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太原城址的迁移及其地理意义

宋代太原城址的迁移及其地理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年03期 张慧芝

古代城市选址与河流关系密切。太原城在宋初迁建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狭长地带上。本文从宏观、微观地理形势和政治地理、交通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角度证述了宋初太原城相对汾河移迁的利弊。认为城址的移动适应了当时的特殊国情，对后世太原城的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古代城市选址与河流关系密切。太原城可以溯源至公元前497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此前赵氏家臣董安于受命修筑晋阳城）①，距今已2500周年。城仰赖汾河而建，唯城与河的具体位置，综观历史上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春秋晋阳城建于河西之凸岸；二、北齐河清四年（565年）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横亘河之两岸；三、宋太平兴国四年（982年）建新城于河东且稍北之凹岸。马正林教授等认为宋代建于河东之城址劣于晋阳故址②，制约了此后太原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特以本文求正方家。

一 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对太原城地理环境的影响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潘美在阳曲县唐明镇初建并州治所，此后太原城就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直至今日。唐明镇大致以今天西米市街、庙前街、西羊市街为中心，东至柳巷南路，北及府西街一带③，较之晋阳北移约45公里，居汾河东部凹岸、太原盆地北端山谷合拢之处的狭长地带上。修撰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太原府志》曰：“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可见太原城当时的规模并不很大，周长只有10余里，唐代陪都的繁华已荡然无存。但宋、元时期，民间便有“花花正定府，锦绣太原城”的赞语，至明清再次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都会。

（一）太原城所以能在“废墟”旁迅速崛起，主要得益它的宏观地理环境

从全国地貌结构来看，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地势递减，因气候、降水等作用，阴山至兴安岭形成了一条狭长的草原地带，由此以北是千里戈壁，以南是一系列断层地堑群，这里不仅形成了部族迁徙的通道，也是游牧民族栖息的理想场所。再往南的汾渭盆地则是一个相当突出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区，是一个可攻可守的安全地带和非常适宜的文明策源地。从汾渭盆地往东直抵山东，往南可达云梦洞庭，而东南江浙一带的水域导致与黄河文明的自然阻断。这样，黄河轴线实际上就成为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接的界面，成了中国文明的策源地和早期城市的起源地带①。山西省东、北边地分别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交壤，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临，汾河贯穿邑境中南。宏观地理形势决定了晋西南汾、涑河流域属于华夏文明策源地范围，晋北则居于黄河腹地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地带。太原盆地位于汾河谷地北端，古晋阳和宋太原城则位于太原盆地北缘。

《读史方舆纪要》描述山西省“东侧太行为之屏障。西侧大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首阳、砥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表里河山，天堑合围。境内群山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其间从南到北散布着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及运城盆地等一系列断陷盆地。素有“凸封闭”区域之称。太原盆地北起石岭关，南至韩侯岭，长约二百多公里，宽十几到五十公里不等，面积约5016平方公里。“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②。

晋阳、太原两城均位于盆地北端，扼控晋邑南北孔道咽喉，即处于当时联结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腹地枢纽地带。城址相对汾河几十公里的移动，从大尺度范围分析，它们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军事以及经贸等宏观战略地理条件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与此同时，具体分析城址移至河东对上述领域的影响，却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后文将予以详述。宏观、微观地理条件虽都是制约城市兴衰的因素，但从城市地域空间分布规律分析，我认为宏观地理形势更为主要，特别是在古代中国，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由此也必然制约着该城市的交通、经济地位。

