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 中世纪价格革命，1180—1350

市场人多，物什价高。

——乔叟《巴斯夫人》

1224年9月8日，沙特尔，适逢圣母诞辰节。通向这座大教堂城的路上挤满了朝圣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有些是虔诚的农民，希望对聆听他们祈祷的圣母献上感激 ；另一些则是世俗的商人，他们来是为了在被称为“九月街市”的盛大集市上买卖货物。

他们的旅程终于来到博斯的金色原野，这里位于法国中部，盛产小麦。9月初，田野里滚滚的麦浪熠熠生辉，夏日最后的猩红色罂粟花仍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绽放着。早在到达之前，腿脚酸软的旅人就可以远远望见他们的目的地。地平线上，沙特尔大教堂美丽的蓝色身影巍然耸立，在开阔的原野上，即便很多英里之外也看得见。

他们眼中这座若隐若现的宏伟建筑，今天依然屹立于此，它是沙特尔的第七座大教堂。前六座的命运足以构成一部中世纪悲情故事的目录。第一座沙特尔大教堂在743年被阿基坦公爵破坏，第二座在843年被维京人捣毁。第三座毁于962年，第四座在1020年被推倒。第五座和第六座则分别于1134年和1194年毁于大火。

每次灾难过后，沙特尔的民众都迅速重建了这座对他们的信仰和财富至关重要的建筑。在1134年以及之后的 1194年，他们将牲畜从大车的货厢中放出，然后跟着它们的踪迹搜寻重建大教堂的砖石。这种出于虔诚的行动，史称“大车狂热”（Cult of Carts）。

“在沙特尔，”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人们用自己的肩膀拖着马车，把石料、木材、谷物等物资拉到工地，然后把教堂的塔楼一层层修起来……可以看到女人同男人一样拉着[大车]，走过泥水没膝的沼泽地，并用鞭子抽打自己。”各阶层的人们都参与到这场“大车狂热”中。“堪称前无古人，”另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国王们、王子们，达官显贵们，以及各种出身高贵的男男女女，竟然都将他们自命不凡的肥硕脖颈套上缰绳，为拖拽马车而屈身用力。”

他们在沙特尔新建的这座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殿堂之一。圣堂中安放着据说是圣母玛利亚在耶稣降生时所穿的束腰长袍。许多朝圣者购买了这件服装的复制品。另一些人购买了叫作chemisettes 的圣衣，士兵们将它穿着在盔甲之下，孕妇们用它遮住隆起的腹部。在圣母诞辰节期间，这些神圣的物品为沙特尔的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1224年，这座大教堂城是欧洲最富裕省份的首府，该省有一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千座教堂。即便在罗马，它也被称为“大主教区”。这座城镇成了贸易和工业的中心，尤其以纺织业、武器制造和皮革制品闻名于世。

这个繁荣经济体的核心正是这座大教堂。在这个节日期间，教堂里也进行着许多买卖活动。食物和柴火在南门内贩卖；制成品在北门出售，在那里买卖双方为了讨价还价而唇枪舌剑。教堂中殿旁边的走廊，成了劳动力交易市场，手艺人在此焦急地围绕在雇主身边。教堂的地窖则交给了酒商。南边的回廊向货币兑换商开放，供其设置摊位。这些颇受憎恶的人缴纳的大笔租金非常可观，以至于那些控制着教堂不同区域的教士和教长，也为了抢夺生意而你争我夺。这座大教堂既是一处宗教圣地，也是一个经济枢纽。

对于本社区而言，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每一个杰出的建筑工程都是一个文化象征，沙特尔也是如此。这座瑰丽的大教堂完美地代表了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所称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中世纪文明的巅峰时期。在12世纪，罗马风格的建筑达到了美轮美奂的巅峰。与此同时，新的哥特风格席卷了巴黎（1163）、坎特伯雷（1175）以及沙特尔（1194）的大教堂建筑设计。在这一时期，法国民众兴建了超过八十座大教堂、五百座修道院和一万座堂区教堂——这些建筑项目所耗费的石料数量超过了埃及的金字塔，而耗费的人力则超过了罗马的大道。

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萨莱诺都建起了声名卓著的大学。经典学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复兴。以欧洲各地语言写成的不朽文学作品纷纷涌现——比如西班牙的《熙德》、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 法国的《武功歌》以及英国的《亚瑟王传奇》。

