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考古，始自地质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与仰韶文化发现的关系

百年中国考古，

始自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调查所与仰韶文化发现的关系

文 / 刘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廖辞霏（天津师范大学）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始是同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的名字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安特生在中国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这段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陈星灿在1991年发表的《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写的。

1921年安特生、袁复礼等人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起点，而仰韶文化也被视为是解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关键。

2021年，恰逢仰韶遗址发掘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于2021年10月17-19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成功召开。

图1：仰韶文化博物馆

毋容置疑，安特生主持的仰韶遗址发掘和“仰韶文化”的提出，是百年中国考古史上的大事，而安特生、袁复礼与安特生的私人采集员白万玉、刘长山、陈德广、姚某等所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1921年时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为仰韶文化的发现所做的贡献，相较而言则更鲜为人知。

Part 01

早期的中国地质调查所

中国地质调查所（英文名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或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成立于1913年（时称工商部地质调查所），而有专任所员、独立预算、特别所址及正式工作者始于1916年（当时直接隶属于农商部，后来因政府机构迭变，先后隶属于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工商部、经济部等，其中1941年为了与地方地质调查机构区分，正式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

它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化之肇始，是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立研究机构，1951年1月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最终于1951年5月7日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之一，详见文献：刘强，地质科学，2022年第57卷第1期294-314页）。

1913年9月成立的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除了所长丁文江之外，并无具备地质基础的中国籍调查员，而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大学开设地质学专业培养学生。因此，在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支持下，丁文江在工商部下创办了培养中国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的地质研究所，于1913年10月正式开学。

1914年1月工商部与农商部合并为农商部，因此这两个机构改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和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4年初到年底，丁文江去云南贵州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章鸿钊就成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而从比利时归国的中国第一位有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翁文灏被聘为地质研究所的专职讲师。

图2：位于北平丰盛胡同3号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室，1916年7月学员毕业后成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办公场所

1913-1916年的地质研究所，其师资力量主要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农商部内一些具有地质或者采矿、冶金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们从事兼职授课。1914年安特生来中国后，在地质调查所内也有一间办公室，同时承担起地质研究所教师的职责，除了授课之外还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最后还充当考官，为毕业考试进行评判。

图3：1915年部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学员合影

（从左至右：卢祖萌、叶良辅、徐渊摩、周赞衡、徐韦曼、朱庭祜、刘季辰、李学清、谢家荣、赵志新）

1916年1月-10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曾改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局，为农商部直属机关，其中局长由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兼任，丁文江和安特生被任命为地质调查局会办（副局长）。但是安特生认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不适合担任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因此实际主事的人还是丁文江。

11月，地质调查局再次改名为地质调查所，任命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股股长，翁文灏任矿产股股长，章鸿钊任编译股股长。安特生的两位瑞典籍助手，地质学家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gengren，1884-1980年）和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1879-1963年）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丁格兰和新常富二人在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务顾问后，于1914-1917年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

经过三年的培训，1916年7月，22名学员完成学业，其中18人获得卒业证书、3人获得修业证书、1人未获证书。

图4：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部分学生与教员章鸿钊（前排中）、丁文江（前排右）和翁文灏（前排左）合影

获得卒业证书的18人全部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其中叶良辅、赵志新、王竹泉、刘季辰、谢家荣等五人为调查员；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萌等七人为学习调查员；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等六人留所学习。至此，中国地质调查所终于结束了“有名无实”的窘况，开始了中国人自主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新时代。

Part 02

安特生与袁复礼

提到“仰韶遗址”、“仰韶文化”，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年）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1893-1987年）。这两位先生虽然都可以称为考古学家，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第一身份是地质学家。

更为重要的是，1921年冬季他们在河南省渑池县开展仰韶遗址的发掘工作时，他们都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安特生是农商部的矿政顾问（1914-1925年春任职）兼地质调查所陈列馆的馆长（1920-1925年春任职）；袁复礼是地质调查所新聘任的技师（1921-1927年任职）。

图5：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年）

（一）仰韶遗址发掘前

安特生在中国的主要科研活动

安特生（1874.7.3-1960.10.29），即Johan Gunnar Andersson（约翰·古纳·安特生），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遗产现主要收藏于瑞典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