（二）从微观地理环境分析，宋代太原城相对汾河的移动，在当时确也有明显的缺陷，但这些不足随着城市的发展已逐步减弱、消失

首先，城址移至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位于河之凹岸且处于山谷峡口，河流主流线对河岸的侵蚀、汛期的山洪等势必对城市生存发展造成威胁。宋城草成时，当地居民就曾沿河筑堤捍之，并引汾水潴成湖泊，湖畔堤旁广植柳树，今柳溪街名称即由此而来，“每岁上巳，太守泛舟郡人游观焉”③。编撰于清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年间《太原县志》、《阳曲县志》等对于明、清时期的洪水以及修缮堤堰举措的记载也明证了这一隐患。其次，太原地区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区，冬季时常遭受来自西伯利亚、外蒙古等北部寒流的侵袭，移至盆地北端狭长地带，就使城市矗立于山谷风口通道上，不仅冬季狂风肆虐，春秋也往往风沙弥漫；同时，山口狭长地带用地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城市平面布局，使其不得不向南、北拉长，逐步发展成了长条形。再次，较之西岸河流长期冲积堆积形成的“山环水绕，原隰宽平”④的地形、土壤条件，东北部的土地贫瘠许多，也制约了农业生产对城市的供给力。最后，东移北迁之后的新址，依照古代选择城址对水资源的要求也有诸多劣势，如《管子·度地》认为城址应该：“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太原虽也依山傍水，但汾河自西边山麓而出，城位于汾河与东山之间向北敞开的狭长地带上，且不在大河及支流的交汇处；而晋阳西靠悬瓮山，晋水自山而出，在城东南入汾，基本符合管子的建城理论。

太原城新址地势低洼又处于山洪排泄通道上，加之降雨集中于7、8月份，防洪的确首当其冲；但另一方面当地十年九旱，分析方志所载的旱灾次数、频率远远大于水灾，山洪的威胁并不年年如是；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的防洪意识、修筑堤堰的工程技术却在不断提高。据道光六年《太原县志》记载，当时多用“累石嵌灰”的方法重修坝堰。目前，汾河穿过太原市区的部分，已经规划建为公园，沿河生态环境大为改观，水患威胁已百年难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堤堰工程质量、抗洪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明代太原城开始向南、北、东三面扩展，迄今太原市不仅南延东伸几于与榆次接壤，且西向拓展囊括了古晋阳辖区（今太原晋源镇一带），空间布局早已横亘河之两岸，尽占太原盆地北部；此外，按照施坚雅对于城市平原腹地与边缘山地土壤肥力转移过程的阐释，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太原北部狭长地带原本贫瘠的土地，在城市柴木燃料的灰烬及居民粪便等补给下，土壤肥力在逐步得到了改善①。总之，宋初城址相对汾河移动所带来的微观地理条件的不利，逐步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二 宋代太原城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政治地理意义

（一）宋初最大的威胁来自北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内部是五代十国后期的割据残局，外部则有北方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虎视中原，国境线较之隋唐盛世内敛许多，如晋北桑干河流域等都纳入了辽朝版图。他曾对宰相赵普谈及当时的窘境：“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②。统一中国是赵宋王朝的首要政务，太祖用：“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表示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原政权“安内攘外”的雄心。

在宋初统一大业中，最不易攻取的是称臣于辽，占有今山西、陕西、河北部分地区，建都晋阳城的北汉。一则晋阳城城池坚固，居民强悍善战；二则它有强大的辽国为后援，这一点也是宋军北伐的最大障碍。乾德元年（963年），太祖考虑到对北汉用兵的不利条件，也曾遣使交涉，但未获结果。开宝元年（968年）、二年（969年），太祖两度派兵北伐，均被契丹援军和北汉军队击败于晋阳城下。据《辽史》卷六与卷七《穆宗纪》、《宋史》卷一与卷二《太祖纪》、《十国春秋》卷一○五《北汉英武帝纪》等统计，仅宋太祖时，宋辽间的冲突至少有八次，其中五次是北汉与辽国联合作战。宋不得已制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③。后南方统一，太宗采纳“先绝其援，然后可图”④的建议，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成功阻截辽朝援军，于是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后汉被迫投降。可见，宋初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当时契丹族处于奴隶制时期，时常南下掳掠，称为“打谷草”，他们不仅四处抢劫财物，还强虏汉人为奴，沿边居民备受蹂躏。为获得中原财富，他们还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如后晋石敬瑭就将燕云十六州奉献给了辽朝。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北宋国力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太宗深知辽国的潜在威胁，马未卸鞍便直逼幽州。

