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第一例艾滋病例的接诊医生，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含义

医院救治的第一位爱滋病患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艰难吃力地用6分钟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徐大夫，徐医生，徐大姐，徐同志，徐女士，徐恩人，徐好朋友，徐知已……”

医院来了一位爱滋病患者

1990年年初的一天早上，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的徐莲芝大夫因为别的公事，到医院时已是上午10点多钟了。

她一踏进医院，便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气氛。医生护士个个表情惊恐，如临大敌。她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小护士便推门而入：“徐大夫，出事了！”

徐莲芝一愣：“怎么了？”

小护士带着哭腔说：“住进来一个艾滋病人，院长让您去一趟呢！”

院长告诉徐莲芝，病人姓黄，男性，五十余岁，科研人员，他从国外回来后做血清检测查出此病。

“黄先生现在到咱们医院治疗，由你具体负责。”

徐莲芝缓缓点了点头告辞了。50多岁的她是这家医院杂病科的负责人，杂病科，顾名思义即治疗各种少见的传染病的。几十年来，各种疑难高危病患者她见过不少，但真的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碰上一个爱滋病人。

此刻，黄正坐在门诊室外的长椅上面色蜡黄，四周空无一人，徐莲芝走向他的时候，有过瞬间的踌躇，但仅仅是几秒钟之后，医生的使命感感驱使她大步向他走了过去。

“您好，我是杂病科的负责人，我叫徐莲芝。”

没有反应，他甚至没有抬眼看一下徐莲芝。

“跟我去您的病房好吗？”徐大夫的声音更加柔和，她甚至微微弯下身，好让黄听清。

还是没有反应！徐莲芝突然间真切地意识到了他心灵深处的巨大创伤，她一把拉住了黄的胳膊。黄强的身体猛地一震！他清楚地记得，自从做过那次血清试验就没有人在一米之内跟他说过话，更不用说碰他！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仿佛他是洪水猛兽！与他同楼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把他强制迁出本区的要求竟得到一条街居民的支持。

徐莲芝想牵着一个孩子把黄带到他的小小单人病房。

徐莲芝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护士们说：“黄是我们医院接收的第一个艾滋病人，我们要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待他。”

沉默。护士们神情高度紧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徐莲芝的声调变得严肃了：“有什么想法，现在就说出来。”

“艾滋病是超级癌症呀！"终于有个细小的声音传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护士们把她们的恐惧一古脑倒了出来：“艾滋病传染很容易，染上就没治了！”“得艾滋病的没好人！”

徐莲芝此刻也正努力平静着内心的波澜。作为一名传染病医生，她更知道艾滋病传染的危险性，同时也知道，艾滋病在西方国家刚被发现的时候，许多医生曾拒绝为艾滋病者治疗。她甚至听说国内一位研究艾滋病的70多岁的学者竟也染上了此病。作为一名长者，她要对这些大多不满20岁、对预防艾滋病知识几乎等于零的女孩子们负责；作为科室负责人，她有义务保证她们的安全；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她必须完成。

良久，徐莲芝只讲了一句话：“今天我亲自来照顾黄。”

徐莲芝拿着病号服让黄花换下自己的衣服，等了一会再叩门进去拿时，她对他说了声：“我拿去消毒”便向外走去。

“站住！”一声断喝从身后突然传来，徐莲芝惊得手中的衣服险些掉到地上，她回头发现黄的脸因为暴怒已变色了。

“你拿我的衣服去干什么？”他指着徐莲芝愤怒地问。

“消毒。”徐莲芝刚说出这两个字便明白自己不该说，但已经晚了，黄冲过来，从徐莲芝手中夺过自己的衣服，狠狠地扔到房间一角。

徐莲芝忙解释：“您误会了，我们对所有病人穿进医院的衣服都要消毒，不仅是对您！”她说了许多，但黄一直背对她，余怒未消。徐莲芝退了出来，她知道需要时间，也悟出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第一条心得：轻易的疏忽都可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沟通毁于一旦，徐莲芝思索着。难于深咎的护士们