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出生于瑞典中部小镇Kinsta。1892年他进入瑞典最负盛名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学习，1901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地质学助理教授。1901-1903年，他两次参加瑞典南极考察团，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探险活动之中，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很快被人们公认为优秀的地质学家。1906-1914年，他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图6：安特生与瑞典探险家Carl A. Larsen、Otto Nordenskjold在野外

图7：现在的瑞典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1910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1届万国地质学大会（后来称为国际地质大会）上，安特生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

为了给这届大会留下长久的有价值的遗产，他作为组织者邀请世界各国合作，对世界的铁矿资源进行调查。该倡议得到广泛支持，最终的结果是出版了1000多页两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专著和一幅地图，其中有一章介绍中国的铁矿资源。

他自己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作为大会组织者进行世界范围的铁矿资源调查，中华民国政府才会邀请他到中国，与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合作，去调查矿产资源（主要是铁矿和煤矿）。

1914年，应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经印度进入新疆，于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平，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

刚到中国不久，安特生就根据一位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 C. Mathiesen）家里的一块赭红色肾状赤铁矿标本，敏锐地派出助手去现在的河北省宣化县龙关地区做初步调查，证实在宣化龙关辛窑存在一个巨大的铁矿。

同年10月，安特生和助手对辛窑铁矿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并根据地质背景推断庞家堡方向应该有延伸的铁矿，同年11月，在龙关、宣化和赤城地区开展广泛调查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技师、瑞典地质学家新常富证实了庞家堡铁矿的存在。

安特生因铁矿勘查有功而在1915年春季得到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并用标本和剖面图等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汇报。1916年10月他因此贡献获得了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三等嘉禾奖章。

图8：1916年10月安特生获得的三等嘉禾章证书

为了开采龙关地区的庞家堡铁矿，1918年初龙关铁矿公司成立。因需要从庞家堡修建一条铁路连接京绥线上宣化站，但线路山陡沟深，修建困难，公司无奈请安特生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帮忙。

安特生根据1914年野外考察了解到的地质背景，放弃原定线路另行踏勘选择新的路线，并在宣化附近的烟筒山地区发现了分布广泛的铁矿露头，命名为烟筒山铁矿。

龙关铁矿公司马上进行改组，新组建的公司叫龙烟铁矿公司。后来，安特生还带领中国地质调查所朱庭祜等人一起在北平西郊选址，为建立石景山炼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做贡献。

因此，作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在中国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带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朱庭祜等人一起发现了著名的龙烟铁矿。而这一成绩，也被中国地质调查所视为早期矿产勘查的重要成果。

图8、图9：1931年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出版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将龙烟铁矿的发现作为矿产资源勘查的一大成果纳入

图10：1918年10月农商部给矿政顾问安特生襄助龙烟公司调查地质颁发的护照

图11：1918年7月，农商部呈报给大总统拟给予矿政顾问安特生一等奖章的政府公报

安特生在回顾他在中国的活动时曾经写到：“1921年之前，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检查和上报各种类型的矿物沉积上，但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政治分裂和几乎连续的内战，导致了好的状态中断、资金越来越短缺，以至于我的连续的技术活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向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提出采集化石的建议，采集的化石可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瑞典的各个博物馆之间进行平分，而所有必需的资金则由我负责从瑞典筹集。丁文江欣然响应这个建议，并且卓有远见地提出，基于这些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主办的Palaeontologia Sinica（《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

安特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化石采集活动要追溯到1914年，他的第一次野外活动是到北平西部的斋堂煤田（Chai T’ang coal-field）考察，在那里他采集了与煤层伴生的砂岩和页岩中大量的漂亮的侏罗纪植物化石。

1916年春季，他到山西南部调查铜矿。完成任务后到达黄河北岸的垣曲县（Yuan Chu Hsien），他计划跨过黄河通过河南和陇海铁路回北平。在6月16日一早过黄河时，他发现河岸边10米高的陡崖，其中有细小但美丽的贝壳。后来，经过N. Hj Odhner博士鉴定，证实安特生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始新世地层。这个偶然的发现，让他下定决心要对华北的新生代沉积和包含在其中的化石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