但从当时综合国力分析，辽具有一定优势：首先从经济角度对比，宋承北周，刚刚统一富庶的巴蜀、广南、江南，便开始对后汉、辽国用兵；而契丹政权已经历四代帝王逾半个世纪的发展积蓄。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横贯万里”①，其间“冀北宜马，海滨宜盐”②，自然条件优越。自辽太祖起，历代统治者励精图治，不仅传统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兴，至穆宗便能“资富强之势以自肆”③。其次从军事角度相较，北宋初年辽约有御帐亲军五十万骑④，宋开宝年间（968－976年）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⑤，这点兵力用来驻防内地和守卫边关尚可支撑，若是深入幽云边地，与辽朝数十万精锐骑兵角逐，显然远远不够；宋的致命弱点还在于缺少骑兵，以步兵为主，这就不利于与拥有众多契丹骑兵、汉人步兵及其他兵种相互配合的辽军，在华北平原北部展开决战。从军事人才角度相比，这一时期，辽国有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智略宏远，料敌如神”⑥的智勇名将；宋初的“杯酒释兵权”虽富有戏剧色彩未必属实，但宋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却无庸置疑。

由于白马岭战役的胜利，太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麻痹轻敌，无视将士疲惫等实际情况，冒进“兴师复燕”，结果在高粱河一带几于全军覆没，“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⑦。此后，宋太宗安国定邦之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从积极收复幽云转变为“守内虚外”⑧，于是便有了后世的“澶渊之盟”等对外族以钱帛换和平的外交方措。

（二）宋太宗“守内虚外”的国策与太原城址

宋太宗攻下后汉时急于销毁晋阳城，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防止北疆再次出现附属于辽朝的割据政权。但鉴于太原盆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又必须再建新城，而新城的选址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宋初与北部契丹等民族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宋初统治者的对外政策。

太宗“虚外”国策，一直是后代评说、争议的焦点，但具体分析当时宋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契丹族之间的实力，就不难看出这一决策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太原城建于高粱河战役惨败之后，它选址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虚外”国策的影响。宋代太原城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一方面，失去了原晋阳城利于固守的山川天堑；另一方面从山川地理自然域分界限来看，“跳出”了汾河的环绕，敞开面向属于海河流域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与辽国占领区更为接近，在政治地理上呈现出积极与后者连接、沟通的态势。较之晋阳城，更加突出交通、经贸地理意义，呈现出了一种积极与北部边塞交好，连接沟通塞外与中原腹地的崭新气象。

宋代320年，正值民族矛盾剧烈时期，从失去西北边陲之地，到偏安东南一隅，最后消亡在蒙古族的铁骑里。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1世纪初气候变冷，12世纪气候加剧转寒，13世纪末气候转寒，至17世纪后半叶气候寒冷。大致分别对应宋、元、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等游牧民族相继问鼎中原，甚者建立统一政权的时期。气候转寒不是引致北方民族南下的唯一因素，但它们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密切联系；由于“外患”频频，宋代以降讫至明清，中原地区再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北方民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融合，自然农牧分界线在政治作用下也逐步移至外长城一线。宋代太原城址的迁移，显然更加符合此后漫长历史时期内特殊地缘政治赋予它的特殊使命。

三 太原城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交通地理意义

城市与农村不同，它有特定的职能，包括初级的手工业至现代化工业、商业、金融、贸易等各个方面，要支持这些职能，必须首先建立在良好的交通条件上；此外，通过交通网络联系较远地区，可以扩大城市腹地，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①。从全国范围分析，太原盆地不仅处于古代中国南北交通要冲上，且处于华北平原通往西南的“川陕通道”上，是西北、西南地区通往河北、北京的必经之路。隋唐以降，黄河流域水量日益萎缩，同时京都由关中迁至关东，也使汾河失去了承担大量漕粮的运输任务，通过汾河的水运通道自然也冷落下来，政府只在军事、灾荒等特殊情况下间或进行过一些水上运输，境内交通主要以陆路为主。根据王恩涌教授的观点，陆路交通多分布在山地与平原交界地带的河谷地区，这既可以免除洪水之害，又可避开山地的崎岖地形，当河流两边的山地限制交通时，陆上交通多沿河谷延伸，城市发展受其限制一般在交通沿线建立②。具体到山西中部陆路即主要沿汾河谷地延伸。