第二天上班，徐莲芝发现一个护士请假，一个护士迟到半小时，而且是母亲陪着来的。那位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徐大夫，我是来找院领导的，我女儿刚19岁，还没交男朋友，要是染上那病，一辈子就完了。”

一个刚结婚的护士嘀咕说：“我那位听说咱这儿住进个爱滋病，跟我说碰了病人回家就别想再碰他。”

另一个说：“我男朋友让我辞职，不然就分手！”徐莲芝耐心地向她们解释并不是与艾滋病人接触便会被传染，艾滋病主要是通过精液、血液来传染，只要留心，便不会有危险。

“可是，艾滋病不是正经病！”一个护士小声说道。

徐莲芝看了看她语重心长地说：“对医生来说，只有病人没有坏人。疾病是如何染上并不要我们关心，我们不应该将疾病看作对患者某种生活经历的惩罚，而应将其视为人类共同的敌人！”

徐莲芝不知道那天谈话效果如何，只是护士们再没说什么，那位母亲也悄悄离去了。她没有要求护士们为黄做任何事情，她知道，要让这些女孩子们来适应的确需要一段时间。

从那一天起，她既是黄强的主治医生，又是他的护士。原本该护士们做的事，徐莲芝都默默地做了。

一个多月后，护士们对艾滋病的恐怖开始慢慢被科学的态度替代，她们开始主动接触黄并习惯于与他相处，为他做卫生、打饭、洗衣服。但逢到一些危险性大的工作，如打针，徐莲芝还是要坚持亲自做。就是那个母亲曾跟到医院来的护士，有一天竟主动要求给黄打针，她说：“徐大夫，这本来就该由我们做，以前是我们太无知，太不尽责了。”徐莲芝却不同意，她说：“还是让我做吧。我这个年纪的人，即使万一传染上人们也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你们就麻烦了。”

开启一颗闭锁的心

黄心灵深处的苦痛是外人无法了解的。他有时很平静，呆望窗外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他会莫名地发脾气，摔东西，暴跳如雷；而另一种时候，他显得非常脆弱，或者绝望地抱头痛哭，或者默默流泪。

徐莲芝知道，疾病的治疗只有与心灵的治疗结合起来奏效，但走进黄的心灵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很少说话，即使是问病情，他也总是尽可能用手势及点头、摇头来回答。为他打针，他伸出的胳膊麻木得像是在为别人的肌体注射；为他送药，他一动不动非等徐莲芝走后才服用；因为他主动把饭送到床头，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这种时候，徐莲芝就会想：属于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许三年五年，也许一年半载，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只能在这种灰暗的心境中度过吗？

一颗女性细腻、慈爱的心在默默思索着。

一天，徐莲芝将一套干净的病号服送到黄的房间，请他换下那身已穿了一个星期的病号服。半小时后，当她来取衣服时却发现黄正在吃力地洗着脏衣。她立即抢上一步接过脸盆说：“你是病人，我来洗。”

黄一愣，疑惑地说：“你，不怕？”

“我不怕！我是医生，我没有权利害怕。”徐莲芝拿走了衣服。但她不知道，黄感激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

还在一点点改变。一天，徐莲芝给黄打完针正想离开，黄却突然开口说：“下次，您带副手套给我打针吧，小心传染。”

黄住进医院时头发就很长了，住进两星期后，徐莲芝决定给他理发。找专业理发师是不可能的，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不了解艾滋病预防的常识，将是十分危险的。徐莲芝决定亲自动手。当她拿着理发工具来到黄面前的时候，黄却死活不答应。

黄诚恳地说：“徐大夫，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病！”

