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生计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2017 年9 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同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国家公园不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许多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当地居民也至关重要。2018 年发布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提到，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利于处理好当地牧民群众全面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促进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实践中，只有极少数（如黄石公园）建立了完全杜绝人为干扰的严格保护区，但也因严格的保护措施与当地谋求发展的诉求产生矛盾而饱受诟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来看，其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依然是如何处理和协调生态保护与原住牧民的关系，而社区参与正是协调生态保护与周边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一、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的迫切需求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三江源地区的核心，是“中华水塔”的塔尖，是我国乃至东南亚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重要的生态使命。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展受到各种制约。三江源国家公园中，牧民可替代生计策略比较受限，较严重地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牧民的生计只能局限于畜牧业的生产以及草原上蘑菇、虫草等的简单采集，生计趋向单一化，导致牧民选择生态保护行为后对抗风险的能力下降。其中，长江源、黄河源园区牧户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业收入和国家补助；澜沧江园区农牧民除畜牧业收入和国家补助外，虫草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收入的60％～70％。三江源国家公园实施禁牧和限牧政策，可能会导致社区发展受限制。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红线划定和自然保护区建设，限制了所有经济发展活动和民生保障工程，使得地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许多生态后续产业发展困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外部支持不够，导致一切都靠政府项目资金支持，缺乏长效性和生命力。虽然有草原奖补政策，但是只能部分弥补当地农牧民发展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损失；加上语言不通和受教育程度低，多数农牧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不能完成转产行为，只能以传统生计为生。生态保护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当地农牧民对资源的利用，使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限制或禁止，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日趋突出。

社区及当地的牧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构成了社区与国家公园的经济依存关系。如果国家公园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而禁止当地的居民使用自然资源，就会造成当地居民的生活贫困，更会破坏生态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的和谐关系。这不仅不能促进生态保护，反而会造成矛盾，加剧不稳定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生态的红利被转化为人与自然共享的红利，意味着国家公园内的农牧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可以享受生态保护的红利，帮助农牧民改善传统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综合自然保护和发展项目（integrated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ICDP）提倡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强调社区通过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旅游、开发手工艺品、开展育林等生态建设项目减少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通过提供经济机会减少自然保护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保护目标的达成。社区参与程度越高，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少。

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生计优化的现实选择——社区参与

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当地居民对资源的利用，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限制或禁止，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日趋突出。牧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交通落后，牧民寻求替代生计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生态保护与社区共同发展、文化多样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建设的关系中相关利益主体如何有效地参与，使这些利益主体从国家公园得到的利益与其付出达到均衡，从而缓解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矛盾，成为促进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家公园具有公共属性，要想使国家公园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是把国家公园社区及相关群体当作国家公园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鼓励他们更多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创造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与多方的合作，社会各方不仅是享有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益既得者，也可是自愿贡献、具有控制权的主人翁，使得建设国家公园真正为农牧民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福利。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导下，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与当地政府协同配合，组织社区参与国家公园政策、规划制定，设置公益岗位和管理岗位，通过社区深层次、多渠道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实现国家公园的全面共治、全民共享。

1. 设置公益岗位，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设置公益岗位是社区参与国家公园保护和社区建设并从中受益的重要方式。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的规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制度，合理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聘用国家公园内符合条件的居民为生态管护员。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将生态保护与牧民充分参与、增收致富、转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全面实现了园区“一户一岗”。2015～2018 年，共有17 211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青海省财政共投入4.34 亿资金，每户年均收入增加2.16 万元。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管护工作，生态管护员经常集中开展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公园管护办法、野生动物救治知识、垃圾分类方法等。生态管护员经培训持证上岗，协助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生态环境进行日常巡护和保护，报告并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监督禁牧减畜和草畜平衡执行情况。试点建设国家公园后，生态环境好了，野生动物数量增加了。除了生态监测任务，生态管护员日常还负责水质、水源的检测，也经常从事垃圾清理工作、集中连片式恢复治理等。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推进山水林草湖组织化管护、网格化巡查，组建了乡镇管护站、村级管护队和管护小分队，构建远距离“点成线、网成面”的管护体系，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将原住居民转变为国家公园管护员，保护生态由政府出资，促进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