12世纪在政治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纪元。这是一个属于伟大帝王的时代。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德意志的腓特烈·巴巴罗萨（1152—1190年在位）、法王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以及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二世（1126—1157年在位）都自称有权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并且扩张了权势和领土。12 世纪也是封建制度大行其道的时期，骑士制度和纹章学的复杂规则以及长子继承权都被精心编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这一时期，新的特许状被颁发给各个城镇、行会和团体。12世纪的欧洲，君主制、贵族制和民选政府在西方世界独有的开放、多元的体系里齐头并进。权力在君王、教士、贵族和平民之间广泛分配。

12 世纪是一个欧洲扩张的时期。由马扎尔人、撒拉森人和穆斯林发起的最后一次大举侵犯，到 1050 年都已结束。自那以后，欧洲人口开始缓慢增长。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这一趋势早在公元 1000 年就开始了。在西班牙，历史学家们今天依然谈论着从1150 年左右开始的人口大恢复（great repoblación）。

欧洲人开始向外迁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于1096年，后来在12世纪又多次发生。这是“东进运动”（即条顿骑士团向东欧迁移）的时代，也是属于了不起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运动的时代：向西是从挪威到北美，向东则是从瑞典到俄国。

所有这些动态，都以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基础。家族、城市、市场、行会和集市遍布欧洲。商业和工业中心高速发展。直到 1100 年，巴黎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定居点，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仅蜷缩在塞纳河的一个岛屿上。到 1215 年，它已成了一座约有五万人口的城市。

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相对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体系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庞杂的市场关系系统。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提升了人们对通用货币的需求。由于贵金属供给不足，欧洲人民开始使用被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称为“替代货币”的东西——既不是以物易物，也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被称为“莫比利亚”（mobilia）的高价值的流动资产，比如银饰、皮草、精美的织物，甚至书籍。

时至公元1100年，对钱币的渴求，甚至使得意大利北部城市皮斯托亚的圣泽诺大教堂的教士们熔掉了巨大的十字架，用以铸造钱币。德意志的王公诸侯们卖掉了他们的帝国印玺。英格兰的贵族们用他们的银质剑座做交易，而法国的主教们则将他们金灿灿的圣杯变成了现金。为给这些行为洗白，沙特尔主教、神学家福尔贝诡辩说，将圣器贩卖给基督徒，总比将它们典当给犹太人好。

这场“钱荒”只是欧洲高度繁荣时期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风格完美地体现了当时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宏伟的玫瑰窗的几何形状，象征了当时欧洲经济的动态均衡。大教堂建筑的雄伟磅礴，体现出社会秩序与精神和谐的结合。高墙内喧闹的商业展现出的繁荣景象，似乎成了 13 世纪初西方文化永恒的组成部分。

但事情并非如此。讽刺的是，在修建沙特尔大教堂的这个时期，欧洲历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这是某种变化机制默默地让位给另一种机制的时刻。哪怕是在这座大教堂壮丽的穹顶竣工的1224年，危险也正在中世纪文明架构的内部开始酝酿。

危机的一个征兆，同时也是其起因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被称为中世纪价格革命的运动。这是一场漫长的涨价浪潮，从12世纪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中期。

这场新浪潮在其最初阶段让人几乎难以察觉；它起初似乎只是“九月街市”这样的中世纪市集上微不足道的价格颤动（priceflutter）。时至1224年的节日期间，沙特尔的朝圣者们应该发现，商品价格略微高了一点，尤其是在南门内贩售的木柴和食品的价格。北门的制成品价格也略有上涨，但是幅度比不上食物和燃料。货币兑换商的劳务所得更高了，并且，在教堂中殿焦急地寻求工作机会的劳工们也应该注意到，他们的薪酬开始赶不上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了。

所有这些变化在 1224 年仍然显得无足轻重。价格革命才刚刚开始。一旦拉开帷幕，它就会延续一个多世纪。许多年后，它会终结于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中世纪文明在今日几乎荡然无存——唯有沙特尔大教堂美丽的蓝色身影依旧矗立在法国博斯金色平原的猩红色罂粟花海中。

本文选自《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X. Li 译，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