徐莲芝轻松地说：“你别多虑，我是医生，会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

黄仍不答应，徐莲芝不得已用命令的口气说：“病人要听大夫的，坐下，让我给你理发！”黄强不再说什么，顺从地坐了下来，当徐大夫把刀剪下来的时候，他一动不敢动，唯恐无意加害了徐医生。理着理着，徐莲芝发现他的脸上淌满了泪水，他的肩膀居然地抽噎着，以致于徐莲芝不能不停下来劝慰他。

从那一天起，一颗孤独冷寂的心完全被启开了。徐莲芝似乎是无意间将一本杂志遗忘在黄的病房，那本杂志的首篇文章是《一个艾滋病人最后的两年》。文章讲述了一个美国男子染上了艾滋病，当他知道一切已不可挽救后，他不允许痛苦的情绪困扰自己，从工作中得到快乐，于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过得很充实也很甜美。黄还在文章结尾的空白处看到了一行娟秀的钢笔字：“我们不见得非要有这样具体的行为，但我们不应该让痛苦折磨自己。”

没有人知道黄将那篇文章看了多少遍，但他的确开朗多了。徐莲芝一有空就到黄的病房里和他聊天，谈人生，谈家庭，谈工作，他们原本就是同龄人，思想很快接近起来，而这时艾滋病便不再是一个回避的话题了。黄问徐莲芝：“人家对我是人见人躲，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你本来是无辜的，承受了那么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在医院里不能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徐莲芝话没说完，又感动得哭了。

孤寂的心终于有了避风港

黄的病情渐渐有了一些好转，不再高烧、气喘，可以出院休养了。出院那天，黄高兴得恨不能给徐莲芝磕头，但徐莲芝却知道，他重新回到这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每个星期都回到医院做一次检查，但他把与徐大夫聊天看得比检查开药还重要。他特别害怕孤独可以说走出这家医院便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和他谈话，但徐莲芝对他是宽严相济的：

有一天，他流着泪说了这么一件事：“我的一个最好的相交了几十年的朋友从外地来北京，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我去看他，他知道我得了艾滋病后，当时脸就吓变了色，立即找了个理由打发我走。”黄讲完这段经历后，神色黯然。徐莲芝什么也没说，当即握住了他的手，无声地把理解传过去。

一次，黄提到他的一颗牙疼，想去拔掉。徐莲芝忙提醒说：“你不能去普通的口腔医院，人家不知道你的病，万一染上了怎么办？”黄一拍脑袋，马上自责起自己差点疏忽了。

曾有一段时间，黄的病情出奇地好转，鉴于他保护他人的概念已很强了，徐莲芝劝他参加了一个江南10日游旅游团。黄回来后面色红润，眼神中充满了快乐和自信，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四个月后，黄因为病情加重又住了回来。但这一次，令医生和护士们吃惊的是，他与第一次住进来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方面疾病折磨得他面黄肌瘦有时喘气都很困难，但另一方面，只要身体允许，他总是有说有笑。

黄这一次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又出院了。在这5年间，他几次进出这所医院，成了医院的常客。但即使是在家休养的日子，他也与徐大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到了离不开徐大夫的地步，而徐莲芝也更多地给他理解和关心。

一天早晨，徐莲芝醒来，发现外面刮大风降温了，她想到黄这天要来医院检查，便立即打电话让他注意来时加件衣服。

夏季的一天，徐莲芝去黄的家中看他，发现他竟在吃冰淇凌，忙一把夺过狠狠地训了不能吃冷食的黄一顿。

一天，徐莲芝正在图书室看书，管理员走过来告诉她有电话找。徐莲芝拿起话筒，竟是黄打来的。

“徐大夫，我到处打电话找你，总算找到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徐莲芝一惊：“怎么了？病又厉害了？”

“不是。”黄竟开心地笑了起来。“徐大夫，我想请客，请你吃饭。”

徐莲芝糊涂了，忙问为什么，你猜猜看。”年近60的黄竟表现得象一个小孩子。“告诉您吧，我长工资了！”徐大夫笑了，很开心。不是为那一级工资，为的是黄忘了爱滋病蒙在心头的阴影。

