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聊聊中国盐政发展史——何止是盐业官营那么简单？

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及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许多城市突然刮起了一股抢购风潮，超市里的粮油肉菜等货品几乎被一扫而光。话说我在粮食行业也干了有十几个年头，深知我国在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大宗物资方面的储备和供应能力是何等强大，所以自然是一点也不慌，更没跟着去凑这个热闹。不过我并没有试图去阻止亲友去干这种荒唐事，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从众心理下往往盲目且偏执，劝说一般不会有什么效果，弄不好还得招来一顿埋怨。

这种盲目抢购也并非没有好处，起码起到了去库存、促消费的作用。况且这样的抢购风潮历来难以持久，过几天就会恢复正常——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大概在10年前，人们还曾因为一个无脑流言而疯抢过食盐？过后大家发现自己成了笑话，就再也没有跟盐较过劲。像这次超市里的米面油几乎被搬空，但摆满食盐的货架却照样无人问津。

在今天，食盐不过是一种普通商品，甚至普通到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本保障物资。而在2016年国务院更是印发了《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

一言以蔽之，就是彻底废除了食盐专营体制。话说这可是自管仲在春秋时期首推“官山海”之政以来的2700多年间，盐业市场首次真正的放开，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可事实上除了业内人士外，这条新闻几乎毫无热度，毕竟在今天食盐这种玩意的形象实在太“反面”了点——主流舆论都在反反复复的向人们灌输低盐健康饮食的必要性，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听说过白毛女的故事外，恐怕没谁还记得吃不起盐给人带来的恐惧，更没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毕竟在现代社会，可能会有人买不起房买不起车娶不起老婆，可有谁会吃不起盐？简直就是笑话！

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吃不起盐始终是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为在古代，食盐这种东西可从来没有普通过，对于任何王朝来说其意义不亚于现代社会对原油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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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短则十几年多则几百年必有王朝更替，还有人总结出个“三百年定律”——甭管是强如汉唐还是弱如晋宋，都得到点打卡下课，几乎无一例外。

不过王朝衰亡看似各有原因，其实归根到底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没钱了。试想要是谁能开个金手指、让崇祯皇帝的国库里每年能多进账个几百万两银子，那么闯逆建贼之流的还算个什么事？朱由检拿银子堆也能活活堆死他们。

银子在手，天下我有——这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比明君贤臣或是精兵强将更靠得住的东西。正如有了文景之积，汉武帝刘彻才有了跟匈奴人死磕的底气，可等到父祖攒下的老本儿花光了，刘彻哪怕再不甘、再憋屈，也只能下道《轮台诏》，将这场只要坚持下去就必能胜利的汉匈之战恹恹收场。再如以富庶闻名的南宋，其实就是靠着铜山银海独抗强大的蒙古人达46年之久，可为啥突然间败如尿崩？还不是因为贾似道的公田法改革因触及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而失败，导致大宋朝的财政彻底崩盘，这才有了蒙古人的灭宋之功。

所以只要是个正经王朝的正经皇帝，甭管他是明是昏、整天忙活的是富国强兵还是荒淫享乐，唯一忘不了的一件事都是拼命搞钱。

可搞钱也是个技术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想从工业、服务业乃至于一本万利的金融业大发满足一国所需的横财基本就是妄想。所以皇帝们想捞钱，还得将目光锁定在占人口基数九成以上的农民身上。

农民最大的产出是什么？无非就是衣食二物而已。可偏偏这两样东西事关民生之根本，少吃一口饭、缺了一件衣服弄不好就会闹出人命。而且就算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非得要收重税，实际上也很难收得上来——胆小的会逃税而沦为流民、逃户，胆大的干脆会抗税而成为盗匪，乃至于干脆反他娘的。到头来朝廷非但达不成目的，还得惹来一身麻烦，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只有傻子才干。

所以要是排除掉各种“中间商赚差价”，历朝历代对于百姓衣食方面的课税其实并不苛刻。像是汉时的田赋是三十税一，唐朝一度低至四十税一，哪怕是苛民最甚的两宋也不过是十税一的水平，“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乐全集·卷十四·食货论》）。虽然因为征税的基数太大，田赋在历代王朝的财政收入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事实上都无法满足朝廷开支的需要以及统治者贪婪的欲望。

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既人人不可或缺，而且即便征收重税人们的耐受度也比衣食要高，同时还能让所有人都难以逃税？

还真有，那就是盐铁，尤其是盐。于是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构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管子·海王第七十二》）

