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简史：活了3100年而不亡究竟为何

“告密者”是个超级物种，也是世界性的超级物种。

当一个社会充斥“告密”文化的时候，“天使”都会变成“魔鬼”，一个“恶的社会”就会到处是以“天使”的面孔装扮而成的“魔鬼”。它们台前“美德”，背后“邪恶”，而且“吃人是不吐骨头的”。

因此，“人的社会”就成了“猪狗不如的社会”。但，最大的“伤害者”和“受害者”，其实都是大众自己而已。

可是，为什么会有告密者？告密到底是为了什么？

殊不知“告密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1

根据相关资料与文字，有据可查的是中国的“告密者”发源于大约3100年前的崇侯虎，即商纣王时期。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这一告密事件是高度政治性的。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变本加厉的则是距今2860年前的周厉王时期，即“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而将“告密”变成一种制度，则始于商鞅――对，就是他最终也是死在了自己所创建的“告密”制度里的那个秦国改革家，车裂而亡――天作孽尤可存，自作孽不可活：在“商鞅变法”中，告密成为民众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从此，自秦始，告密“堂而皇之”被鼓励。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更是对此追捧至极，下达了“算缗令”，即征收富商的财产税。“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者能够得到被告者一半的财产，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媮（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武则天时期，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害人虫，因告密有功，不仅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而且个个封官，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这些鹰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

清朝的“文字狱”时期，更是将“告密”发挥的淋漓尽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笑话”，但血淋淋的。至于“文革时期”，“告密”登峰造极，历史上似乎无出左右了。那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大义灭亲”。

越是开明社会风气，越是对文人宽容，越是商业繁荣和文化思想繁荣。尽管宋代也是封建王朝，但宋朝却是当时世界上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执政时间来看，赵宋政权（319年）也是仅次于刘汉政权（406年）的朝代。宋朝之所以达到如此之高的文明程度，这与赵宋政权始终奉行重视文化、尊重文人的国策直接相关。北宋王朝是对待文化和文人最为开明与宽容的政权。嘉佑五年（1060），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宋仁宗赵祯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相反，越是集权，越鼓励告密。

2

告密者是“世界性的超级物种”，并非“中国特色”。

孙传钊在《他们为什么告密？――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告密文化现象研究》中指出，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

前苏联亦是如此。进入19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19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讲了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此人原为安全部门人员，喜欢画画，连政治学习用的笔记本的封面也画上画。一次他画了一头猪，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有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他因此而获刑。

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告密，是冠冕堂皇的，是心安理得的，是能得到好处的。所以，告密成风。人人噤口不语。

3

背叛的社会，是很令人窒息和惶恐的，人人自危。嘘，小点声，“隔墙有耳”。

这不单纯的仅仅指“政治方面”的，而是各个领域和范畴的，当然也包括夫妻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互提防，相互防范，但也相互背叛，冠冕堂皇，又残忍无比。

于是，“背信弃义的社会世界”得以形成，充斥着势利之徒，以及“岳不群”和“左冷禅”类型的人，人们的周围到处都是“暗藏的危险”。这种公共性的恐惧甚至比个人境遇更容易使人们加速变成背信弃义者，虚伪、欺骗、告密...自成一体，不可分割。每个人都会成为对社会现实的诅咒者，但每个人都是社会现实里的“天使面孔背后的魔鬼”。互害成为常态。

但“告密者”这个“世界物种”之所以在历史上寿命如此之久，生命里绵延不绝，一直有”市场“，是因为”利维坦”需要这个超级物种――更多的意义上说，超级物种“告密者”是政治世界里的“产物”，权力者们需要它。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购密者”市场，“告密者”就会层出不穷。

“告密者”――这个已活了3100年的超级物种――仅仅从中国历史而言――其实它也是世界级的超级物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如果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都是“告密者”的巢穴，除了浓密的告密之网和相互背叛之利外，我们是否还能“有血有肉”而不是腐烂的活着？！

最最扎心的问题是：已经活了3100年的告密文化至今不亡到底说明了什么？“我们”真的是“现代文明人”了吗？

坏了，这篇有关“告密者”超级物种简史的文字，不会也会被“告密”吧？！“告密者”，算你狠。

特别说明：本文参考了部分公开资料和文字，如《历史上的人为什么热衷告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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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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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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