因你我无憾而去

1994年夏季，黄的病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极致。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上午，一个护士急匆匆的跑来：“大夫，黄要见您。”徐莲芝立即来到黄的病房，黄气喘吁吁，呼吸困难，他对徐莲芝说：“徐大夫，我想见妈妈了！”

徐莲芝立即找人去接黄的妈妈，同时她意识到，属于黄的时间不多了。她拿起电话，开始寻找一种她刚看到的一种新药。虽然她知道，即使立即拿到此药黄的生命恐怕也无法挽留，但她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打着，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徐莲芝拨号码的手颤抖着，一滴泪滴在上面。

黄80多岁的老母被接来了，母子俩抱头痛哭，所有的医生、护士无不陪着落泪。“妈妈！”黄说，“我想吃炒丝瓜，您能给我做吗？"老人家哭着用力点点头。徐莲芝走上前去说：“老人家年纪大了，我来给你做，行吗？”黄看着徐莲芝，感激地点了点头。

徐莲芝平时很少在家做饭，更没做过炒丝瓜。她骑上自行车火烧火燎地赶到菜场买来丝瓜，又折回到住处楼下的一家餐馆，找到一个熟悉的大师傅，请教如何做好丝瓜。晚七点，徐莲芝把炒好的丝瓜送到了黄的床前。

那天晚上，徐莲芝一夜没有离开医院，黄讲话已经很吃力了，他告诉徐莲芝自己喜欢什么色彩，希望死后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服走，徐莲芝含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黄的人生走到了最后时刻。小小的病房里，五年来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都围在他身边。黄将一双眼睛用力睁开，目不转睛地看着徐莲芝，徐莲芝凑过去，俯在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轻声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黄大口喘着气，他用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开口了。那是怎样艰难而又真情的一句话呀！简简单单一句话竟说了近六分钟！

“我，黄xx(，今、生、来、生、都，感谢……”他在艰难地喘着气，休息了两分钟后，才有力气接着说：“感谢你，徐大夫、徐医生、徐大姐、徐女士、徐同志、徐恩人、徐好朋友、徐知己……”

徐莲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任泪水挥洒了下来。小小病房一片呜咽之声。黄的目光从每一个护士的脸上扫过，这些护士们，在他刚住医院时曾对他产生过恐惧，但是后来她们为他做了太多太多，黄用自己最后的力气说：“你们，受累了！”

黄的生命之火熄火了，他那被病痛折磨得麻木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笑容，怡淡、安祥！

几天之后，黄穿着他喜欢的那种颜色的衣服火化了。火化那天，徐莲芝买来一束黄喜欢的鲜花，在他的遗体前，一躬到膝。

”一个艾滋病人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历程，他离去的时候，没有眼泪，没有遗憾！因为，他在生命的绝望之中，一位无畏圣洁的女性知已，用她那博大无私的爱滋润了他干涸的心！

后记：徐莲芝奶奶生于吉林，1958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她说：小的时候，妈妈身体不好，饱受病痛的折磨。以至若干年后我回忆妈妈时，总是想到她在吃药，听见她在痛苦地呻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岁的弟弟又因病而天折了。现在回想起来弟弟的病就是消化不良症，本不至于死人的，就因为庸医误命啊！困顿时，人就会产生幻想，当时我就想，假如我是一个医生我能治病该有多好啊！

所以在报考大学时，我第一志愿是学医，第二志愿是学医，第三志愿还是学医。

从拿起听诊器的第一天起，每当看到生命垂危的病人经我们的抢救而起死回生，治疗后又康复出院时，我感受到的欣慰和欢快的确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在乡村，为农民乡亲治病时，这种感受尤为深刻。虽然他们没有文化，表达能力差，有的人甚至连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但来时的愁容变成离去的笑脸，仍深深的感染了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自觉地送出他们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