宋初代州一带是防御辽军的前哨，特别在宋辽边界，北宋修建了许多堡寨，这些边寨所在正是通道所经。为应付西面的西夏，北宋在黄河西岸府州、麟州也驻有重兵，而两州的粮草供给主要仰赖河东，为此在河西、河东之间也修筑了通道。北宋奉行“守内虚外”国策，在行政区划上突出犬牙交错态势，今陕北与晋北、关中与晋西南在当时同属一个行政区，这也使得以太原为中心通往陕北、关中交通作用的增强。山西境内特别是晋北、晋西北以太原为枢纽的交通线路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出于国防需要得到了进一步开拓和修整。

大致来讲，宋代太原盆地四出的陆路主要顺沿汾河谷地以及山脉间的峡谷和陉道。干线主要如下：南下主要干道有二：一是西南向沿汾河谷地至长安，一是东南过太谷石会关、长平关、太行陉至洛阳。北上的主要干道也主要有二：一是经石岭关、代州、朔州至云州；二是西北向过宪、苛岚州、保德军至府州，这条道路也是当时宋辽战争中的北界要害之地。东行的主要干道主要是过榆次、寿阳、井陉关至恒州等。这些通道也都是当时中国交通的主要干线。

如前所述，宋初汾河航线已不再是主要运输线路，此后，由于气候转冷、战争破坏等因素，汾河的运输功能日渐式微，陆路交通功能不断强化。太原扼控通道的要冲，由于地质、地形等众多原因，它所连接的众多主要陆路干线大都在汾河东岸，作为辐射四方的要道始点、枢纽，建城于河东可以免去架桥、舟渡之烦，交通之便利是显然的。今天由太原西南行，不论铁路还是公路依然主要建造于汾河东岸谷地，走向也与当时基本一致，而其他城市也大体沿该线呈等距离分布；具体到今之太原市本身尽管已经横亘汾河两岸，但政府、学校等机关团体、重要部门也基本建于河东，这也是对河之东岸交通更为迅捷、便利的有利注脚。

四 太原城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军事地理意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再次兵逼晋阳，由于民风劲悍城池坚固，是役成为宋军统一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战事。两代帝王屡次亲征而得晋阳，至此基本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二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太宗以为：“本维藩镇，曾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诖误军民”①，为免再次成为割据堡垒，下令移民削平。有宋一代积贫积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其北、西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强大，边关战事频仍。因此，毁坏晋阳之后必须迅速建立一座新城。赵宋王朝使太原城相对汾河城址的移动，一方面要使之更好地担负起抵御外族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刻意避免割据势力据其而危及中央集权。

（一）太原城址的北移有利于与北部边寨形成犄角之势，东徙则较好地保证了前线的供给从边防安全分析，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部、西北部游牧民族。由于缺乏盐、铁、茶叶等生活必需品，除了时断时续的边贸，他们往往通过武装掠夺满足需求。此外，在气候加剧转寒或其势力壮大时，出于生存或拓展需要，他们也往往伺机南下牧马。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掠夺，从战国赵肃侯（前333年）起，中原朝廷便屡于北疆修筑长城。但长城并没有挡住剽悍的草原铁骑，处于农牧边缘的山西成了北方少数民族活动、攻掠最频繁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强盛时也常常拓疆塞外，将农耕区向北推移。太原扼控南北交通要冲，处于农耕与游牧民族融合之前沿的特殊政治地理位置，使它一方面在和平时期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北方都会；另一方面双方兵戈相见时，或成为中原朝廷抵御、出击游牧民族的桥头堡，或沦为北方势力首先攻取的目标。

