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层面上,古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篇色彩专门的著作。在现代学术当中,也缺少一个中国传统色彩的学科,或者以中国传统色彩为中心词的话语平台。中国传统色彩的研究者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他们或是语言学家,从颜色词这个角度探知中国古代的色彩思维;或是染织专家,从纹样的角度探究中国古代的配色规律;或是建筑专家,从彩绘角度探求中国古代的色彩构成;或是陶瓷专家,从釉色角度来辨析中国古代的色彩质地;或是美术史家,从绘画角度探研中国古代的色彩样式与表现。
色彩观念是讨论传统色彩相关内容的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关于色彩观念的讨论,包括观念背后衍生的问题、某些观念的消失或者生长,观念对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历史中的应用等等,而色彩观念常常也在色彩研究的背后起到本源性的支撑作用。
清华大学副教授李路珂以《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建构新探》进行了分享,她谈及,在知网检索跟传统色彩相关的主题词会发现,不同的学科类别在色彩的语境下是处于一种高度交织的状态,因而色彩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的视角、基于多方共同积累的资料和数据来进行。“我觉得未来的色彩体系研究,应该要有一种色彩来源的全面性,还应该有一种表色方法的科学性,同时它的数据和文献来源应该要详实,这个体系也应该要开放。我们的研究视角需要解决物质材料、色度表征、视觉感知和文化意象等多方面的问题。”
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壁画
北齐娄睿墓壁画
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曹英杰以“佛教经论色彩研究概述”为主题进行了分享,认为汉文佛教经典中的色彩是不可或缺的,颜色在佛经叙事与教育表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佛经色彩一定要注重色彩的抽象性研究,还有极具佛教特色的意念性的研究。比如观想是佛经中一种很重要的修行方式,人死之后从尸体到最后消亡有4个颜色阶段:青、黑青、赤、白4个颜色,这4个颜色就是一种意念色,只存在于佛教徒的观想、意念中。”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肖浪关注“中国传统色彩网络化过程中的认知变迁”。肖浪检索发现,广东省是近几年对于传统色彩的检索率最高的省份之一,而这个检索结果也与很流行的国潮关键词的检索结果基本上吻合。国潮和中国传统色彩有许多相似性和重叠性,这也为这个选题的立论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背景。
日本大阪的广告元素。 人民视觉资料图
“色彩文化”:色彩落在具体的物上
色彩文化看似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学者们在讨论它的时候都必须落在历史事物的非常具体的表征上,色彩文化的研究涉及的是某种时空的关联性,体现关联的同时,色彩现象发生的差异上也显现了。
《源氏物语绘卷》中显示的平安时代女房服饰
浙江工业大学讲师隋艳的《中国传统园林植物色彩人文性初探》总结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山水文化的载体,历经各朝代文化的洗礼,映射的出中国传统审美的价值观。植物色彩作为植物造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彰显出了人文性和美学性。
绝大部分关于园林植物的论述散落在文人养生著作或游记之中,且只有文字并未配图,这种困境阻扰了传统园林植物色彩研究的发展。隋艳将园林植物色彩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启蒙阶段,上古神话《山海经》中对于植物色彩的描述已经存在,但经常能见到的植物颜色是红、黑、白、黄,甚少能见到紫、青色。第二个阶段为发展阶段,从唐代至宋代山水画的兴起,影响到了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对于园林整体色彩的植物的把握。当时园林追求的意境为简远、舒朗、雅致,至宋代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互相渗透,审美观念深入到细节,园林植物色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个阶段为成熟期,明代文人士大夫隐匿思想日甚,很多人归隐于园林。此时园林在风格上延续了宋代的意蕴,园林的审美范式已经趋于成熟,有大量园林著作整理归纳了植物营造的方法和植物色彩的美学观念,后因游记的盛行,出现了体悟式著作,如张岱的《西湖梦寻》等。
现代与古典结合的园林制造典范苏州博物馆
湖南工程大学副教授王兴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通过文献的梳理,从五行、从礼制、习俗、公用等多个维度,分析了传统服饰中忌白用白的特殊现象。他提出,白色是中国古代礼制制度的重要组成,白衣是自周代到现代变化最小的色彩文化现象,中国色彩里相对炫目与稀贵的颜色,比如橙色、黄色、紫色等等,地位在历史中是上升的,白色则相对稳定。素白也与凶礼有关,白色不单纯是丧服的专属,它也是凶礼的专用的色彩。古代在投降礼仪中,投降的一方需要着白衣、骑白马等。
马远 《寒江独钓图》
江省博物馆沈小琛对传统色彩中白色观念的梳理,试图讨论古人用白与忌白的矛盾现实之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沈小琛提出传统白色的观念印象,主要分为三类,一种是不俗之白与美感之白,包括在对人外貌及品行的形容中也包括在工艺美术中;一种是以白延伸为虚、空、无等哲学认知,比如庄子讲虚生白,这种观念将白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第三种则是常被讨论的不吉之白,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色彩领域当中、在我们的服饰器具包括丧葬工艺上面体现的最为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磊反思了“殷人尚白”与“秦为金德”说。在五德终始的传统下,白色作为一种王朝法统的标志与象征,被赋予的丰富政治文化内涵。但曾磊考证后认为,对于一个朝代的评判还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所谓殷人尚白问题,可能也是后人对前代的一种想象,王朝尚色跟用色的习俗不能完全等同起来,所以殷人可能确实有白色的偏好,但是能否能视作其确实是尚白,是另一码事。类似我们看到汉代也经常有白色物品,汉代经常做将白色物品作为祭品,但是汉代其实并不尚白,所以殷人尚白说,它其实是一种历史假设,它在后代不断的推演,不断的变化,逐渐的被人们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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