1917年，安特生向一个他非常信任的、有能力的朋友——瑞典法院首席检察官Axel Lagrelius去信寻求支持，希望得到45000瑞典克朗用于采集中国的动物标本、植物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这个能量巨大的朋友牵头于1919年9月15日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China Research Committee），去支持和资助安特生在中国的采集活动，1921年，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继任该委员会主席职位。

1918年2月，安特生从燕京大学化学教授吉布（J. McGregor Gibb）得知，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附近的村民常在一座山岗捡到小动物的骨头，误以为是鸡骨，便将山岗称为“鸡骨山”。他于3月份前往周口店，在火车站东南4km的鸡骨山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考察，在充填裂隙的沉积物中采集到一些鸟骨和小的哺乳动物骨头，并于1919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Geografiska Annaler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描述（P265-268）。他自己认为这个发现本身意义并不是很大，但却是他在中国采集脊椎动物化石的第一次。同时，这次考察也为1921年、1923年奥地利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周口店再次进行发掘、找到两颗人类牙齿奠定了基础。

1917年6月，安特生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起草了一个通函给传教士和其他可能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在通函中他用一定的篇幅解释了中医中“龙骨”（lung ku）和“龙牙”（lung ya）的意义，即骨头化石和牙齿化石（绝大多数是第三纪的哺乳动物）。在信函的结尾，他呼吁所有感兴趣的人告诉中国地质调查所关于哺乳动物化石的任何线索。

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特别有价值的报告主要来自于河南省的瑞典传教士，比如河南府（Honanfu）的Rev. R. Andersson，渑池县（Mien Chih）的Rev. M. Ringberg，尤其是新安县（Hsin An）的女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森（Maria Pettersson）。

根据这些线索，安特生于1918年晚秋对河南的一些地点进行考察，得益于新安县女传教士Pettersson的大力帮助，安特生成功地确定了两个非常丰富的上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点，一个是新安县的Shang Yin Kou，另外一个是渑池县的Lan Kou，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渑池县的土地。在这次旅途中，他还在更新世黄土中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骨头。

图12：1918年深秋，安特生在河南省进行野外调查

为了获得龙骨的原产地信息，在北平，安特生通过询问药铺，打听到在保定府（Paotingfu）的南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材市场。1918年5月，安特生派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年轻地质学家李学清（H. T. Lee）去调查了解情况，得知位于山西西北部、黄河边上的保德县（Pao Te Hsien）是一个龙骨主要产地。

根据这一线索，1918年夏季，安特生派出他的两个采集员，姚某（Yao）和张德广（Chang）去保德县。虽然由于当地并不在夏季开挖龙骨，没能完成预期的研究，但是当两个采集员经过太原府（Taiyuanfu）时，在城东5km的一个小村子Chen Chia Yu发现含植物化石的岩石。这里随后被证明是东亚最为精美的植物化石产地。安特生根据带回的标本一眼就认出了非常显著的植物，烟叶大羽羊齿（Gigantopteris nicotianaefolia），因此判断这个地点是一个非常具有前途的植物化石研究地点。

后来，这个化石植物群被斯德哥尔摩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植物部的赫勒教授（T. G. Halle）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辨认出不少于103种植物，其中不少于70种是新种，这个研究成果——Palaeozoic plants from Central Shansi（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化石）于1927年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甲种第二号上。

1918年12月，安特生再次派采集员Chang（张德广）去山西保德县收集龙骨。他成功地带回了大量的、异乎寻常的收集品。经鉴定，这些骨头基本上都属于哺乳动物（包括犀牛、三趾马、羚羊、鹿、长颈鹿、大象和大量的食肉动物等）。通过这次收集，安特生第一次获得了哺乳动物的完整头骨（在药材市场找到的只是骨头碎片或者单个牙齿）。

1919年，采集员Chang（张德广）多次去保德县，带回来的标本显示那里是一流的采集哺乳动物化石的场地。在这种情况下，安特生向瑞典研究委员会（Swedish Research Committee）和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Carl Wiman）提出申请，让维曼教授来研究这些哺乳动物化石，并且给安特生寻找一位研究助手，专门挖掘和采集这些化石。

就这样，当时正在维曼教授那里学习的奥地利青年学者Otto Zdansky（师丹斯基）被派到中国来协助安特生工作。1921年春季，师丹斯基抵达中国，他将很大的精力用于发掘和研究保德县“龙骨”。

