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杰·普拉萨德：勇敢的批判者充满希望的战士

印度历史学家、记者、评论员，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在2021年11月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26）中进行了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讲，指责发达国家带着隐性的殖民主义心态，在固化的殖民制度和结构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训诫曾被其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共同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却忽视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的“区别”一次，他指出，西方国家唯有正视历史责任与生态债务，换个角度去好好思考问题，气候正义才有可能实现。绿会融媒小编今日特将这位勇敢的批判者，充满希望的战士介绍给感兴趣的朋友。

普拉萨哈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级教育。家人把他送进了杜恩学校——印度的一所面向12至18随男孩的贵族精英寄宿制学校。在那之后，他来到美国，并于1989年在波莫纳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94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印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布林达·卡拉特的侄子。或许正是受了叔叔的影响，他慢慢走上了今天的职业道路。

1996年至2017年，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三一学院担任南亚历史George and Martha Kellner学会主席及国际研究教授。当2010年，普拉萨德被任命为三一学院新成立的三一跨学科研究所的负责人时，一群教授写联名信，以“他在推动抵制以色列大学和到以色列留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由反学院的这一任命。但时任三一学院主席的詹姆斯·琼斯对此并未加理会，只是在2010年9月14日会见了来自犹太组织的代表，据说后者还曾“暗中威胁”要让犹太捐赠者“参与进来”。但三一学院始终支持普拉沙德，拒绝撤销对他的任命。2013-2014年，他担任了美国贝鲁特大学的爱德华·赛德学会主席，及该校Issam Fares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此外，普拉萨德还是独立媒体研究所“环球旅行者”的首席记者，《前线》的专栏作家，定期为《印度教和BirGun》撰稿。他曾在世界各地为印度媒体做过报道。2015年，普拉萨哈德加入总部位于新德里的出版社LeftWord书业，并任主编一职。目前，他还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执行董事。

这里略微介绍一下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性的、由运动驱动的机构，专注于激发思辩，服务人民。其名称的含义，可追溯至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三大陆会议(非洲、亚洲、美洲和拉丁美洲团结大会)。彼时，从反殖民运动中崛起的国家在1961年发起了不结盟运动（NAM），参与者既包括激进政权，也有那些对帝国主义持较温和态度的政权。在不结盟运动之外，还存在着未完成的反殖民民族解放战争，这些战争具有更激进的优势，并于1957组建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APSO)。

迄今为止，普拉萨德写过30本书。他的著作《暗黑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2007)在2008年被亚裔美国作家工作室评选为最佳非小说类图书，2009年获得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图书奖。2012年，他出版了五本书，包括引起震动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亚之冬》(AK出版社)和《斯瓦米叔叔:今日美国的南亚人》(The New Press)。2013年，Verso出版了他的《贫穷国度：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可能》。他还是《没有自由可言：印度共产主义的未来》(LeftWord书业, 2015)的作者，《致巴勒斯坦的信》(Verso Books, 2015)的编辑。2020年，他的最新著作《华盛顿子弹》也被LeftWord初版，玻利维亚前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为其做了序言。

在《国家报》的一篇文章中，普拉萨德阐述了他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愿景。他认为，进步势力通常有很好的思想，但没有权力。他强调，没有权力，好的思想是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谈谈理论，必须组织起来开展行动。他认为，在可以通过社区组织(比如在地方政府)赢得影响力的情况下，美国的左翼人士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他们往往无法包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他提供的例子包括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实验，喀拉拉邦的人民规划，以及对无法搬迁的行业征收新税等。他还呼吁左派人士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社会斗争，而不是只关注短期结果。普拉萨德认为，这种关注短期的做法，源于经济体制，就像企业被要求公布季度利润一样，政治家们也要展示自己执政的成绩。

普拉萨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印度左翼论坛(FOIL)的联合创始人。他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在他的论著《肥猫和跑狗》中得到了最清晰的总结。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普拉萨德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他称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主张美国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对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普拉萨德表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下台就如同墨西哥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兹的下台：墨西哥革命于1911年开始，直到1917年宪法起草，及1934年卡德纳斯升任总统，才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与之相同的，埃及的左派革命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右翼的危险一直存在。他还回顾了利比亚的近代历史，并提出了利比亚出现的革命浪潮中“旧的对抗和新的不满是一致的”，其中一些是为了反动的部落目的，而另一些则希望从改革中寻求解放。普拉萨德就美法和北约的军事干预与历史学家胡安·科尔进行了辩论。科尔支持它，普拉沙德反对它。他认为，真正的利比亚起义已经被各种令人讨厌的人物“篡夺”了，包括一些与中情局有关系的人。此外，他还曾就伊朗核协议的地缘政治进行过演讲。普拉萨德对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传教工作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她是西方国家集体“资产阶级罪恶”的代表。他论证了像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如何掩盖资本主义的悲剧。1984年12月2日至3日的博帕尔毒案，分明是一个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无视人类生命造成的，特蕾莎修女却告诉民众这可能是一场意外，就像火灾一样，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他说，共产主义出现的意义是教大众如何“捕鱼”，而非学会“吃鱼”，是为了在社会中开展必要的工作，永远消除贫困。

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舞台上，普拉萨德历来是这样敢为人不敢之言。历史学家保罗·布勒曾这样评价他，“普拉萨德引领了一种文学现象”，作家阿米塔瓦·库马尔则指出，“普拉萨德是我们自己的弗朗茨·法农（笔者注：上世纪早期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他写的抗议作品总是带着希望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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