增长，人均耕地不断下降，粮食输出的情况逐渐停止。而沉重的赋税使得广大种粮的农民不得不寻找其他生存之道。改选经济作物木棉与蚕桑，通过直接的市场贸易或进一步加工为棉布与丝绸，获得远超过水稻的经济利润。

手工业由此获得了发展，甚至出现了雇佣关系。这既得益于商品经济的活跃，给棉花与丝绸产品提供流转的市场空间，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蚕桑经营规模。

这一方面压缩了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导致粮食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力趋于饱和。另一方面，促成了手工业、商业市镇与商品转运地的不断壮大，“不农之人”增加，产生大量的粮食需求。

如此一来，手工业商品与原材料、粮食供应地之间就形成了互补的贸易关系，区域间商业繁荣，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

二 “湖广熟、天下足”

1 湖广粮供应“天下”

明代初期，随着江西大量移民涌入湖广地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垸田兴建，土地大面积开垦。水稻的种植面积、粮食产量与商品率大幅提高，水稻种植业在农业经济结构中占比不断扩大。同时，明朝湖广地区具备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产生大量的余粮得以输出至以江浙为代表的外省缺粮地区。邻近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也藉由汉口米市转运各地，吸引大量商人逐利而来。加之漕粮、军米的官方调拨，故在明代中期人称“湖广熟，天下足”。

早在明天顺年间，最迟至成化、弘治年间，此谚语已经在湖广及京师流传。结合当时谚语传播时的国内米粮运转形式，主要产米区及粮食来源还是在太湖流域的江浙一带。

此谚语的初衷在于强调湖广地区粮食生产的较大潜力，对比江浙与湖广地区，判断地区是否有能力生产、外运粮食，要看其是否具备米粮高产区、中转集散地的供给条件，更需要满足地区总消费量小于生产量的消费市场条件。

此时湖广地区外运之势也已初具规模。在国内赞扬湖广地区的高度评价下，其实际粮食生产水平低于江西，更不如江浙。

2 湖广粮与江西

在明清时期湖广米粮外运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江西凭借自身产粮优势与九江转运地位，与湖广一同，支撑起“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

一方面，人们谈及长江中下游米粮运输情况时，往往将江西与湖广相提并论，说明江西作为输出地对长江下运粮食的支持。另一方面，江西与湖北、湖南都产生了米粮互补的直接关系，调节着湘鄂赣三省区粮食供需关系的平衡。

在清代长江中游湘鄂赣粮食区大量商品粮供应全国的现象中，湖南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合理的人口规模，作为主要的粮食产区与供应者。

湖北占据长江大段的主干道，水陆运转便利，由于自然灾害与人口增殖，更加偏向于粮食集散、转运功能；江西开发历史较早，经济水平较高，作为次要粮食提供地与中转地，维持着地区的粮食供求平衡。三省各有分工，互相支持，完成“湖广熟，天下足”的壮举。

江西米商与湖广米业

明初开始的移民浪潮也促进了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的流动。“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现象背后，离不开江西商人对湖广米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湖广米业在受外来商人把控的局面下不断发展壮大。至康乾时期，米店、粮行广泛分布于湖广，其米业组织渐成体系。但由于粮食商品化，农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其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一 江西米商在湖广

1 江西米粮贸易传统

江西经商历史悠久，自唐宋时就可见江西商人的活跃，至明清时期发展兴盛，成为我国十大商帮之一。江西自隋唐起，鄱阳湖及赣江流域开始逐渐发展成重要的粮食产区，宋代，江西利用新型农业工具、水稻新品种以及兴修水利工程，提高了粮食生产力，几乎各州都盛产粮食。

明清时期江西继续保持着两宋以来全国主要水稻产区和大米输出省的重要地位。在整个米谷贸易活动中，除了政府官方的仓储、赈灾、漕粮等制度以外，其主体部分还是民间商贩的贸易活动。

在利益驱使下，众多江西商人将本省余粮收集，顺赣江而下，进入长江运往安徽、江苏等下游省份，或者在省际交界翻山越岭，以水陆结合的方式向潮州、广东贸易，活动范围较大。明人吴应箕江西商人在不断的粮食转运贸易实践中，逐渐积累了较为完善的行业行为准则。自唐宋起对江浙一带输出粮食的米商习惯与理念，也随着湖广开发而广为传播，将湖广纳入江西一起，逐渐成长为长江中游共同米粮输出区。

2 江西米商遍布湖广

随着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毗邻又广阔的湖广地区，为江西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地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之说。

由于身处他乡，为了减少经商风险，江西商人往往以同乡、亲戚或同业关系，建立互助组织。这种外来商人组织被称为“客帮”，而商帮因实际事务处理需要，建立聚集、议事的场所称为会馆、公所。

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在湖广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张，江西商帮以万寿宫为代表，在湖广地区建立起许多会馆，至康乾年间为最胜。其中，米粮贸易作为江西与湖广之间的主要商业内容。在各地江西客帮会馆中都可见江西米商的活跃身影，说明江西米商在湖广影响力较强，范围较广。

在汉口、沙市、长沙、湘潭等商业重镇中，江西商人活动最为频繁，不止建立了以万寿宫为名的省馆。在周围县还存在各府、县商帮所建的府县会馆。

二 清代湖广米业

1 米行之盛况

清代粮食商品交易的具体过程主要以出售者、购买者和中间商三个角色构成。出售者为广大散落农户，一般是地主为多，其可供出售余粮较多。

购买者从小本粮商至大型商号皆有。小商贩以一斗一盆深入不成规模的产粮地，收零碎散粮；大粮商资本雄厚，有固定的存米仓库与交易场所，在交易过程中占主要地位。收米之后，由自己运营的船只或委托民船运输至各处米市，进入粮行。

除了收米卖米，米粮加工、门市销售、中间代理等都是粮行同时进行的粮食业务。粮行既是提供给买卖双方谈成生意的中间场所，又据米价囤谷售卖，是米粮交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粮食产出地到供给地，从农户至粮商、粮行，出售、购买与中间商的角色多有转换。层层集散，每一道程序都需要相应的费用，由此养活了米业从业者的同时，也扩大了其商业网络。

2 米业之局限

清代，湖广地区各级米市、米行不断建立与拓展，城市和市政的商品经济与市场贸易十分繁荣。但湖广米业中也存在着由于初期受江西等外来商人把控商业而形成的固有局限。

清前期，湖广地区整体的商业活动其实发展有限，但米谷已经成为当时商贩追捧的对象。在促成“湖广熟，天下足”的大量商品粮的同时，也要看到粮食作为一种民生食物，在湖广地区逐渐具有了经济作物的属性，压制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生存空间。

但即使粮食产量可供“天下”，其利润低下的属性以及粮食贸易中多数利润被多层转运商贩所赚取。仅凭贩卖米粮，多数当地居民仍保持贫困甚至难以户口的生存状态。

湖广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又不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基于水稻种植的商品粮食，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承受近乎灭顶之灾的冲击，广大粮民生存基础都无法保障。

且当湖广与江南地区间互补关系确立，正式纳入全国市场之后，粮食生产的地区功能被进一步强化。

全国对湖广“米粮提供者”的身份认识固化，其内部经济转型的动力就一直被压抑。在整个米粮转运贸易的过程中，其最大获益者是来此贩运的外省商人，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

直到清末地方社会各阶层逐渐发展壮大后，米行等地方商人也着力于与官员结合垄断囤米，控制米价，来提高自己的收益，并未尝试其他更有效率或改善经济结构的做法。直至清末民国口岸通商，更多商人与先进的商业理念传入湖广，其发展模式才稍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