1919年夏天，安特生因为休假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第一次造访了位于内蒙古Hallong Osso的瑞典任务站（Swedish mission station）。在旅程的最后阶段，在Rev. Joel Eriksson的大力帮助下，他成功地在Hallong Osso北边14km的地方找到了Ertemte湖相沉积，里面富含上新世的脊椎动物骨头化石。

1920年夏天，他再次来到Ertemte，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挖掘。在当地的蒙古人协助下，还采集了一些青铜器，就这样，安特生第一次对小青铜器家族（family of small bronzes）有了了解，命名为“绥远青铜器”（Suiyuan bronzes）。

安特生自己介绍，从采集哺乳动物化石的最开始阶段，他就相当注意发现早期人类遗迹的可能性。

1919年夏天，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调查员朱庭祜（1916年7月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学员）到热河（今河北北部及辽宁西南部）朝阳县（Chao Yang Hsien）进行地质调查，安特生让他顺便注意搜寻一下石器，因此朱庭祜此行从当地人手中收集到很多非常漂亮的石器。随后几年，安特生的私人采集员在北平北部山区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1920年秋季，安特生派他的采集员Liu（刘长山）去河南，主要是为了在新安县Shang Yin Kou和其他地点进一步收集哺乳动物化石。此外，安特生还命刘长山携带着地质调查所已经发现的石器标本，目的是出示给当地群众，寻找更多的石器线索。

1920年12月，刘长山返回北平，带回了600余件石器标本，许多类型都非常漂亮并且保存完好，更重要的信息是，所有的标本都来自一个村子，即渑池县的仰韶村（Yang Shao Tsun）。安特生由此推断仰韶村很有可能有一个相当大的史前的居住地遗址。

对于安特生来说，1921年是一个成就非凡的年份。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的回忆误记为5月），安特生与刘长山来到渑池县，在县知事胡毓藩的安排下，4月21日安特生一行来到仰韶村。在村南冲沟的断面上，他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其中石器与彩色陶片共存。他对这里的描述是：“这个地点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与粗糙的灰色单色陶器同时出现一种非常精细的器皿：薄壁小碗的碎片，上面有完美的抛光和黑色、红色，偶尔白色的绘画。这是远东地区第一次出现新石器晚期特征的彩陶。这些彩陶在东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俄属土耳其斯坦地区都出现过。”

据记载，安特生等人在仰韶村一住就是8天，收集采掘到大量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骨器和蚌器等，满满装了4只大木箱，通过火车运回北平农商部（石耘，文史精华，2002，第5期57-59页）。

1921年早夏，安特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朱庭祜等被农商部派到奉天西南去调查并报告煤矿。在锦西沙锅屯（Sha Kuo Tun）火车站附近，他们发现一个小洞，意外的发掘发现有石器等史前文物。

1921年夏天，安特生和师丹斯基一起到周口店，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包含早更新世类型的动物群。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推测这些石英片很可能是被人类祖先用来切割兽肉的。他觉得很可能会在这里发现人类遗迹，因此安特生希望师丹斯基两年后（即1923年）返回这里再次发掘。

（二）袁复礼先生生平简介

袁复礼（1893.12.31-1987.5.22），河北省徐水县人。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教育学家，仰韶遗址发掘者，首次发现中国早石炭世地层，在国内第一次发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从事地质教学60余年，培育出近30位中科院院士。

袁复礼1908-1912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1915年在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赴美深造，先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习世界史（学到许多考古知识）、生物学和植物学等课程，1917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学习，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1921年10月（27岁）因母病提前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任职时间1921-1927年），并立即随安特生到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工作。

1921年冬，袁复礼与谢家荣向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和副所长翁文灏建议建立一个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得到赞同后受托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大学著名古生物家葛利普教授修改和审定，最后由翁文灏译成中文。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袁复礼和安特生都是26位创立会员之一。

图13：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合影（左一为安特生）

1922年春，袁复礼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课。1923-1924年，他跟随安特生到甘青地区考察。

1925年冬和1926年深秋，一支由袁复礼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李济等青年学者组织的小型田野考古队，两次前往山西省南部夏县的西阴村进行考古，采用“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等方法进行登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用现代考古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

