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一个高大英俊，被称“清华园的美男子”，一个身材矮小，以丑著称，可他们却结结实实相爱了；
一个属虎，一个属蛇，“蛇虎如刀错”，可他们一“错”就是70年。
相扶相伴一生，在学界，流传着他们的佳话。他们就是与钱穆齐名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和他的妻子高昭一。
赵俪生夫妇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赵俪生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大三。
北平已成异域，同学们纷纷离开。父亲早逝，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匆匆赶回青岛安顿母亲。短暂团聚后，又告别家人，走上抗日救亡之路。
辗转到长沙时，赵俪生买了一块手帕，内心里默默地想：“20年来，母亲就是我精神上的靠山，现在，我应该建设一个新的精神上的靠山，也就是说，应该有个妻子了。我要在第二战区找到这个人，把这块手帕送给她。”
1938年初，赵俪生到达山西离石，“西北青年工作团”驻扎在这里。
工作团里有一群女青年，年轻活泼，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其中一名女子引起赵俪生的注意。
“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上来就感觉出她比另外的女孩们深刻。”
女孩叫高昭一，比赵俪生大三岁，师范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因幼年丧母，她在继母的冷落和嫌弃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刚强的性格。吸引赵俪生的，正是这一点。
而高昭一给赵俪生的评价则是：“他是一个‘一二•九’式的标准大学生，很会讲话，讲话时总带着刺儿，有些清高不凡。”
青年赵俪生
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逐渐熟悉起来。窑洞的炕桌上，两人盘着腿，面对面坐着编油印小报。
得知高昭一读过《资本论大纲》时，一向骄傲的赵俪生不由地崇拜起来；而他在中学时就办刊办报，文学和翻译功底也令她刮目相看。
那时，他们还负责给农民讲课、教革命歌曲。每当高昭一唱歌时，赵俪生看她的眼神就充满敬意。因为他自己，“浑身没有一点音乐细胞”。
相处日久，敬意变成了爱意。众人眼里的丑女孩，在赵俪生看来，既理智又成熟，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爱人。
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在意“八字不合”，有一天，赵俪生到街上买了20根芝麻滚子，请同事们开茶话会，并当场宣布：“我和高昭一已经是夫妻了！”
从长沙买来的那块手帕，终于有了它的得主。这一年，赵俪生20岁，高昭一23岁。
1946年全家福
婚后，他们在中条山下打游击，刷标语，动员群众抗日。不料，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戎马生涯，赵俪生病倒了，是恶性疟疾。
游击队无医无药，高昭一只得带着他去西安治病，接连几次病危，全靠她一边做工一边照顾，这才活了下来。
体力不济，身无分文，为了生存，夫妻俩无奈滞留关中，赵俪生做了中学教员。
1941年，疾病卷土重来，这次是伤寒，发烧、昏迷，几度濒于死亡。
面对不满周岁的女儿和重病的丈夫，高昭一日日煎熬，咬牙挺过，有两个月工夫，几乎衣不解带，甚至做好了“随时当寡妇”的准备。
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赵俪生在教书之余，兴趣由文学转向了史学。
二女儿出生后，两个孩子绊住了高昭一的手脚，经过几年努力，小家庭终于稍稍稳定。
1946年，赵俪生的第一篇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主编胡适颇为赞赏，特意来信鼓励。
不久，经傅斯年推荐，他结束了八年中学教职，成为河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赵俪生与三女儿在河南大学
内战爆发后，夫妻俩怀抱着几双待哺儿女，由中原到华北、东北，在几所大学间颠沛流离。直到1950年冬天，这才定居山东大学，赵俪生担任了历史系教授，高昭一做了他的助教。
难得的静谧时光里，国学底子深厚的高昭一，终于有机会发挥专长，她和赵俪生一起投入研究，在山东大学开出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而这在全国，都是首创。
凭着勤奋和过人才智，赵俪生很快跻身于山东大学名教授之列。1954年，他和高昭一合著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成为新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青岛七年，优雅宁静，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只有书桌上繁华似锦，果实累累。因教学突出声名在外，1957年，赵俪生被调去支援兰州大学。