所谓官山海，其实就是对食盐抽以重税。可问题是啥玩意的税一旦重了，就有的是人想出无数办法来偷税漏税，这可咋办？好办。管仲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由官方出面垄断盐业市场，产运销各环节全盘控制，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只要你想吃盐，就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甭管价格多高你都得受着。

而且通过独家垄断的优势，朝廷可以寓税于价，这样一来只要百姓还在吃官家的盐，就根本没办法逃税避税。

管仲开的这个脑洞是如此美妙，以至于后来者统统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于是自此以来的2700多年间甭管时代怎么变迁、社会怎么进步，官营专卖始终是盐业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坎。

为啥？还不是这玩意捞钱又快又多，简直能让人爽翻天？

据《两宋财政史》一书统计，熙宁十年（公元1085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中，有米1789万石，商税689万贯，酒税787万贯，茶税203万贯，盐税1203万贯，其它杂项税收约922万贯——按照当时米价每石600~700钱计算（北宋钱不足贯，每贯约为770钱），盐税收入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23%，相当于田赋收入的近80%。

其实这还不算啥。到了南宋末年，因为权贵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以及连年战乱导致商业凋敝，使得盐税成了朝廷财政的顶梁柱，一度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可以说南宋最后苟延残喘的那十几年，完全是靠盐税来维持的。

到了明初，因为给边军输运物资成本高昂，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鼓励民间商人承担粮草转运的任务。为了提高商人的积极性，老朱发明了开中法，即只要商人将粮食、军马等物资输纳至边地便可兑换相应数量的盐引，凭此盐引可在相应的地区销售食盐。

结果如何？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无数商人蜂拥而至，为了获得宝贵的盐引几乎抢破了头。而宗室权贵、宦官巨富见有利可图，更是千方百计索取盐引并疯狂炒作，从中牟利，时人称之为“占窝”——盐引是如此诱人，最后被一帮贪官污吏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开中法也不得不被废除。

可见在今天毫不起眼的食盐，在历史上可是了不得的东西，甚至可与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粮食布帛等物资一样，成为商品流通中的硬通货。

02

理论上对于这么个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历朝历代统治者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视其为禁脔，闲杂人等有多远就得滚多远才对。可事实上历史上各朝代对盐业发展的政策始终在变来变去——一会儿是由官府全盘垄断，转过头去就可能会全面向市场放开，再过一阵子又搞起官商联营。到了明清以后盐业干脆成了红顶商人们狂欢的舞台，因此而暴富的淮扬盐商的那些轶事至今仍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有的甚至还成了励志榜样……

事实上历代盐政的发展演变，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原因。

表面上看，春秋时齐国因为“官山海”而暴富，引来天下诸侯的羡慕与效仿，但唯一的例外就是脑壳里被商鞅塞满了“耕战”二字的秦人。在淳朴憨直的秦人看来，盐这种东西又不像粮食那样不可或缺，甭管是这顿饭吃齁了还是下顿饭能淡出鸟来统统都不耽误打仗，那还搭理它干吗？所以无论是秦国还是秦朝始终都没怎么干涉盐政，仅是收税而已，而且税率也不高。

不过秦人后来也学坏了。一统天下后，始皇帝又是大搞基建又是南征北讨，花钱如流水之下难免手头有点紧。于是他便大幅提高盐税，一度达到了之前的20倍之多，搞得民不聊生，为后来的秦亡埋下了祸根：

“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汉初之时，头几个姓刘的皇帝比较佛系，基本沿用秦政。因此对盐业同样是只管收税而不涉足经管，只不过税率制定得比秦时要低得多。等到汉武帝刘彻打匈奴打得家底精光，御史大夫张汤便想出个盐铁专营的好主意——具体到盐业，就是由朝廷将其产运销整个产业链都包圆了，天下人再想吃盐，就只能吃官府销售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劣质盐。

也正是靠着盐铁这个聚宝盆，刘彻才能跟匈奴人死磕43年，还没让大汉朝廷破产关门。

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以后，认为盐铁专营是苛政，便予以废除，盐业重归汉初的征税制。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因为连年战乱财政枯竭，魏蜀吴三国要里子就别想要面子，于是重新捡起了刘彻那套盐铁专营的苛政，并被西晋所沿用。等到了晋室南渡，又有一大堆权贵整天嚷嚷着盐铁专营苛政害民，本来说话就不好使的司马家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废专营而行征税，并被其后的宋齐梁陈等朝继承，一直延续到隋朝再度一统天下。