1927年5月12日，袁复礼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是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连续考察时间最长（1927.5-1932.5）、工作任务最重（综合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采集品最多（带回地质标本及考古文物一百多箱）、收获最大的团员之一，共发掘到各类爬行动物个体72具，不仅有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的，而且有古生代晚二叠世的，在当时是轰动中外的重要发现，为中国二叠纪、三叠纪陆相地层和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4年，袁复礼教授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北极星”奖章。

图14：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在包头第一次考察出发前合影（左四为袁复礼）

图15：1933年中外地质学者于北平西城葛利普寓所合影（前排左起：章鸿钊、丁文江、美国学者葛利普、翁文灏、法国学者德日进，第二排站立者右1为袁复礼，左1为杨钟健）

从1932年5月起，他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担任系主任。1938年起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电影《无问西东》中还有袁复礼教授的镜头。抗战胜利后袁先生一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清华园，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

图16：1948年清华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在图书馆前合影（右6为袁复礼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讲授过地质学、地文学、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经济地质学、岩石学和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他是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新构造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详见文献：杨光荣，第四纪研究，1993，第4期289-297页）。

三、仰韶遗址的发掘与仰韶文化的提出

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进入仰韶村考察时，由于当时他还没有接触过中亚的安诺（Anau）、特里波列（Tripolje）以及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材料，不知道有所谓彩陶的发现，所以他对如此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共存现象感到非常迷惑，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后面两天时间他把观察重心转移到地质方面。

但是，他始终惦记着这一困惑问题，于是第三天他又作了一次更详细的地层观察，经过几个小时的分析，他终于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址，值得发掘。

图17：安特生镜头下的1921年仰韶村

安特生回到北京之后，对所采集的石器、陶片、骨器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合自己实地踏勘掌握的有关情况，初步断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他把自己的想法先征得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的支持，进而取得农商部总长的同意和支持。

因为考古不属于农商部管辖的事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国务院，在颇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获得了批文，随后又取得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安特生终于得以实施自己梦寐以求的考古发掘。

图18：在1929年出版的《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创刊号上，安特生对1921年仰韶遗址发掘过程的描述

1921年10月23日，在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带领著名的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两位外籍博士，以及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技师袁复礼、安特生的采集员姚某、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被誉为“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1956年定陵发掘现场总指挥）等中国同事一共五人，再次来到渑池县。根据县知事胡毓藩的安排，10月25日一行人乘车来到仰韶村，住在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院中。10月27日开始正式发掘。

图19：1921年冬季，安特生（中间左2）、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袁复礼（中间左1）与仰韶村王姓村民（中间右2）和当地的神父（中间右1）在仰韶村的合影（图源自剑桥大学遗产研究中心，标明图片由Hou Junjie提供）

10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35天，安特生、袁复礼等中外学者在仰韶村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整个地点的地形调查是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完成的。这次发掘取得巨大成功，出土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这是安特生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影响极大。

但是，仰韶村虽然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却并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史前遗址发掘，因为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事发掘了奉天（现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

在发掘仰韶村期间，他们在仰韶村西6km处的不招寨，仰韶村和渑池县城之间的杨河村、西庄村相继发现三处史前遗存，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不招寨还做过小规模的试掘。

图20：渑池县不招寨遗址

仰韶村的发掘结束后，安特生回到北平，但他还派出助手姚某到河阴（现郑州市）调查，在黄河南岸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和池沟寨三个遗址。1922年他还派助手白万玉复查这三个遗址。

1923年，安特生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第五号第一册上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英文标题：An Early Chinese Culture），报告他的发掘和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仰韶文化”（Yangshao Culture）这个概念，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该文有袁复礼的中文节译，原文插图15幅，部分说明中英文对照；原文图版17幅，图版说明集中置于文末。

图21、22、23：1923年安特生首次在《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章中提出“仰韶文化”一词

陈星灿认为，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联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文化（Anau culture）和特里波列文化（袁复礼的译文是“脱里波留”，Tripolje culture）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似，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和已有的考古学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