《宋史·地理志》认为太原城“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正以其控扼二边（谓辽人夏人也），下瞰长安（谓开封），缠数百里，弃太原则长安京城不可都也”②。在与辽、西夏鼎立的格局中，太原城处于三方边界的连接点上，扼控中原北向门户，失守就意味着黄河以北的失陷，危及京畿及陕西、河南广大腹地。北宋一朝，山西境内雁门关以北地区，先后由辽、金统辖，宋初代州一带是防御辽军的前哨，在忻定盆地北缘，修建了一系列边寨做为抵御辽国的军事防线，太原城与这些边寨南北呼应捍御北敌，它们间的联系极为重要。太原城相对汾河城址的北向迁移，从以自然山川为界的地理环境分析，更为接近忻定盆地，也就更利于与这些边寨形成犄角之势。此外，根据王曾瑜教授等研究，有宋一代北方屯扎的军士数额不断增加③，庞大的军旅调遣以及粮草供应，无论来自政府的赋税调拨还是市场籴买，都对交通条件提出了较高要求。太原城担负着边境后勤供给的中转枢纽功能，徙至汾河东岸，更为便利的交通也较好地保证了前线的供给。

（二）太原城址减弱了割据势力的威胁

从中原军事地理角度分析，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①。拥有太原不仅可以东出井陉攻略燕赵之地，南下汾晋太谷直取河南关中；同时，太原周围关隘林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晋南河谷道路险阻，外部军队难以孤军深入。简而言之，太原往往在乱世成为枭雄割据之地，魏晋以降的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之后的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山西境内小国割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边患频频，宋初不仅在都城开封布防重兵，且严厉打击内部可能的割据势力，太原城址相对汾河的移动，也是赵宋王朝奉行“实内虚外”国策的直接体现。晋阳“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②，城址在今天太原晋源镇一带，西有悬瓮山、蒙山屏障，汾河自西北蒙山流出与源自悬瓮山的晋水在城东南交汇，处于山、水合抱相对封闭的小地形环境内。古晋阳城易守难攻的微观地理环境，在赵势力由弱到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在早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前453年智氏胁迫韩、魏攻赵，水灌晋阳一役的结局就是明证。赵国初期曾以晋阳为都，但羽翼稍丰即迁都邯郸，也反映出晋阳城突出的是易守难攻之“守”。晋阳有利于割据政权偏安一隅的小地理环境，正是宋初堕毁城池的主要因素。太原城跨过了汾河迁于凹岸，汾河对其不再有类似护城河的军事意义，周遭亦不复山环水绕，太原城自身地理环境不如晋阳易于固守，也意味着它较之晋阳可以减缓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

总之，宋代太原城址较之晋阳，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地方割据势力生存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向北积极抵御、主动出击的态势，此外，便利的交通加强了与华北平原、河南、陕西等地区的联系，所以对于中央政权，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军事地理价值。宋代以后，太原军事地理意义相对式微，但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步北移，山西作为京畿腹地地位渐重，太原作为晋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五 宋代太原城迁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经济地理意义

北宋时山西地处边境，与北方民族之间战事频仍，但也夤缘际会，成了中原版图内与北方民族生活习俗最接近、关系最融洽的区域。北面少数民族从事游牧狩猎，富有牛、羊、马以及珍贵皮毛等物质，但缺乏盐、铁、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对于南方汉族来说，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大市场，所以山西“边贸”活动自古就颇为兴盛。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看到河东之民擅长经商，“西贾秦翟，北贾种代”，这里的代即指山西北部地区。当中央王朝实行“禁边”政策时，为防止游牧民族南下抢掠，往往在晋北边关驻扎大批部队，这些军队又组成了可观的消费者群体，要妥善解决各种物质供给自离不开商贾的协助，这对于晋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也是一个福音。“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慕”③，可见，历史上山西人很早就利用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为军队供给物质、运输军需品赢得丰厚利润。此外，联系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也使太原盆地“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①。据《隋书·食货志》载，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山西经济地位的重要可窥一斑。隋唐晋阳城，能成为当时的一大都会，除了政治原因外，在贸易交流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也功不可没。