夫妇合著的专著
1958年，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赵俪生被划为“右派”，下放山丹县农场改造。靠着一份教职，高昭一以一己之力养活六个子女。
她惦记着远在戈壁荒滩的丈夫，只要有车去农场，只要有人去山丹，只要家里还能省下一点点吃的东西，她都会求人给他捎过去。
在农场，赵俪生忍饥挨饿，只要一听有包裹到，他就知道，又能活下去了。
家就是希望，在黑乎乎的窝棚里，即使饥肠辘辘，他也不忘捧读《左传》，以史疗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61年腊月，二女儿赵纪去山上捡“地衣”，不慎滑下山崖意外殒命。接到电报后，农场才准许赵俪生回家。
那个清晨，当他披着件破老羊皮，跌跌撞撞闯进家门时，一时之间，高昭一竟然没有认出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
愕然之下，赵俪生面色悲戚，口中喊着：“昭一，我是赵俪生啊！”
那个以高大英俊著称的美男子，此刻，佝偻着背，瘦得脱了相。一向坚强的高昭一，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赵俪生夫妇与两个女儿
二女儿的离世，对赵俪生打击极大。万分悲痛之下，他一病不起。
为了照顾奄奄一息的丈夫和几个年幼的孩子，高昭一毅然从西北师大的教职上退下来，400块钱的“退职费”，全部买来高价食品，填进了家里人的肚子。
多年后，三女儿赵絪说：“妈妈的前程，是被我们吃掉的。”
在高昭一的精心照料下，身体的伤痛逐渐好转，赵俪生开始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
每个深夜，高昭一都会给他煮一碗玉米面糊糊，一部书稿译完，他也走出了丧女之痛。
1962年，教学恢复，讲台上，赵俪生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两年的通史，讲得酣畅淋漓。校长江隆基盛赞：“赵先生讲课的水平最高！”
他的“水平”，有妻子的一份功劳。尽管沦为“家庭妇女”，但高昭一并没有放弃学术，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探讨。
每当有了写作的念头，赵俪生第一个交流的就是她，腹稿成熟后，他常常一气呵成，少有改动。
高昭一还是他的第一读者，品读新作品时，欣赏之余，她还不忘指着其中一段打趣：“你这可是偷了我的观点！”
夫妇俩在山东大学研究农民战争史
1966年，风暴又起，赵俪生没有幸免。
他一生洁身自好，最受不了品行上的人身攻击，一次被批斗后，他回来对着高昭一叫屈：“老太太，他们骂我是个大流氓，你是知道的，这辈子我连个流氓渣渣都沾不上啊！”
高昭一立刻帮他解气：“谁说的？要你赵俪生都成了大流氓，这学界就没一个干净人！”
她时刻教育子女：“父亲只有一个，不可更换，无从代替，不管外面怎样对待他，家里人都不能虐待他，鄙视他！”
在那个父子反目司空见惯的年代，不论受了怎样的凌辱，赵俪生心中永远有一个信念：“回家！”
家里，有热茶热饭热被窝，可以打开心扉，无需任何防范。那份温暖，是妻子给他的，足以抵挡外面的严寒。
1978年，61岁的赵俪生再次回到兰州大学讲堂，讲台上，他仪容儒雅，谈吐不凡，被学生们称为“五绝”教授。
赵俪生
薪火相传，桃李满天下，这一生，足够精彩。更感欣慰的，是高昭一，从“随时准备做寡妇”，到多次助他摆脱死神，无疑，她是头号功臣。
晚年时，她特意让赵俪生写了一幅字挂在床头，内容是她指定的清代才女林佩环的诗：
“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
“才子妇”，让她引以为傲。相扶相伴近70年，这是她唯一一次公开示爱。
这一生，他就是她的全世界。可是90岁那年，高昭一性情大变，她不再给赵俪生端茶喂药，反而指使他干这干那：
“给我倒杯茶来！”“去给我拧个热毛巾！”“把咱们吃的药数出来，倒在小盒子里！”
折腾得他疲惫不堪。
委屈时，赵俪生就找儿女们诉苦：“你妈她虐待我啊，骂了我半宿，不让我睡觉！”
晚年赵俪生夫妇
谁也没有料到，看上去精气神十足的高昭一，一年后突然去世。
赵俪生这才明白，老妻的“虐待”，是因为她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她是为了让他学会自理，她是逼迫他恨她，遗忘她。
身边没有了“老大姐”，赵俪生彻底垮了，终日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念叨往事，自言自语。
偶尔，他还会哼唱几句：“凄苦的湖上，雨斜风狂，没有渔火，也没有灯光……” 那是当年在游击队时，高昭一教给他的。
因思念过度，仅仅一年后，2007年冬天，赵俪生就追随而去，享年90岁。
世事荒芜，爱情不朽。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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