然后隋文帝杨坚就说了——专营固然是苛政，可征税也不是啥好鸟，反正都让老百姓吃不起盐。既然如此，那不如既不专营也不征税，让天下黎民过上不健康的高盐饮食生活吧！

于是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下诏令除禁榷，通盐池，盐井之利与百姓共之开始，一直到开元初年的13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盐业市场放开的时期。盐价一度跌到了10文∕斗的程度，就算贫民小户也过上了吃盐能吃到把自己活活齁死的幸福生活。

不过安史之乱一起，大唐王朝就又揭不开锅了，只能再度把主意打到盐政上。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前后，盐铁使第五琦和刘晏先后改革盐法，实行就场专卖制，即对食盐采取民制官收，官卖（寓税于价）民销的办法来扩大朝廷财政收入。当然效果也是杠杠的，民间盐价在十几年间打着滚上涨了数百倍之巨，官府自然随之大发横财，盐税几乎占据了大唐王朝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政府财政收入大约是1200万贯，其中盐税收入就达到了600万贯。

有了唐朝打样儿，此后宋元明等朝虽然对盐政多有改革，但大体上都延续了就场专卖制这一法宝。于是在这近千年的时间里，官府收钱收到手软，百姓淡食淡养鸟。现在说古人吃不起盐，基本上说的都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到了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因为官办盐场效率低下、收盐不足，导致盐税收入大幅下降，让视财如命的万历皇帝朱翊钧非常不满。于是他采纳了两淮盐法道按察使袁世振的建议推行“纲法”，并被后来的清朝所沿用。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时因纲法弊端积重，一度曾被票法所取代，但遭到既得利益的官僚和盐商的大力反对，不久又变相恢复。

所谓纲法，说白了就是由特许商人代替官府垄断盐业的产运销整个产业链。因为商办总比官营成本低、效率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盐业市场的发展。但同时所谓的特许商人其实就是红顶商人——由商人所领盐引所编成的纲册，是各大盐商可以永远据为己有的“窝本”，而且还可以世袭，这才形成了在明末、尤其是有清一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红极一时的盐商阶层。

以上，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盐政发展简史，但也仅是浮于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罢了。

03

在近现代以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原因，古人想通过发展生产创造大量财富的能力和渠道非常有限。像粮食和布帛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物资，就连皇帝和权贵也轻易不敢妄动，否则一旦引起天下动荡，这帮家伙要么是身死国灭，要么是抄家灭族，反正下场都不会好。

于是盐铁酒茶之类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在短期内即便市场波动得再厉害也一般不会要人命的东西，就成了他们逐利的最优选择。

就拿盐政来说，如前文所述在历史上一会儿官营垄断，一会儿放开民营，一会儿又官商联营，看似搞得乱七八糟，总是大开历史倒车，其实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武帝刘彻实施的史上最严厉的盐铁专营令，全国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完全由官府、其实就是皇帝所垄断，其余人等谁碰谁死。为啥？因为刘彻被气坏了——汉初盐政沿用秦法，官府只征税，盐业巨利皆为权贵豪强所有。结果老刘为了打匈奴打得国库盘干碗净，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向他下拜称臣的饕餮们吃得脑满肠肥，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刘彻才采纳了张汤盐铁专营的建议，其目的就是把权贵豪强嘴里的肥肉抢到自己的碗里来：

“（张）汤承上旨，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

老张因为出身和性格等原因，不受同僚待见，所以想往上爬只能紧抱皇帝的大腿，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毕竟是盐铁专营令的发起者，因此将全天下最有权又有钱的人——除了刘彻外，统统得罪了个遍。话说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张汤因此成了权贵豪强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等到他的利用价值耗尽、被刘彻当成用过的破抹布丢出来时，他的悲惨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即便是刘彻也没落到好。在他活着时没人敢惹，但整个朝野上下也是怨气满满。等到刘彻死后，那些对其恨之入骨的士族门阀便对他破口大骂了千年之久——虽然都打着刘彻苛政欺民的旗号，但实质还不是被动了自家的奶酪？比如出身河内司马氏的司马贞：

“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为圆，禁暴不止。奸伪斯炽，惨酷爰始。乳兽扬威，苍鹰侧视。舞文巧诋，怀生何恃！”（《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刘秀中兴汉室后，立马就废除了盐铁专营的“苛政”。但理由肯定不会是像他说的那样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轻徭薄役才“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毕竟光武大帝手头也不宽裕啊。可是腰包再瘪，也架不住他欠的债多，而且是不得不还、否则会要命的巨债。