2. 开展合作经营，缓和了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充分利用当地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传承唐卡、藏医、歌舞、服饰等文化资源，培育市场主体，吸纳农牧民就业。据统计，2018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已组建48 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其中，入社户数6245 户，占园区内总户数的37.19％。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成立的半边天妇女合作社年人均收入稳定增加，由2014 年的2125 元增加到2017年的5372 元；而随着产业知名度的增加和工艺手段的改进及营销，2018 年人均年收入比2017 年增加了2 倍，达到15 000 元。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精心谋划，积极探索，使传统产业得到保护传承和优化提升，新兴服务业健康发展，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更加积极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实现良性共赢发展。

三江源国家公园一方面通过减少牲畜总量，将适度适时禁牧、季节性禁牧、划区轮牧、适时转场轮牧、重点区域休牧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推广利用。政府引导并与群众建立约定，确定载畜量上限，严禁过牧超载。通过充分协商后达成共识，以村社为单位设定放牧和转场时限，拆除分割过细的围栏，对无畜户、弃牧户的草场制定合理流转和利益分配机制。这些措施减缓了对草地利用的压力，使区域的草地生态环境得以恢复，使生态系统趋向良性循环，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改良品种、加快周转、草场合理流转、联户经营、发展家庭牧场、扩大粮改饲、开发高端绿色有机品牌等多种行之有效的举措，提升畜牧业的比较效益，使三江源地区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高品质、稀缺性特色畜产品资源，增加牧民收入，使牧户对生态保护的相关政策不再抵触，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公园相关建设，实现了区域人与自然的和谐。

3.开展自然体验，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共赢

自然保护区管理中曾经出现的割裂人地关系的“封闭式”管理限制了社区牧民土地利用与资源获取，这样的方式将保护与发展对立，难以取得预设的保护成效。三江源国家公园借助当地良好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神秘的文化优势，在控制强度的前提下，开展高端生态教育体验。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和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的收益。例如，在杂多县政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组织机构的引导、支持下，澜沧江源园区2016～2018 年连续三年举办“自然观察节”，引导牧民参与其中。2016 年，15 名经过培训的牧民成为自然向导，每人每天能获得500 元收益。2017 年，18 位经过培训的牧民服务自然观察节，每位牧民都获得2000 元的收入。可见，牧民参与生态保护活动规模在不断扩大，收益在不断提高。

在开展自然体验的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也大量开展环境教育。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牵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组织社区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景区旅游公司在生态修复、社区环境卫生提升、景区服务三个方面提供服务，使社区居民更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和经营活动，培养对社区和国家公园的亲近感、归属感，同时增加收入。长期的教育和培训，使牧民转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融入公园的环境教育和资源保护中，最终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使之成为永远不离开的国家公园守望者。

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重点生态资源，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形象的名片。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制中，牧户是“参与者”。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与多方合作进行社区生态保护，最终实现国家公园生态资源多方共享，社区牧民自愿贡献、自主建设并获得实质收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制度，使牧户由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管护者，既使牧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又通过生态管护培训使他们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意义；而通过自然体验等项目使牧户充分地意识到了只有把生态保护好了，才有可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当地的牧户也尝到了甜头，分享了生态保护的效益，将更积极地参与到生态保护项目中，最终实现良性循环，促进人地和谐与社区发展，是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双赢的典范。

本文摘编自《三江源牧户的草地生态保护行为和生计能力》（李惠梅著）附录，标题和内容有修改。科学创造未来，人文温暖世界。在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与您共同关注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前沿与科学传播，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在线，创造有价值的阅读！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参与赠书活动，联系邮箱：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内容简介

本书以生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结合民族聚居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牧户访谈数据，探究牧户在信仰-利益博弈下对生态环境退化、恢复及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行为和机理，理解牧户生计、能力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及其面临的风险，并深层次探讨牧户的生计策略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导致的福祉变化，提出三江源生态保护管理的整体性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为实现民族区域和生态主体功能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书可为草地管理部门、农业农村管理部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也可为自然资源经济研究者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李惠梅，女，青海大通人。华中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学硕士。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青海民族大学生态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及其政策、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与福祉、国家公园相关研究。

（本文编辑：杨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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