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路西法尔
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时尚和消费的议题一直由这样一个阶层所主导着:向上看该阶层已经触到了「玻璃天花板」,向下看则已经跨越了「数字鸿沟」。
由于社会流动在某一个点上就停滞了,阶级固化的前景在该阶层内部催生了广泛的不安;又因为已经跨越了网络发言的最低门槛,所以尽管这一阶层在总人口中不占大多数,但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声量却不成比例的大。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内部贫富悬殊、差异巨大的阶层更接近于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消费社会里自我界定为有心无力、先天不足的消费者。
网络用语新穷人
「新穷人」的品味决定了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品味:一部电影票房火爆,首先是因为它赢得了「新穷人」市场;一个流量明星迅速蹿红,是因为他或她的人设击中了「新穷人」阶层的痛点。十余年来,互联网的时尚史讲述的其实就是「新穷人」的好恶。
当下互联网的新宠——「玲娜贝儿」的走红与「招黑」同样是当下中国「新穷人」阶层自相矛盾、爱憎纠葛的体现。
玲娜贝儿是上海迪士尼主题公园所开发的卡通角色,是一只粉红色的、头戴小花的毛绒狐狸,隶属于米老鼠的宠物「达菲熊」家族。
这个角色甫一推出便受到上海迪士尼公园游客的热烈欢迎,不仅周边商品供不应求,毛绒玩偶的一举一动也连续两个多月频繁成为网络媒体的热门话题。
对于这只迅速走红的卡通狐狸,主流媒体的报道普遍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种是「崇拜式」的,即对迪士尼的IP开发能力和营销能力推崇备至,作者会不厌其烦地描述迪士尼玩偶的销量堆起来可以达到了多少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玲娜贝儿的玩偶在二手市场上被炒到了怎样的高位。
另一种是「沉浸式」的,即以某个迪士尼玩偶收藏者的个人经历为切入点,讲述收藏家如何排除万难,以不菲的花费入手心仪的玩偶。
「崇拜式」报道有意无意间忽略的是:玲娜贝儿的走红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玲娜贝儿实体首次正式亮相上海迪士尼公园是在9月29日,但早在9月17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官方微博账号便转发了一条「一起欢迎达菲的新朋友——玲娜贝儿(LinaBell)」的微博,这条微博获得了两万多个赞,实际上迪士尼官方早早地已经开始为玲娜贝儿造势,而消费者所购买的也不仅仅是萌萌的卡通形象,还有「迪士尼」这个品牌,倘若没有品牌做后盾,即使同样的IP开发和营销路数也是难以复制迪士尼的成功。
「沉浸式」报道热衷于挖掘迪士尼玩偶收藏者追求玩偶过程中的艰苦经历,而对于收藏家「入坑」的动机却往往避而不谈。毫无疑问,玲娜贝儿是一个出色的设计。其可爱的外表给予人强烈的「治愈感」,问题在于当代人对「被治愈」为何如此饥渴?如果说大多数人都背负着莫名沉重的压力,将解脱寄托于新颖的消费渠道上,却对压力的来源绝口不提,难道不是一种集体的失语症?
「崇拜」与「沉浸」并不是两个对立描述,而都是「新穷人」罹患失语症的症候。消费社会里「穷人」的定义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而是「消费能力不足」。炫耀性消费之所以具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短暂消解了能力不足的自我评价危机。
虽然消费者占有的不过是一个价值千百元的玩偶,但是通过堆起来数倍于珠穆朗玛峰的想象,消费行为仿佛转化成了更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消费者从中增加了对现实的把握感——所有消费神话所热衷传播的数字:社交账号的点赞数、转发量、关注度、专辑销量、单曲下载量……本质都是如此。
消费冲动本身就是消费被营销牵着鼻子走的结果,消费的意义则是对自身消费能力地反复关照、崇拜、欣赏。一再地重复这个循环,「新穷人」患上失语就毫不令人意外了。对于穷人来说,失语意味着被迫沉默和不被倾听;而对于「新穷人」来说,失语则意味着千篇一律的自说自话。
在媒体的两种主流表述之外,关于玲娜贝儿还有第三种更加「左翼」的表述。先是有自媒体账号爆料迪士尼玩偶的扮演者月入仅三千五百元,同时用「守护神奇」的企业文化给员工洗脑,诸如「不能像人类」、「打不还手骂不还手」、「中暑也不能在游客面前摘下头套」、「写检讨」,将员工都打造成标准化的螺丝钉,劳动者所得到的报酬和所受到的规训高度不相匹配。
随后便有正规媒体跟进调查,有的调查显示这些扮演者月入五千元,有的显示有六千元——报酬总归是不高。而玩偶服的形制要求扮演者常身高只能在一米五左右,这就是说大部分扮演者必须是身材娇小的女性,常年穿戴这些沉重的人偶套装给她们造成了沉重的身体负担,还会导致难以治愈的职业病。
看起来这种表述比前面两种消费主义的表述更具深度也更具人文关怀,但如果仔细地读这些文章读者难免就会感到疑惑: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呼吁游客集体抵制迪士尼公园,来倒逼园方提高员工待遇吗?
随后社交网络上便出现了「玲娜贝儿不尊重游客」、「玲娜贝儿翻车」等「令人下头」的视频。而玲娜贝儿的粉丝声称「批评内胆就好,不要批评玲娜贝儿」,用「内胆」这个非人化的称呼来指代玩偶扮演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网络骂战。
姑且不说引发争议的原始视频内容模棱两可,将一切社会问题泛道德化本身就是「新穷人」的特点,仿佛消费者们用一种更人道、更得体的称呼来称呼玩偶演员,演员们的待遇就可以得到实质改善一样。
同一个「玲娜贝儿」派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想象:生活在空想的童话国度里的永远幸福的公主、不可思议的吸金机器和现实中备受压榨的员工——这三种想象可以说都是对的,但也没有哪种比另外两种更准确、更本质。
做一个消费文化谴责者并不比做一个消费者更加高级,如果消费和批判消费都是「新穷人」在自我观照的话。
玲娜贝儿只是一个没有背景故事的卡通形象,却无缝镶嵌进当代中国话语场中各种流行意识形态中:消费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女权主义的……
尽管这些叙事各自矛盾,但它们都是「新穷人」阶层自我的投射产物,有的人在它身上投射了从压力下逃避的途径,有的人则投射了「打工人」过低待遇的不满;而「迪士尼」这个跨国巨头,本身就集高端消费与国际剥削的想象于一身。玲娜贝儿能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保持热度,和这些议题此消彼长有关。
问题不在于这些叙述是分裂的,而在于所有的叙述殊途同归,到头来都指向了「新穷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剥削的双重身份,因此这些争论就像网络上的大多数争论一样不会有结果,即使从「激进」的表述中也看不到任何革新的希望。
已故动画大师今 敏在生前唯一一部电视动画长片《妄想代理人》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故事:一只粉红色的卡通小狗激发了全社会普遍的逃避心理,最终导致了世界末日级的大灾难。
今 敏当然不是说大灾变是卡通狗或卡通狗设计者的问题,而是说每个人在面对现实困境时都选择回避真实,哪怕每个人都只逃避一点点,最终就会累积成无可挽救的后果。
从前我只认为这是个寓言,但现在我看到粉红色的、毛茸茸的卡通玩偶,只想快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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