新莽末年，刘秀从一个沦落到修理地球为生的落魄宗室一跃成为天下至尊，他本人是如何的天资过人加英明神武还在其次，主要还是因为有贵人相助。那么刘秀的贵人是谁？看看他儿子刘庄册封的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就一目了然——要么是南阳、颍川两郡的士族，要么是河北之地的豪强。

这些人出钱、出兵来替刘秀打江山，当然不会是无偿奉献爱心，肯定是要收取回报的，盐政之利不过是其中之一。在这种问题上，刘秀包括他的子孙也不得不妥协，否则闹出更大的乱子就得不偿失了。

相对于经济上的利益，政治上的考量当然优先级更高。

到了汉末三国时天下大乱，曾经的士族豪强纷纷成了草头王，盐铁就算官营了依然是自家的买卖，于是就没人再管这玩意是不是苛政、欺不欺民。不过等到晋室南渡了，司马家的皇帝不是怂包就是软蛋，腰杆又硬起来的士族门阀便再度打起“与民争利”的正义旗号废除盐铁专营，抢回了这桩大买卖。

从隋初到唐朝开国的前100年里为啥盐业市场完全放开，甚至连税都不收？还不是因为当时的山东士族势力极其强大，不但垄断了盐业市场，还将盐价高企的黑锅统统归结于朝廷征收的重税。

这样一来巨额利润和大好名声都被山东士族赚去了，朝廷没捞到多少好处，反倒被塑造了罪大恶极的反派角色。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皇权与士族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眼见在盐政上被山东士族拖进了大坑，各种狠人猛汉层出不穷的隋及初唐皇帝干脆一拍两瞪眼——你不让老子好过，那干脆咱们谁都别过了！

于是乎盐业市场大开放，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贵贱都能进场玩耍不说，朝廷还免税！这一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高入云霄的盐价打进了尘埃，曾经在其中呼风唤雨、获取巨利的山东士族损失惨重。

有人会问，朝廷不是也损失了大笔税款吗？

这事得一分为二的看。初唐时盐价被打到了10文∕斗这样史无前例的低谷，朝廷虽然是分文不赚，但当时盐税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并不高，完全可以忍受这样的损失。可士族呢？我们可以拿数据来证明——安史之乱后唐廷为了维持统治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便重新开征了盐税，使得盐价很快涨到了110文∕斗。而在这新增的每斗100文钱的利润中，作为税款流入国库的还不到50文，剩下的都被豪商巨户在运销渠道中赚走了。

士族门阀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可以敌国，但其中的个体距离这样的能力差得就太远了。因此表面上看开放市场、免除盐税造成朝廷和盐商的损失大致相当，但对前者造成的损害顶多算皮肉伤，而对后者来说就足够令其吐出一口老血了。

也正是隋唐两朝的皇帝持之以恒的斗士族，包括盐政改革在内的各种手段齐出，才导致士族门阀的势力逐渐被削弱，并最终走上了末路。

04

如前文所述，安史之乱后唐廷重征盐税，还发明了个就场专卖制——话说在此前无论是垄断的盐业专营制、开放的征税制乃至免税制，但盐业市场总体上是可控的。而自就场专卖制出现并被宋元明等朝沿用以后，中国人彻底吃不起盐的时代才真正降临。像是史书中记载的贫苦百姓因为吃不起高价的“官盐”，不得不搜集粪尿中析出的结晶体（硝酸盐）当盐吃的悲惨故事，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就场专卖制中，民制官收是没问题的，因为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税源不会流失。但此后的官卖民运及民销的环节问题就大了去了——理论上是官府在收盐后加价（即盐税）卖给盐商，由其去运销。可事实上官府将盐卖给谁、为啥卖给张三而不是李四，是否有“中间商赚差价”、又赚了多少，张三购盐后向百姓卖出了天价该不该管、又怎么管？这其中的门道更是大了去了。

所以酒场专卖制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官商勾结。

这是中国盐政发展史上最大的恶政。

首先采纳并实施了酒场专卖制的唐代宗李豫倒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就是被安史之乱搞得焦头烂额，病急乱投医下只想多捞点钱续命而已。而且他还不是最过分的，唐德宗李适为了筹集平息四镇之乱的军费，一度将盐税提高到了八成，使得盐价冲高到了310文∕斗的天价，同时也使得唐廷的盐税年收入超过了700万贯。

