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学”在一百年来的发展中渐成显学，可以说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方方面面都有学者论及，特别是刘勰论文章创作的内容，不仅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同时也在民间最为普及。事实上，作为体大虑周的文论巨典，《文心》犹如大型宝藏，尚有等待挖掘的璞玉遗珍，如刘勰在全书中对先秦至南朝近三百位作家的涉及三十多类文体的近四百种文章进行了系统评论，并且评语大多深刻精到，这无疑是唐前文学批评之最，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唐前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借作用。
那么，刘勰在评论文章（含诗歌）优劣时，是否具有统一的标准呢？从其具体的评语来看，有一条贯穿全书的重要标准——雅义丽辞。《文心雕龙·征圣》篇倡导向圣人学习文章写作的金科玉律，即“雅丽”：“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佩实者也”，圣人文章既有雅正的内容，又有华丽的文采，华实相配，是所有文章应该效仿的典范。《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辞赋创作的要求是“丽辞雅义，符采相胜”，这也是刘勰认为所有文章创作应追求的最高标准。
所谓“雅义”，首先是指文章的内容要有益政治教化，无补时用的作品，是不足取的。刘勰在评论诗、赋、乐府等情感性与文学性强的作品时，就格外看重其政治教化作用，对于含有美刺的《诗经》、古乐府和一些汉魏名赋，充分肯定赞扬。但当这几类作品“以文灭质”，不再具有规补教化的作用时，刘勰就要举起批判的矛头了，如批评只追求文采的赋作是“蔑弃其本，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文心雕龙·诠赋》下引自《文心雕龙》只注篇名）。
至于公文笔札，本就是为封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容上有益政教，更是分内之要求。刘勰认为优秀的公文笔札就要有益治道，像西汉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言兵事疏》、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谷永《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陈蕃《谏封赏内宠疏》、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王朗《奏宜节省》、温峤《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等汉魏两晋的名奏都是切中时弊，劝谏规诫，都得到刘勰的赞赏。
在评价一些民间文体时，刘勰也是以内容是否有益政教来置褒贬。比如“谐词”和“隐语”起于民间，是老百姓为了表达内心的“怨怒之情”，而创作出的嘲笑和暗讽的话，对统治者有一定箴戒作用，但到汉魏以后，渐渐发展成为仅供娱乐的笑话和谜语了。刘勰对此的评价态度十分明确，古之谐隐不可废，但今之谐隐则无足取。以“谐词”为例，战国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谏楚襄王不要沉迷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谐隐》）。但到了魏晋时期，讲滑稽笑话的风气盛行，曹丕甚至专门编成《笑书》、潘岳创作《丑妇》、束皙写成《卖饼》，这些就“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谐隐》），完全是调笑之作，对政治教化没有丝毫用处。
另外，“雅义”还要求文章内容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不能弃孝废仁，违礼反道。刘勰指责法家的作品《商君书》《韩非子》“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哉！”（《诸子》）废弃儒家仁孝，无怪乎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杀了。还有左思的《七讽》因为“说孝而不从”不遵从儒家孝道，刘勰便以此全盘否定了整个作品，明言“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指瑕》）。最明显的例证是《史传》篇激烈地抨击班固、司马迁将吕后列入记载皇帝事迹的“本纪”中，刘勰认为这是“违经失实”，儒家向来排斥女人干政，即使实际上皇后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不能写入帝王本纪里去的。
至于“丽辞”的标准，刘勰是要求文章讲究语言修辞之美，要求声律和谐、结构严整，特别是充分运用对偶、比兴、夸张、用典等艺术手法，体现出艺术性和审美性。另外，刘勰还对文辞表达的繁、约、显、隐有所要求，他特别青睐“简约”和“显畅”的文章。
《铭箴》赞曰：“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议对》中说：“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约为美”实是刘勰在全书中广泛应用的一项评文标准。例如，他称赞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杂文》）；孙盛《晋阳秋》“以约举为能”（《史传》）；管仲、晏婴的子书“事核而言练”（《诸子》）；《尹文子》“辞约而精”（《诸子》）；张华的章表“理周辞要”（《章表》）；公孙弘之对“总要以约文”（《议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是赞扬这些作品为文精约，简要得当。与之相应，刘勰明显批评文辞繁杂之作，像：冯衍之铭“繁略违中”（《铭箴》）、温峤《侍臣箴》“博而患繁”（《铭箴》）、冯衍论说“事信文繁”（《论说》）、傅咸议对“属辞枝繁”（《议对》）这些都是作品不足之处。 然治繁总要并非易事，一些博学才颖的大家也难免繁辞之弊，如西晋文豪陆机，刘勰多次指出他的这一缺点：《哀吊》中批其《吊魏武帝文》“序巧而文繁”；《议对》中叹其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熔裁》中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体性》指出“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最后，在《才略》中对陆机的总结就是“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刘勰还应用了事显为贵的标准。如他要求“议对”这种文体要“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议对》），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能深幽隐晦。像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事切而情举”（《议对》）论事确切而情意明显，无怪乎被汉武帝拔擢为第一名。无独有偶，用于军事行动上征讨敌人的战斗檄文，刘勰认为“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要起到宣传震慑的效果，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旺盛文辞果断，如隗嚣之《檄亡新》“意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檄移》）！
刘勰“雅义丽辞”的评论文章标准，体现了六朝时期对语言艺术之美的追求，有领先时代之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家诗教观，有其局限保守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参考借鉴时，要予以充分辨别，去粗取精，才能正确利用这一宝藏。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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