图24：安特生将仰韶文化彩陶与近东和欧洲文化的彩陶进行对比（图源：2011年文物出版社《中华远古之文化》）

四、1923-1924年甘青考古

为了验证他的假说，找到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孔道，安特生决定在中国西北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西方文化经新疆传到中国东部必经的道路——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1923-1924年，在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支持下，安特生再次偕同中国地质地质所的袁复礼、采集员白万玉、庄永城等人在中国甘肃和青海东北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试掘。虽然他最初的愿望之一——在中国西北地区采集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基本上落空了，但是这次甘青之行，让他从一个古生物化石采集者逐渐转变为了一个考古学家。他自己回顾说“那个（1923年）夏天在甘肃的工作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明确地将我的兴趣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转向了史前遗迹研究。”

安特生于1923年5月7日离开北平，经西安向兰州进发。6月21日到达兰州不久，即沿着湟水河谷向西宁进发。

在西宁东的十里堡村，安特生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发掘，发现了石器、骨器和粗糙的彩陶碎片。8月下旬至9月下旬，安特生在回西宁的路上，在偏南的贵德县发现并发掘了著名的罗汉堂遗址。9月15日回到西宁后，因脊椎动物化石发现成果寥寥，安特生原本准备返回北平了，但他的助手在西宁西20公里左右发现了朱家寨遗址，该遗址面积庞大，分居址和墓葬区，在南面的墓葬区，他们发掘了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遗物，是当时除了仰韶遗址之外的第二次重要发现。

朱家寨的发现和发掘，是促使安特生完全放弃地质工作、全力投入中国史前考古的转折点。朱家寨的丰富收获，使安特生决定在甘肃再待上一年，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史前遗存的分布和特征。

1923年的整个冬天和1924年早春，安特生和中国助手在兰州收购了数以百计的陶器。在他后来的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精美的彩陶便是这一时期收购的。

图25：收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的甘肃彩陶

1924年4月23日，安特生等人离开兰州顺洮河南行，在洮河阶地上发现了临洮县的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袁复礼测量了准确的地形图，安特生等人进行了发掘。后来，他们又在洮河西岸的今广河县发现并发掘了齐家遗址。不久，安特生的助手们又发现并发掘了马家窑遗址。

1924年6月26日，安特生在助手庄永城的引导下，发现了洮河西岸今广河县的半山遗存。此后，他们在边家沟发现了一座没经今人盗掘的半山期墓葬，并进行了发掘。在夏天，他们又发现了寺洼文化的遗存。

图26：1924年6月30日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墓葬平面图

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在甘南的礼县、天水县境内也采集到一些彩陶片和玉器，安特生认为它们属于仰韶文化的一部分。

1924年7月中旬，安特生等人在洮河流域的工作结束。为了寻找仰韶期文化（半山）与辛店等青铜文化期之间的缺环，他派助手庄永城到西宁河谷调查。庄永城在现今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原发现了马厂文化，并发掘了两个墓葬。

8月，由于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在绿洲边缘、戈壁沙漠的南部发现了一个墓地，在这座墓地里出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几何形状的彩陶，还有一些小的青铜物体。

因此，安特生最后的野外考察是西去河西走廊。在今甘肃省民勤县，团队发掘了沙井文化遗存。除了在柳湖村等地做过试掘外，在沙井做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共计发掘了四十余座墓葬。此外，他还调查了西边的三角城遗址。

至此，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野外工作结束，1924年10月末，安特生结束了18个月的西北之旅返回北平。

1925年6月，安特生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专报》（《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甲种第五号上发表《甘肃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梳理和总结他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并根据类型学的原则，建立了甘肃史前文化“六期说”（从老到新：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的年代框架。

图27、28、29：安特生1925年发表的《甘肃考古记》

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和《甘肃考古记》（1925年）这两部考古报告，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必读的书，吸引了当时中外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目光。

四、安特生回国后与中国的联系

1925年春季，安特生与中国政府的服务协议到期。在那个时候，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前后两任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和农商部部长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根据他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项协议，允许他将所有的考古材料带回瑞典，前提是一俟整理研究完毕，必须把其中一半返回给中国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于1925年7月（51岁）返回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不仅带回在仰韶和甘青发掘的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还带回一批中国早期历史时期的考古标本。