所以说要是没有盐税，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能不能再苟延残喘150年，还真是个未知数。

可随后的宋元明等朝在并没遇到这种燃眉之急时，却不约而同的沿用了就场专卖制，理由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居然还是跟士族门阀有关。

话说士族门阀虽然跟皇权是一对整天要么互相斗，要么互相坑的欢喜冤家，但本质上却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为啥？因为士族门阀跟皇权都是可以世袭的——一个王朝动辄能存续两三百年，而一族大姓更能有数百乃至上千年的辉煌历史。因此对这二者而言，虽然经常为了眼前的利益斗得不可开交，但更得顾及长远，毕竟宗族的长治久安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隋唐以前，无论皇权还是士族虽然都不是啥好鸟，但还是有底线的。对他们而言，一时的利益得失乃至于个人的生死荣辱虽然很重要，但永远重不过宗族的存续和未来。

因此相对而言，他们都是要脸的。

可是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和士族门阀在唐末的乱世中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出身庶族地主的士大夫阶层，却是个可以完全不要脸的群体。

为啥？因为在科举制下，想当官获取权势就只有考试这一条路可走。就算当老子的位极人臣，可要是他生出一堆傻儿子、没指望中过进士的话，那么家道中落就是分分钟的事。

在权势无法世袭的情况下，士大夫只能一心谋取财富，那还管什么名声和脸面？像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事在汉唐时虽然也非罕见，但真正的遍地开花导致吏治彻底败坏，还是唐朝以后的事情。

所以李豫急就章搞出的就场专卖制在两宋以后大受欢迎，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有人可能会质疑——贪官污吏横行，皇帝肯定是受害者之一。像是官商勾结的就场专卖制，不就是赤裸裸的从皇帝手里抢钱吗，他为啥不管管？

我想答案是非不为尔，是不能也。

两宋的赵家皇帝忙活了300来年，最大的心思既不是找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等成天欺负他们的蛮夷报仇雪恨，也不是清政安世，打造一个与民同乐的太平盛世，而是殚精竭虑的确保治下的这座江山必须姓赵，能多苟活一天算一天。

为此他们不惜用杯酒释兵权挥刀自宫，使得弱宋之名哪怕千载之后仍然臭名远扬；为此他们不惜拼命抬高没啥能力造反的文官的地位，使得两宋成为上下五千年间士大夫唯一的天堂；而为了笼络欲壑难填的权贵官员，赵家皇帝们只好刮地皮都刮出了火星子，因此两宋百姓赋役之沉重、生活之贫苦，在历朝历代中都算得上首屈一指。

所以在两宋，只要那些大人物不造反，贪污腐败啥的都不算事。那么在盐政上对官商勾结睁一眼闭一眼、百姓吃不起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其后的蒙古人，他们只要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就好了，连大元朝死不死的都不放在心上，谁又有那个闲心去管老百姓吃盐的难题？

明朝的朱家皇帝倒是不惯臣子的毛病，也不像蒙古人那么短视，可问题同样一大把。比如能力出众的开国两祖基本没啥经济头脑，连宝钞都敢随便滥发（话说连蒙古人发行宝钞还知道弄出个准备金制度呢），谁还能指望他们在盐政上有啥出类拔萃的创举？能跟宋人学习搞出个折中法已经很难为他们了。

后来的明朝皇帝还有个普遍性的毛病，那就是贪财。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啥发明了个换汤不换药的纲法？还不是因为就场专卖制方便了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上下其手，偏偏皇帝捞不到多大便宜？换成纲法以后，能在盐业这个聚宝盆中大发其财的商户由流动的变成了固定的，还是类似世袭的那种。而能决定谁能进入纲册的最终裁定者，也从各级官员变成了皇帝陛下本人。

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皇帝要亲自下场发财，这谁能玩得过？

清朝沿用纲法，一个原因是刚入关时的满洲人文明程度太低，不得不大面积的照抄前朝老朱家的作业；另一个原因就是清帝与宋皇的心态比较类似，就是对自己的正统地位都有点心虚，所以对臣下的要求大体上也是只要你不造反，那么贪污腐败啥的只要不太过分就不会过于追究。

终清一朝，除了雍正皇帝胤禛眼睛里不揉沙子，其余十一帝对贪官污吏的态度大体如此。因此纲法这一恶政便又得以被沿用了下来，直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