宋朝建立后，允许沿边的商民与辽人互市，并设置了榷场，但战争使得边境贸易时断时续。北部边境吃紧时，晋商与游牧民族边贸受到抑制，与此同时北部边塞军队大规模集结，粮草及各种日用品需求膨胀。北宋为满足庞大的边防军需供应，曾实行过茶盐钞等制度，以利益激励商人输边，地理条件就为山西商人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北宋统一中国后，经济政策与前代有很大不同，在赋税制度等方面实行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宋太祖即位后，就下诏减宽商税，发展商业，由之，宋代城市中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在宋代，太原盆地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人口陡增，以至太原府成为山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②，城市本身需求也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要求太原城的位置必须具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毁灭晋阳城后，并州治所曾迁往榆次县，从平原广阔、水源充足等古代城市选址标准比较，榆次的位置并不比太原逊色，但因其不处于当时交通干线枢纽位置，很快便迁往新址，这也可佐证商业在山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交通是否便利在太原选址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太原城相对汾河的迁徙，一则免去了桥梁、舟渡之烦，二则便于与北部地区及中原腹地经济贸易往来，较好的满足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山西境内山地、丘陵占总面积80％以上，较封闭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利于地方割据，另一方面中原的兵乱、灾疫也很难波及，边境宁无战事时，人口往往滋生迅速。土地贫瘠、人丁兴旺的矛盾，也迫使山西人充分利用与北部民族毗邻的地理条件，北走西口，从事贸易。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山西移民，及明清时期祁县、太谷、平遥等晋中一带山西票号的崛起，都足以证明地狭人稠对山西商业经济的促进③；从晋商早期资本积累的地理分布，可看出他们与塞外密切的经济联系。

目前汾河谷地西岸主要有古交市、清徐、交城、文水、汾阳市、孝义、汾西、新绛、稷山、河津市等；东岸则有太原市、榆次市、太谷、祁县、平遥、介休市、灵石、霍州市、临汾市、侯马市、翼城、曲沃、襄汾等。东岸不仅城镇数目远远多于西岸，且多为当地政治、经济重心所在，从东、西两岸谷地的经济差异，也可见太原迁址于汾河东岸对于后世区域经济的意义。

六 结语

宋代太原城的迁移，应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历程中的一件具有代表意义的大事，是北宋统治者为防止地方割据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之一。诚然，这一举措对于晋阳百姓是不啻战争后的又一场灾难。

宋太原城选址相对于汾河的移动，虽带有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在当时也有许多不利城市发展的弊端，但最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密切了与中原腹地、北部塞外的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满足了宋及其后王朝的北部国防需求，较好地保证了国内南北运输的迅捷、畅通，特别是更好地满足了山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明清之际，在都城远离黄河流域之后，太原再次成为北方经济都会，以及晋商的勃兴等都是有力的佐证。

综观历史，宋初太原城相对汾河迁徙对后世的影响应该说利大于弊。

“利”如前文所述；至于“弊”，我认为主要在于割断了太原发展的历史，使它在一座繁荣都会彻底毁灭之后重新生成。对于今人对宋太原城移址的批评，我认为他们言及的不利之处在城市初建时的确存在，但纵在当时，这些弊端也没有严重到制约城市发展的程度，否则太原城就不会出现近似“涅”的奇迹。历史虽不能假设，但如果晋阳城没有毁灭，其后世发展的中心想必也在河东地区，北齐、李唐时期晋阳城的东拓已经预示了这一点。至于附近地区贫瘠、洪灾等问题，一方面城市本身生态系统会逐步调控，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也将给城市注入“抗体”，因而随着后世城市的发展，这些不利条件已逐步减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