瑞典政府立刻意识到这些采集品的重要价值，1926年瑞典国会通过议案，由政府拨款在斯德哥尔摩设立远东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也叫东方博物馆，瑞典语：östasiatiska museet），并且为安特生专门设置了一个远东考古学的教授席位，他在此担任馆长一直到1939年6月30日（65岁），才被另一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接替。

图30：远东博物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Skeppsholmen小岛上

图31：瑞典远东博物馆（2009年拍摄）

图32：瑞典远东博物馆里收藏的中国仰韶文化陶器

安特生1925年回到瑞典后，曾经两次重返中国。

第一次是1926年的秋冬季。那年5月开始，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一个对艺术和考古都有浓厚兴趣的业余考古学家）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先后访问了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安特生和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司库Axel Lagrelius也被瑞典王太子邀请在北平汇合并且陪伴访问团在中国的旅程。

9月份，安特生等抵达奉天（今沈阳），然后前往北平做准备。10月16日，瑞典王储王妃经日本到沈阳，然后乘火车到北平，后来访问了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11月18日自上海离开中国。

图33：1926年冬季，安特生（第二排右1）陪同瑞典王太子王妃等访问山西合影

1926年10月22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等北平各学术团体开会欢迎瑞典王太子的招待会上，安特生宣布师丹斯基在1921年和1923年发掘周口店遗址时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引起巨大轰动。

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一发现，考古学家李济称安特生的报告“象征性地公布了中国猿人的发现”，但当时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甚至德日进和葛利普都对此表示怀疑。不过，这一重要发现为后来促成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大规模开展周口店人类遗址发掘，最终于1929年12月2日由裴文中先生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上海期间，瑞典王太子、安特生与时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任职时间1926年5月5日至12月31日）、前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见面。1927年4月，安特生离开中国。

图34、35：1927年安特生在瑞典远东博物馆

安特生第二次返华（也是最后一次）主要是为实现此前的承诺，归还藏品。根据1925年2月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在中国采集的古生物化石或彩陶等物品需对半分，没有副本的材料在瑞典做完研究后要返还中国。1936年11月26日，他抵达上海，随后前往南京参观、访问已经迁到南京珠江路942号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址（时称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1937年2月，他再次到上海和南京，停留了五周，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等处举行演讲。在地质调查所与所长翁文灏、周赞衡（中国植物化石研究第一人）、曾世英（著名的地图大师，《申报地图》的主要编著人）见面，参观了地质矿产陈列馆，见到了他已经归还的文物。

图36：位于南京珠江路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旧址

随后，安特生还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祁延霈一起组成西康古迹考察团，考察了四川等地的冰川和史前文化遗产；到香港考察了船辽洲（Lamma Island）等地的史前遗址。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十余年，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成就，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回到瑞典以后，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还出版了《黄土的儿女》（1934年）、《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河南史前遗址》（1947年）等专著。他于1929年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在创刊号上（Bulletin No.1）简短地回顾了他在中国的活动。1960年10月29日病逝于斯德哥尔摩，享年86岁。

图37：1929年安特生创办的《远东博物馆馆刊》创刊号封面

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因时而变，大致经历了从“学者”（新中国成立之前）到“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凶”（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结束）最后再到“学者”的回归（“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1985年11月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对长期以来把政治和学术混为一谈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对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给予高度评价。此后，学术界对安特生的评价趋向于客观，研究内容涉及安特生对地质学、考古学、汉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

瑞典方面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9月为最后一次）将部分文物归还给中国，后来由于战乱，这批文物下落不明。2005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库房中偶然发现了三箱陶罐和陶器碎片（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前身），经中瑞双方鉴定，确定是失踪已久的仰韶文物的一部分。

回顾百年前仰韶遗址的发掘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我们一方面要归功于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开创性工作，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及安特生的助手、采集员刘长山、白万玉、陈德广、姚某等五位中国人，以及他们身后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没有农商部的同意和其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的支持，这一工作也不可能完成。

中国地质调查所因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而享誉世界，其实，仰韶遗址的发掘与仰韶文化的提出，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大贡献。也许，这个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国际声誉最盛的国立研究机构实在是开创了太多的中国第一，而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反而没有多少人知晓。

所以，若要说“百年中国考古”始于“地质学家”，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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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廖辞霏

审校：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